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玉在人们的心中就是神圣而美好的象征。“玉魂国魄”，这四个字便是玉器在中华文明中地位独特的最好诠释。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玉器会呈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代表不同的文化内涵，但玉器始终与中华文明的发展主线紧密相扣，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演进历程的重要途径。
近日，为纪念金沙遗址博物馆开馆10周年，“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在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汇集了全国各地出土的夏商玉器精品250余件（组），是国内夏商时期出土玉器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精美的玉器，柔和的光线，独特的布展，此次展览实现了玉器与展馆的完美融合，受到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一致赞赏，玉器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
250余件（组）玉器见证古蜀文明
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介绍，本次展览系统地展示了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与新华遗址、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山东苏埠屯商墓、湖北盘龙城遗址、河南殷墟遗址、山东前掌大墓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四川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全国夏商时期12处重要考古遗址出土的250余件（组）玉器。
展览从什么是玉，到夏商玉器的常见器型、制玉工艺和装饰技巧等，将展区分为“美玉天成”“斧钺神威”“圭璋祭礼”“琮璧对话”“玲珑俏雕”“辨纹识工”六个单元。
玉戈 资料图片
在“圭璋祭礼”单元的众多展品中，一个出土于金沙遗址的长27.6厘米、宽5.6厘米、厚0.8厘米的玉戈尤为精美。它的援身较长，上下边刃较直，向前锋处缓收，兼具了玉戈和玉璋的部分特点，是璋戈合体的典型，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
承载古蜀文明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国内出土夏商时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址之一，不仅出土了源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十节玉琮和源自黄河流域的玉璋、玉戈、玉钺等，还有古蜀人广泛吸收其他地区玉文化，融合创新后制作出的具有鲜明古蜀特色的玉器新品种、新造型。
正如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所说：“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受到金沙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密切关系，它既是中华文明多样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原文化向西南地区传播的‘大本营’之一。”
承上启下的夏商玉器
“密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膏，其源沸汤，黄帝是食。玉膏之所出，玉色乃清，五味乃馨，坚栗精密，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这段话指明，玉是由中华民族始祖黄帝所吃的玉膏所生成，天地鬼神皆以玉为食的神话故事，记录在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中。
虽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但仍然从中可以看出玉器在史前时期的作用。“史前的玉器最早是用来祭祀天地‘通神’的，古人常言‘美玉天成’，玉凝聚着天地山川万物的精华，因此他们认为以玉为祭可佑平安。”王方说，“这一点从出土的史前时期的玉琮就可以证明，绝大多数这个时期的玉琮都呈现出‘外方内圆’的特点，古人认为他们可以沟通天地，这和古时‘天圆地方’的说法完美契合。”
玉鱼 资料图片
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逐渐形成体系，社会形态发生剧变，王权与军事政权取代巫觋神权，成为国家政治的核心构成。为了彰显其通过战争而实现兼并的功绩，夏商时期就逐渐把玉制的武器变成礼器，成为王权和身份的象征。
“以玉戈、玉钺、玉璋等为代表的兵器仪仗类为主的玉礼器群，既是夏商时期社会宗教思想、礼仪规范的代表与象征，又是手工业技术、审美意识、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史前玉器和两周玉器的过渡期。”王方介绍。
活环羽人玉佩饰 资料图片
从两周时期开始，人们逐渐把玉和人的品德联系在了一起。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而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贯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从此，“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干戈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精神等优良美好的品德都与玉密不可分。
通过玉器，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审美和社会风尚，更能发现其政治、宗教和文化的特征。夏商时期的玉器，上承新石器时代“以玉事神”的传统，开创“以玉载礼”的新风尚，下启两周时期“以玉比德”之先声，以其星罗棋布的分布、融会贯通的形制和制作精湛的工艺，掀起了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对后世玉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0多位专家共探夏商玉器的发展
