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明发展史的三次高峰

中国中医经过秦汉以前夏、商、周三代的渐萌、诞生、嬗更，度过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终于在百家争鸣的君主专制体制和儒道互补的社会背景下成熟发展，在秦汉早期成就了自己的范式，形成以《内经》《难经》为渊薮基础，以《伤寒杂病论》为临床辨析指南，以《神农本草经》为药用锐器，理法方药成体系，以后又经历了宋元和晚明清初三次历史高峰，逐渐沿着自身传统特点趋势，通过在与人类文明的广泛交流和融合中，最终融为中华文明中最耀眼的大系，影响着世界医学而傲然屹立。

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曾经指出，诞生在欧洲的近代科学是各古代科学汇流的结果。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印度、中国和希腊三个文明中心率先产生了理性的科学文化。古希腊科学繁荣和近代科学诞生之间千余年乃至更长期间，希腊医学衰退而阿拉伯医学和中国医学兴旺发达，正是希腊医学和中国医学在阿拉伯的汇合，才渐次传往欧洲促成了世界医学体系的诞生。

第一次高峰 奠基于春秋战国成熟于秦汉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段，腹里纵深，地域广袤，气候适宜，资源丰富。中国最早的图书《尚书》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4000万年前的青藏高原是一片海洋，1000万年前升起为陆地，数百万年前才隆起成为高原。人类文明大多依水而生，沿着河流繁衍兴盛，水是生命之源。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与水相亲、相和、相生的历史。中国亦如是。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和长江蜿蜒入海，自远古以来中华民族主要繁衍在这两河流域。中国的人类学历史十分悠久，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200多万年前的四川巫山人、170多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115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35万年前的江苏南京人、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20万年前的陕西大荔人和湖北长阳人、10万年前的山西丁村人和3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等。在中国大陆迄今发现较早期的著名文化遗址，黄河流域有中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中下游龙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夏、商、周三代以后，自秦统一中国以降，不仅是中国学术产生的基本时代，也是中医文明培育、长成的重要时期。殷周时期形成了“卦爻”，西周末年提出了“阴阳”“五行”学说。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形成了最初的医学雏形。春秋战国时，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时期医巫逐渐分离，中医学由于其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数千年前便占据了主导地位。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百余诸侯国之间频繁征战形成了五霸七雄，政治权力的分散提供了人才流动的机会和自由思想的空间。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得以出现，各派学者云集，“不治而议”的士人纷纷发表见解，诸侯国争相效仿田齐养士，士人“择木而栖”，稷下学宫“数百千人”，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包蓄，孟轲两次稷下讲学，荀况三为学宫祭酒。社会思想的自由，造就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形成了儒、医、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诸家纷起。各家之间彼此诘难和争鸣，形成中国学术最为辉煌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国学术重要的遗产经典大都形成，《诗》《书》《礼》《易》《春秋》《内》《难》，无所不有。其《诗》以言志，《书》以记事，《礼》以规行，《易》阐阴阳，《春秋》述尊卑，《内》《难》以解人厄，包罗十分广阔。
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导致了殷周以来的思想观念的重建。信仰的“天命观”转向了理性的“天道观”，“主宰之天”的历史羁绊开始自然化。理性的重建区分了“天道”和“人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通过《易》学思想的播扬而产生天、象、经、传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以天人互感、拟象立意、义理注入的三种模式。子产、老子、孔子倡导人道遵天道，子思和孟子阐明“助天说”，荀子提出依据自然规律驾驭自然的“制天说”。《内经》《难经》融《易》学己用，提出“天人一体”和生命规律。卢医扁鹊，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奠定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先河。此外，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文明史上的第一次高峰。持续发展的这次高峰，带来的历史余脉，是以玄学为特征的新道学思想运动所催生的南齐（479—502）“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将人文原则的“三品”分类法改为依药物自然来源和属性的分类法，开辟了本草学的新理论体系。