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法院关于豫东地区高价彩礼的调查报告
高门嫁女，人之常情；娶亲纳征，乃传统习俗。然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天价”彩礼对家风、村风、民风的破坏远超想象。当前，我国农村发展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因病治贫、因残致贫、因学致贫尚有国家政策兜底扶贫，而“因婚致贫”现象不仅令一些家庭生活陷入拮据，更是给农村整体发展增加了负担，拖了国家脱贫攻坚工作的后腿，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天价彩礼的出现，也促使一部分人的择偶标准掺杂了过多的物质利益，不仅恶化了农村社会风气，挑战了道德底线，还使一些家庭因筹集彩礼而大肆举债，甚至选择了高利贷，更有甚者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天价彩礼，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笔者以豫东商丘两级法院近年来受理的彩礼纠纷为样本，对彩礼纠纷的现状、特征、原因、危害等进行调查，提出综合治理的意见建议，以期对该问题解决有所裨益。
一、近年来商丘法院受理彩礼案件现状及特点
（一）2015年以来彩礼案件状况表1：商丘两级法院2015年1月-2019年9月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基本情况
表2：商丘两级法院2015年1月-2019年9月涉及彩礼返还问题离婚纠纷及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情况
（二）彩礼案件的突出特点一是彩礼数额高。2015年至2019年9月，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法院认定案均彩礼数额依次为10.2万元、11.9万元、13.6万元、15.8万元、16.6万，分别为2018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719.18元的8.02倍、9.36倍、10.69倍、12.42倍、13.05倍，如果加上法院未按彩礼认定的“见面礼”、“上车礼”、“下车礼”、“改口礼”等礼金，可谓天价，且金额呈逐年递增态势。如杨某与佟某婚约财产纠纷案，男方要求返还大礼13万元，小礼2万元、小见面钱2000元、端茶钱2000元、婚礼上下车礼1万元、磕拜礼1万元、改口费1万元，彩礼名目繁多。二是农村农民比例高。从案件发生地分析，90%以上为农村。从纠纷主体分析，90%以上为农民。三是占家事纠纷的比例高。从涉及彩礼返还问题案由看，主要为婚约财产纠纷、同居关系析产纠纷和离婚纠纷，三类彩礼争议案件占法院受理家事案件的30%左右，且至今居高不下。四是进入执行程序比例高。法院返还彩礼判决生效后60%以上进入强制执行环节，近两年甚至达90%以上，增加了讼累，影响了执行难问题解决。五是引发恶性事件比例高。因高额彩礼引发家族甚至宗族之间的斗殴、男女双方殉情、因不堪彩礼重负导致的盗窃甚至抢劫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相关法律纠纷也逐年增多。
二、原因分析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治理问题
（一）高价彩礼产生并增多原因
一是宜婚男女比例失调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8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其中男性71351万人、女性68187万人，男性比女性多出3164万人，不少男方家庭为了不让儿子打光棍不惜债台高筑给付“天价彩礼”。二是自然经济条件制约。一些农村家庭由于生活水平仍然不高，缺乏安全感，希望通过女儿出嫁收取高额彩礼保障或改善生活境况，或给儿子娶媳妇积累资金或借此偿还娶儿媳妇欠下的债务，甚至把要彩礼作为发家致富的渠道。三是劳务输出影响。外打工过程中许多条件较好的女青年最终留在大城市或者嫁到了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而大城市高昂的生活门槛使很多男青年不得不返乡生活，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地区农村婚龄青年男女比例的失调。四是攀比之风作怪。不少女方家长认为彩礼的多少代表的是女儿的身价，甚至当成炫耀的资本动辄提出“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一不动”等越来越高甚至离谱的要求。少数男方“暴发户”则为炫富出手阔绰，为天价彩礼现象推波助澜。五是不良习俗影响。在一些地方，除了愈来愈高的订婚彩礼现金外，还逐渐流行起越来越高的“见面礼”、“看（送）好礼”、“上车礼”、“下车礼”、“红包礼”、“改口礼”等风气，个别农村地区甚至要求结婚前男方须买下“一动两不动”（轿车及农村城镇两套房）习俗，总金额高达上百万元。
（二）高价彩礼多发引发的社会治理问题
一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高额彩礼往往给男方家庭带来经济上的负担、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内心的怨气，由此极易引起姻亲关系不和、夫妻生活不睦、婆媳关系紧张，进而导致矛盾激化升级，离婚、索回彩礼等民事纠纷频发，甚至激化为刑事案件；一些男方家庭因为筹集彩礼而大肆举债更有甚者铤而走险，走上了抢劫、盗窃、诈骗等犯罪道路。如孙某盗窃案，自2016年3月至2019年7月案发，短短的2年多时间里，孙某疯狂入室盗窃34起，案值25万余元。据孙某交待，其作案动机主要是为了偿还因结婚欠下的债务，其中就包括高额的彩礼。二是脱贫攻坚难度加大。以商丘某县为例，截至2018年底建档贫困人口32671户98511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贫困户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额彩礼问题，甚至不少已步入小康社会的家庭也因此债台高筑，因婚致贫。三是乡村振兴受制约。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挣高额彩礼钱不得不到大城市打工，无法安心在农村干事创业，致使“空心村”问题愈加严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四是破坏了婚姻自由的基本法律原则。一些男青年因无法给付彩礼想结婚而不能，一些女青年因父母已收下彩礼而不得不结婚，婚姻自由正在被越来越高的彩礼所绑架。如焦某与刘某婚约财产纠纷案，2018年9月17日双方在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按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前”男方支付给女方礼金高达39万元，尽管如此，因缺乏感情基础，女方仍以各种理由拒绝与男方同居，后来女方索性外出不归，最终双方对簿公堂，视若仇敌。五是公序良俗受污染。高彩礼习俗下，攀比风气盛行，对农村家风、村风、民风造成严重的破坏和影响。