夏商时期，是玉文化频繁互动的高峰。因此，在此次特展期间，国内外80余位玉文化研究专家齐聚一堂，在“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宽广的文化视野来看夏商玉器的传播发展，揭示金沙玉器的最新研究成果。
嵌绿松石铜牌饰 资料图片
据王方介绍，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共出土玉璋300多件，超过全国其他地方出土总量。玉璋最早流行于夏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商灭夏以后，商人并没有使用玉璋的习惯，于是夏朝后人就把玉璋进行扩散传播，而古蜀人则在此时继承和发展了夏朝宗教的观念和礼制的思想，使玉璋成为古蜀文明最核心的礼器。
玉文化并未止步于平畴千里的成都平原，而是从这一西南广大地区文化交流的“中转站”继续延伸，经四川盆地走向岭南地区，甚至到达东南亚地区。领玉璧、凹刃玉凿等有着鲜明特色的玉器，曾在越南、泰国等广袤的区域出土，成为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据。
越南考古研究院院长阮金容先生介绍，目前越南境内在两处遗址中共发现了8件玉璋，位于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的冯原遗址就是其中之一。冯原遗址属于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文化的过渡时期，距今约4000年，根据同时期中国和越南的史料对比，可基本认为冯原遗址的玉璋是由中国传入越南。
从中原到西南，从黄河下游到长江流域，夏商玉器就像一位文化的使者，将夏商时期的全部精华传播四方，也折射出了当时地域之间交往的频繁。
专家解析中国的玉器和玉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玉是中国古代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区古代文化的显著特点
中国是玉的国度。如果从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玉玦算起，中国制玉的历史已经延续了七八千年。从某种意义上说，玉是中国古代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区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世界上有三个地方以玉器的制作闻名，即中国、中美洲和新西兰，但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区最广。夏鼐先生主要根据妇好墓的出土玉器，把商代的玉器分为“礼玉”、武器和工具、装饰品三个类别。
此次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的夏商时期玉器，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基本都是历年来科学发掘出土的玉器；第二，除了狭义的中原（陶寺、二里头、花地嘴和妇好墓）地区，还将西北地区（新华和石峁）、黄河下游地区（苏埠屯和前掌大）和长江流域（大洋洲和三星堆）许多遗址的玉器放在了一起；第三，除了玉器，跟玉器密切相关的少数其他物品比如礼用石器、绿松石器、铜器等，也一并展示；第四，不同地区的玉器，也无非是上述三种玉器：“礼玉”、武器和工具、装饰品。把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玉器放在一起展示，可以更清楚地观察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各地区之间日益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夏商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峰。各地区玉器在类型、工艺和纹饰上的可比性，就是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各地区持续不断交流互动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此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
三星堆与金沙玉文化是夏商玉文化在古蜀的延续与发展
通过对三星堆玉器与金沙玉器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玉文化的总特征是夏商玉器及玉文化在西南古蜀方国的延续与发展。其主要表现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承袭了夏商玉器及玉文化的传统；第二，产生了适合于古蜀国文明社会发展的一大批玉器新品；第三，玉器在祭祀活动中的使用空前兴盛。
三星堆、金沙玉器中作为祭祀用品及仪仗用具的牙璋、牙璋形戈，形制多样、数量空前，显示玉器在当时的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牙璋原本是夏王朝特征性的玉器，这种夏王朝特征性的玉器并没有被商王朝继承，却在川西地区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国文明社会中得到了蓬勃发展。牙璋流传到成都平原的过程，不仅是牙璋器物本身的传播，更反映了二里头文化一支系人群的迁徙。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
夏朝晋陕高原的玉文化体现了华东和华西玉文化的交融
夏朝出现以前的四千年前，便已经形成了华东、华西玉器文化的地域差异。华东先民崇拜动物精灵，他们以美玉雕琢想象中神灵动物的造型和纹饰，来作为沟通人、神的礼器；华西先民从观察天象变化、寒暑更迭、昼夜轮替、植物荣枯等现象后，发展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同类感通”的哲理，他们将美玉雕琢成光素圆璧、方琮，用作感应神祇祖先的礼器。
而晋陕高原则位于广袤华西的最东一片，是华西、华东文化交流区，其出土的玉器多属于夏朝时期，因此其玉器显示出四个面相：第一，与齐家文化相似的“坑埋玉器”传统；第二，制作出融合东西双方元素的玉琮，并效仿华东、华西玉器文化用圆璧改制出仿华东牙璧、仿华西联璧；第三，擅长用墨玉制作杀伐力强的玉兵器——牙璋、长刀等；第四，是具象与抽象“华东式神祖”的西进，暗示着上古东夷族系迁徙。
夏朝时期，晋陕高原的玉文化，既有交融，又有创新，是中国上古玉文化重要的发展时段与发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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