以理学为时代旗帜“素校禁方，尤工厉石”，“创铸铜人为式”的医学家王惟一，考订经穴理论，为经穴理论的发展与规范化，尤其是铸造了针灸铜人，并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中国针灸技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次高峰 宋元时期学术规范及学派生成阶段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的宋代，“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公元960年，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建立宋朝，以汴梁（今河南开封）为都城，中原统一，虽与北辽、西夏对峙，两宋国祚319年，开始了“天水一朝”（陈寅恪语）。宋初实行中央集权，赵氏家族一方面用计谋令部下交出军权，统一掌握，另一方面着重于文治，增强文官筹划，推行科举，选贤任能。但在中期以后，由于辽与西夏侵扰，经济不振，国势日衰，到了南偏一隅，奸佞当道，致使国家由强变衰，终致灭亡。宋代科技文化空前发展，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丰盛时期，理学、医学、文学、史学、艺术硕果累累。宋太祖重文轻武的风气达到极致，在理学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井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指南针及火药一系列发明的社会背景下，优秀人才辈出，史尧弼在《策问》中说：“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说：“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金元四大家”，即宋濂在为朱震亨《格致余论》题词时说的“金以善医名凡三家，曰刘宋真（刘完素）、曰张子和（张从正）、李明之（李杲），虽其人年之有先后，术之有救补，至于推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皆以《黄帝内经》为宗，而莫之异也。”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四家，其刘完素创立火热论；李东垣立主脾说，张子和主攻下；朱丹溪主滋阴，学派林立，学说各抒，宋濂还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医学文化事业发达，配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发挥的义理性命论学说，尤其是理学大师朱熹，对太极、理气学说作的全面梳理，对后世日趋完善的中医运气学说，做出了许多铺垫。另外，设立“太医局”，从国家层面上为医学教育专门设立机构，各地州镇府政府均仿照开办地方医学校， 学生理论教材，除前唐时必修的医学文献之外，还新增了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著名医家杨介，总结了对处死犯人的解剖经验，描绘成图谱《存真图》，供学生上课阅读，这些举措使学医者的水平得以大大提高。从宋太祖赵医胤就开始纂修《开宝本草》，宋太宗又纂修《太平圣惠方》，两代皇朝，加上赵佶又主持编纂《圣济总录》，北宋历朝皇朝对医学的重视，是史无前例的。在朝廷的影响下，一些官僚大臣也对医学颇多关注，如刘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等人也都参加了医书整理，医学学术上出现儒医学派，苏轼、沈括、陈尧叟还有许多个人的医方著述，到了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科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更多，医学发展还表现在医学教育上，整体上促进了中医学术形成规模和更趋丰富。中医原有医经和经方派，《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张仲景著《伤寒论》以后，一直到宋代，医学打破了汉代经学一尊的局面，始分门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这种变迁现象称之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学派所立者，个个经天纬地，每一位都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环伟倜傥”（《晋书·郤诜传》）；各位的学说，都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众说众派，形成了中国医学文明史上的第二次高峰。这次高峰带来的学术余脉，是明清两代治疗外感热病方面的创新和伤寒学派成果新阶段的丰硕，最明显的标志是尊而为经、推理而成，经方、时方并存学术思潮兴起，尤其是在病因上从热立论，提出的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方法，将中医临床治疗学推向了新的维度。历史到了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改变了《神农本草》的三品分类，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类，药物学的许多方面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顺序排列，这种分类法，趋于按自然演化的系统进行，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带有明显的生物进化思想，1809年以后，被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书中所引用。李时珍的科学分类法，时间上要比瑞典分类学家林奈的动植物双命名法早许多年。
科学被中国学术界接受，是通过与儒学中的“格物穷理”传播达成的。理学大家朱熹说过：“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意思是说，穷尽万物之理后，心中所具之理方能显示出来。朱熹和同是理学大家的陆九芝、王阳明不同，陆、王讲“即心明礼”，朱熹讲“即物穷理”。“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礼记·大学》）。格的意思是至，物的意思是事，致是推极，知是知识。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种哲学概念。这种哲学概念导致的“格致学”，可以说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到近代的桥梁。“格致”为学的兴起是以朴学的成就为其基础的。随着汉学兴起，清代的传统学术研究转向以求实切理，崇尚朴实的治学风格，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无征不信”。这种治学精神，发掘、培育了科学理性主义，促成了功利主义和实证精神的融会。