三、防范和减少高价彩礼的对策建议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从根本上缓解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一要推进落实宪法第四十八条男女平等的基本理念和婚姻家庭制度，结合现行“两孩”生育政策，移风易俗，通过让一个孩子随女方姓氏方式，让女方和男方一样起到家庭“传宗接代”的作用，从根本上消除“重男轻女”的传统陋习；二要进一步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两个女孩家庭予以适当鼓励、奖励补助，尽快转变农村生育观念，改善农村生育结构；三要进一步加强B超性别检查管理，除确为治病等必需情况下，严禁医疗机构及医疗执业人员对胎儿的性别检查。
二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一要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咬定既定脱贫目标，落实已有政策部署，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二要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加强“空心村”治理，推进广大外出农民工回乡就地就近就业，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农村“空心村”的产生；三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和社保建设，通过推进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和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消除外出农民工回乡生活的后顾之忧。
三是多措并举联动发力，合力根治高价彩礼问题。一要强化宣传教育，使婚事新办、彩礼简办成为群众的自觉自愿；二要政府引导修订《村规民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参加“红白理事会”，提倡彩礼标准以不高于上一年度本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倍，让婚事新办、彩礼低办成为全体村民的共同遵循；三要抓好示范带动，通过在各乡镇树立移风易俗示范村，在各乡村开展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公婆、“好家风、好家训”等评选活动，将落实低彩礼、零彩礼作为评选的重要内容，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四要强化正面引领，政府定期组织青年相亲、举办集体婚礼、开展“送文化下基层”等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树立共同勤劳致富的人生价值观，自觉形成要自立自强，不要高价彩礼、不要车、不要房的“一要三不要”新型婚恋观；五要完善综合治理机制，宣传部门要大力宣传推动婚事新办、彩礼简办的先进典型。民政部门要加强对婚介公司、农村婚姻介绍人、婚庆公司等相关服务行业的管理。妇联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大力宣传移风易俗，动员家庭妇女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团委要发挥青年的主力军作用，引导女青年不收高额彩礼，推动树立文明嫁娶新风。
四是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进高价彩礼问题的司法治理。一要加强司法审判，综合考量彩礼范围、给付时间、给付目的、同居时间长短、双方过错程度、男方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程度等因素，确定彩礼返还比例，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于借机牟利构成犯罪的，坚决予以制裁打击，引导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切实发挥司法审判对治理高价彩礼问题的价值引领作用；二要加强司法宣传，倡导正确婚恋观。通过巡回审理、送法下乡、法律讲座及开展咨询活动等形式，有针对性的加强法律宣传，针对典型案件，分析案情原因，加大宣传力度，用案情揭示危害，让人们在案例中得到警示教育，从源头上减少该类纠纷的产生；三要延伸审判职能，推进平安乡村建设。转变基层法院尤其人民法庭职能，调整其工作重心，积极参与、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工作，推动乡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深化拓展农村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完善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机制，切实将彩礼等民事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为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保障。
（作者：徐亚超，现任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四级高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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