摘要：互见法是《史记》中精彩而又令人惊叹的述史方法和表现手法 ，它也是实现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相统一、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相融合的重要手法。司马迁如何巧妙运用互见法，在表面上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和遵循了封建社会避讳原则的基础上，又如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坚守着“实录”的本真，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关键词： 述史方法 表现手法 历史价值取向
正文：
《史记》这部两千一百多年前由父子两代人用生命和热血铸成的历史巨著，以其完整的体系、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和不群的史识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其中互见法是它体例中一个精彩而又令人惊叹的述史方法和表现手法。
《史记》首创的主体结构，彼此配合，融为一体，克服了编年体“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的缺陷，而“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容纳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但一个人的事迹或一个历史事件，总是错综复杂，彼此关联的。以纪传体写人物，将历史人物一个一个分散来写，又会造成事件的重复冗赘，司马迁意识到了这种一事分散而又前后屡出的短处，他运用互见法来弥补，化短为长。其运用之妙 ，“ 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 ”。
一、在互见叙事中坚守实录的本真
互见法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与纪传体相适应的述史方法。这种方法是将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件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彼此补充。“互见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详此略彼，叙述史事条理分明，避免重复；证名实，与回护之中不失历史真实；同时它也是塑造传记人物形象的一个好方法；互见法两传存疑，广载轶闻，以备参考。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司马迁使用互见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当然身处汉朝的司马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为了避讳。但处于汉代新兴的封建社会中，专制主义盛行，拿着朝廷俸禄的史官，记载历史事实要做到客观地如实反映，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皇帝身边的史官，他的历史记载既要遵循封建社会避讳原则，更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司马迁坚持作为历史学家的原则，发挥创新精神，巧妙运用“互见”叙事方法，在表面上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和遵循了封建社会避讳原则的基础上，又如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坚守着“实录”的本真。
二、实现历史与文学的统一融合
记载历史事实，必须要涉及到人物，人物则是历史事实的灵魂。《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在一个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的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基本特点，而其他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则安排到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就是苏洵所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方法。因此，《史记》中的人物，既是历史文学的人物，又是历史生活的真实人物，是历史真实性与文学真实性相结合的统一体。这种效果的取得，是司马迁运用“互见法“的结果。在这里，“互见法”是实现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相统一、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相融合的重要手法。
《史记》中对项羽形象的叙写和塑造，是通过《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黥布列传》和《淮阴侯列传》等篇中的叙事及其互见进行刻写和塑造。《项羽本记》完美地塑造了项羽的英雄形象。该篇通过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典型事件，描写了项羽由兴起到失败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形象，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奠定了灭秦的盖世功勋。这是项羽一生中最得意之战，也是司马迁刻画项羽形象最精彩之处。战前项羽勇冠三军，士卒感奋，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呼声动天，大败秦军；战后项羽召见诸侯，声威显赫，被拥为上将军。这些都是加以铺垫和夸张，集中刻画项羽之勇和善战。鸿门宴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酒宴上的斗争扣人心弦，刘帮谦恭奉承，项羽骄横自大，形成鲜明对比。司马迁把楚汉君臣聚在一起进行了夸张的描绘，塑造了人物群像来衬托项羽。