第三次高峰 从格致为学到中西汇通阶段

近代中国开始洋务运动之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在西式学堂开设的课程中出现了格致课，相当于科学课，专门教授近代自然科学，主要内容是物理学和化学。思想渊源是北宋博物学著作《格物粗谈》，朱世杰的数学著作《四元玉鉴》，著名中医大家朱震亨的《格致余论》，这些著作都非常明显地阐明了格致思想。朱震亨是“养阴学派”的创始人，其人诗书传家，崇尚理学，以文化衍生。他说过：“学者读而用之，如求方圆于规矩，较平直于准绳，引而深之，触类而长之，可为无穷之应用也。”读书“片言居要”，在于“学而剖之”，“引而深之，触类长之”。并以“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而命名一生精华医道体会的《格致余论》。朱震亨家学朱子理学，师从朱熹四代弟子许谦，又得罗知悌传河间学，并融合了易水一派，参读太极之理，学习朱子之法，格致医学之理，他的“相火论”，“滋阴”学说，本质上就是朱熹理学“格物致知”的医学演绎，尽管也有缺憾，但在一定意义上启发了19世纪初叶重要医学流派的形成。格致学说的思想余脉，到了明代，国祚276年，从1368年到1644年共传16位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事实上也是我们国家从古老而强大的东方之邦，走在汉文化世界之林最后辉煌的阶段。整个明朝是一个激昂、动荡、独树一帜、俊杰辈出的朝代，出现了许多中国医学文明史上影响深远、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张景岳、万全、戴思恭、李时珍、王肯堂、陈嘉谟、夏英、刘纯等一大批哲人。迄1636年历史入清，伤寒学派的张志聪、陈修园、柯韵伯、徐大椿、尤在泾、钱潢、沈金鳌、喻昌、张璐、程应旄、周扬俊、黄元御、吴仪洛、张遂辰、张锡驹、秦之祯等人纷纷著书。与此同时，温病学说也迅速发展，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温病学家，如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成为温病学一派。吴又可在其著作《瘟疫论》中提出“戾气”说，认为温病乃天地间异气从口鼻入侵所致，这一学术见解早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提出的细菌学说200多年。叶天士在总结《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温疫论》等学术成就基础上，著成《温热论》，阐明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温热病规律，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吴鞠通又在继承叶天士理论基础上承古博今，结合自己丰富的临证经验，撰成《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体系，进一步总结并发展了温病学说。而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和王士雄的《温热经纬》，对温病学说的发展亦有发挥和发明。另外，王清任“格致”重视解剖，编著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同时大大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还创立了一系列活血化瘀名方。受致知格物，重视科学的思想的影响，近代中国19世纪初叶的王学权、王孟英、陆以湉、陈定泰、陶定兰以及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杰出的医家学术思想得以形成。如唐宗海认为中西医原理是相通的，中西汇通主要是用西医印证中医，从而证明中医并非不科学。唐宗海说：“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朱沛文说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医“专于格物，而短于穷理”。方法上主张中西汇通，要通其可通，存其互异。恽铁樵认为西医重视生理、解剖、细菌、病理、病灶的研究，中医则重形能、气化及四时五行自然界变化对疾病的影响，中医可以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但基点是以中医为主。并还认为中医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囿于《内经》，必须超过古人，不以《内经》为止境，才能超过古人，吸收西医之长，继续发展。张锡纯则以中西汇通思想应用于临床，其特点是中西药物并用，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治标，中医用药求其因，重在治本，二者结合，能获其效。梁启超先生在《格致学沿革考略》导言中说：“故欲语一学问之沿革，不可不上下千古，溯端竟委，观前此萌达之迹，为将来进步之阶。”历史总是延续的，许许多多前辈先哲们的探索，对以后的中医学术发展，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引领作用。1886年清政府在京师设“格物馆”，又在京师大学堂设“格致学”，并在《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格致科”为分科大学的八科之一，并细分为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和动植物学六目。至此，格致学已被国家层面规范化。事实上，在“格致”名义下中西科学汇通，从“格致”到“科学”，这是中国学术近代化的一大特点，同时也启发了中西医汇通理论的不断成熟，使古老、悠久的中医学不断与时俱进，在中西汇通探索的道路上不断进步。中医自远古过渡到中古，以后又到了近古、近代，走过三个阶段，完美地完成了整个体系的形成，为中医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借鉴、结合，得到更多的现代科学新研究成果的介入、支持，会在探索新的医学范式，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的道路上不断日新月异。中医药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科学最新进展成果和技术前沿探索融合，这种趋势的发展及未来作用，是其他学科所不能代替的。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在“有助于开展重大疑难疾病的医学攻关，形成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提高重大疑难疾病、急危重症的临床疗效。从人体整个生命周期的维度来看，中医药防治疾病能将治疗前置，在身体出现功能性问题或者出现不适症状表现时就早期干预，防患于未然，注重未病的防治”（唐旭东语）等方面作用会更加重要。中医学文明发展史在近代以前的三次高峰，波澜壮阔，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中医药学和中华民族文化一样，绵延数千年，不仅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必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

教育制度是一个社会赖以传授知识和文化遗产以及影响个人社会活动和智力增长的机构、场所和组织的总格局。

·中医药师承教育是以中医中药知识、经验、技能技艺传承为目的的教育。个体教育、个性教育是师承教育的基本特征。

·师承教育应与院校教育形成差异化，而不是同质化、一体化，院校教育不能因为中医人才成长重传承而盲目将师承引入院校教育，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两个序列，而不是补充。

·师承教育培养的人员在知识结构、实践技能上具有特殊性，并不适用西方引进来的现代职称制度、学历学位制度。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培养的人才评价应该错位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制定中医师承教育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坚持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经过中医药行业，特别是老一辈中医药专家多年的共同努力，师承教育作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已经纳入国家教育政策体系。如何建立健全中医药师承教育制度，促进师承教育健康发展，认识上需要进一步理清。

关于师承教育定位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及中医药五大资源的属性，既确定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也确定了师承教育的使命与意义。如何看待师承教育的定位已经不再困难，师承教育的模式与教育理念、性质，决定了师承人员既是中医药学的传承者、实践者，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中医药应当成为打造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组成力量。因此，从教育目的看，师承教育不仅仅是专业人才、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也是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从受教育人员看，师承教育的对象也不仅仅是现有中医药专业人员即接受中医药院校教育的人员，而应该包括一切中医药爱好者、参与者在内的广大民众，个人认为这一点，对健康中国建设至关重要；从中医药自身人才队伍建设与发展看，《关于深化中医药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医药师承教育是独具特色、符合中医药人才成长和学术传承规律的教育模式，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医药师承教育是以中医中药知识、经验、技能技艺传承为目的的教育。

另外，师承教育应与院校教育形成差异化，而不是同质化、一体化，院校教育不能因为中医人才成长重传承而盲目将师承引入院校教育，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两个序列，而不是补充，二者的教育目的、内容、模式是不同的。院校教育在教育的一定阶段，可以结合师承教育的部分内容与方式，但依然是院校教育，也不能代替师承教育，师承教育不是院校教育的实践阶段，不能异化了院校教育的实践内容与方式，特别是院校教育的毕业实习阶段有其特定的要求与内容，师承教育方式是难以完成的。