在战场上项羽是叱咤风云的统帅，在政治上,项羽则是一个短视的侏儒。他骄傲自大、头脑简单、厚重木讷、重个人感情、轻信奉承。狡诈的刘邦利用项羽个性中的这些特点,从而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项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物，他有许多缺点，也打过败仗，甚至在个性中有着凶残的一面，他杀人以千万数，失去了民众，所以他终于是一个失败者。但项羽的这些短处,在本传中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略而不载，却在《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篇中补叙出来。例如在《淮阴侯列传》中，描绘了项羽个性中的种种弱点，如他不能任属贤将的匹夫之勇，他的妇人之仁而不能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受封，他的残忍引起百姓的怨恨等等。
同样如此，《史记》中作者对魏公子信陵君的叙写，也是通过《魏公子列传》和《范睢蔡泽列传》等篇的“互见”，既突出作为文学人物形象的完整刻写，又留下作为历史生活人物的真实的信陵君。在《魏公子列传》篇中，司马迁以感情极其激动的笔触，热烈称赞了魏公子信陵君礼贤下士的真诚态度和急人之难、为国分忧的高尚品质，塑造了一个既具智勇，又善顾全大局，敢于反抗暴秦侵犯，维护东方诸侯权益的爱国主义贵族公子的优秀形象，使人爱戴，为人传诵。而在《范睢蔡泽列传》篇中，司马迁又记载了魏公子信陵君因畏秦而不纳魏齐的虚饰情态，暴露了当时在强秦统治之下弱势诸侯国人们的畏秦心理。两传中关于魏公子的叙写形成了互见，既使魏公子信陵君这一人物更加真实、可信，突现出述史的“实录”原则，又使魏公子信陵君这一文学人物形象更加全面、完整，给人一种历史完整性的感觉。
三、在点滴互见中展示历史价值取向
在《高祖本纪》中无一字不颂圣，然而汉高祖不如人意处呢？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对刘邦取得成功的一切优胜措施、以及作为大政治家的过人之处都一一作了生动描绘，说明了他的成功绝非偶然。而对于刘邦的痞子气、无赖气，表面豁达内心忌刻，残杀功臣，诛除异己，也作了充分的暴露。可是如何去书写，如何表达自己的历史价值取向，对于一位封建王朝的一位小小史官，在面对九五至尊、不可一世的一国之君时，这绝对是一件及具挑战的任务。
作者司马迁将相关文字全部打散写入他人列传里。读者想全盘了解汉高祖，须读完整本史记，将相关的纪载记整理后，方始得窥刘邦全貌。《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樊郦滕灌列传》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实，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败逃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几次把亲生儿女推到车下，后来的惠帝、鲁元公主有赖于夏侯婴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在这些点滴的“互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本人的历史价值取向。
四、对后世文学作品及研究影响深远
《史记》中人物形象刻画的艺术，不仅前无古人，而且成为后世史书、散文、小说、戏剧塑造人物的典范。其中互见法在以后的文学名著中也屡见不鲜，可见其影响深远。
作家施耐庵在《水浒传》人物塑造中同样也有使用“互见法”的范例。在李逵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中，作者通过大量的章节勾勒出一位嫉恶如仇、勇敢无畏、憨厚可爱、对受苦人民怀有深厚情感农民反抗者形象。但在三打祝家庄这一回中，由于宋江实行分化政策，使邑家庄保持中立，但李逵不管，杀了邑太公老小，破坏了义军的策略。这一回中表象了他的鲁莽、不讲策略、狭隘报复思想。不过这些缺陷和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相比毕竟次要，这种“互见法”使李逵的形象更加丰满逼真、亲切形象。
在红楼梦第五回曹雪芹写林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对照薛宝钗“品格端方，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故宝钗“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林黛玉如何不得下人心呢？要到第十六回中才一语带过，稍不留心还看不出来：黛玉回贾府后“忙着打扫卧室”。试问：贾府上下多少仆庸，林黛玉外出不在期间，竟无人打扫卧室；且“贾琏与黛玉回来，先遣人来报信，明日就可到家”，总管得知林黛玉次日将返，亦不遣人先行打扫。要等黛玉回贾府后，亲自“忙着打扫卧室”，难道不是下人的消极抵抗，上下一气地要黛玉好看？下人为何要如此对待林黛玉？不得下人心也！此种前后互见的写法在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总之“互见法”是实现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相统一、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相融合。最后回观《史记》，虽然班固、刘向赞扬了它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然而笔者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并非是司马迁“零度情感”的介入，从“互见法”仔细分析，作者在突出人物主体性格的同时不忘使用“互见法”补充附属性格，而且作者好恶隐含其中，在性格描写中有阳光、有阴雨；有光明、有黑暗；是非曲直，嬉笑怒骂，尽在互见中，此种手法真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互见法”也成为作者历史价值取向研究的突破口。当然这种隐藏性、丰富性也使《史记》更充满了矛盾性与复杂性，这无疑给后人的研究同时带来了困难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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