师承教育制度建立

“教育制度是一个社会赖以传授知识和文化遗产以及影响个人社会活动和智力增长的机构、场所和组织的总格局”，师承教育制度应是国家教育制度的专业制度之一。从施教机构看，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师承教育是我国传统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现代教育制度相比，传统师承教育并没有统一的施教机构，历史上的各类书院可以说是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师承教育施教机构，但并没有统一组织、没有形成体系，实际上也不需要统一组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特征之一。中医药师承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发展，国家与地方的组织系统、管理体系基本形成，师承教育制度基本完善，中央提出“制定中医药师承教育管理办法”的时机已经成熟，需要明确的是师承教育施教机构的确定。个人认为，师承教育是围绕“个体”开展的教育，个体教育、个性教育是师承教育的基本特征。目前来看，各级各类中医药服务机构，包括公立医疗机构、私立医疗机构，各类中药材加工企业等及具有一定传承历史的“堂、馆、”和当代老专家个人设立的技术工作室、传承工作室、研究室，均可以成为师承教育的施教机构。因此，师承教育从制度上来说，施教机构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机构，更应该尊重传统知识、传统技术和技艺的发展模式、传授模式与途径，合理界定施教机构。

师承教育模式的建立也应当是全专业、全方位、多模式。师承教育涉及高、中、低各个层次，专业上有医、药、针、灸、推、正骨等，技术上有摸、嗅、看、触、听等技艺的分别。目前，传统中药膏丹丸散技术、医技、药技、技法的传承不够，制丹工艺、制膏工艺、传统剂型的配方技术、配方用药炮制、剂型加工手艺均面临传承危机，许多疾病治疗用药不是现代制药技术、工艺能够完全解决的。需要加强对老药工、制药老师傅及传统中医诊疗手法、诊疗技术、炮制加工技术的保护和传承。

师承教育开展方式

中医药师承教育的开展方式是拜师收徒，遵循的是“活态传承”，这也决定了师承指导老师是师承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从建立师承教育制度的角度看，既然是国家制度，既要传承历史上的中医药师承教育特点、优点，也要结合中医药发展新特点，特别是近三十年师承教育发展的经验与不足，在传统师承教育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就师承教育自身的特点看，其传授方式最大的特点是按照师承老师的要求，以自学、自悟、自觉、自习为主，接受老师的定期指导，并通过跟师实践，学习掌握老师的学术思想、实践经验、操作技能，领悟老师的学术特点、技艺特征，成为师承老师的学术、技艺传承人。因此，一方面师承教育既需要尊重中医药知识特征，即中医药知识体系、学科结构、传播方式、传承发展特征，做到“守正”，奠定好传承人的经典理论基础，保证指导老师学术经验、实践技能得到有效传承，真正做到“师承到位”，保障师承教育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师承教育的传授方式与内容，既要尊重师承双方的个性特点、施教特点，合理确定师承教育的共性条件与个性要求，达到“导师名节与传承人名分”之间的统一，也要保护授受者的知识价值，也要尊重传承者的权益，合理确定师承教育的内容要求、时间要求、实践要求及传承形式，有效调动师承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达到“师承导师的使命感与传承人的责任感”的统一，确保师承教育的质量和成果。

从师承教育的学习看，“真才实学”的指导老师固然重要，传承人的才智、能力更是重要条件，而具备一定水平的专业原典知识是传承好的基础，无论是传承临床各科经验、实践技能、还是家传技能、非遗技能的传承，较好的知识宽度、深度和勤奋的实践是传承好的前提，也是师承教育学习的基本要求，达到“授受有术、传承有根”。师承教育的理想目标是造就一批批“高徒”，既要避免“各承家技，始终顺旧”，更要鼓励“思求经旨，演其所知”。希望通过师承教育的全面开展、制度的不断完善，在中医药博大精深的知识海洋中，形成百舸争流、异彩齐放的师承学术、师承技术、师承流派的发展格局。

师承教育人员管理

明确了师承教育的目的、定位，师承教育人员即指导老师与传承人需要在管理上进一步规范、制度上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要实现“扩大师带徒范围与数量”，不仅需要扩大师承导师的范围与数量，也要扩大传承人的范围与数量。在师承导师方面，从事师承教育的指导老师需要在以往遴选的名老中医药专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应该将中医药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达到一定年限者、一技之长从业达到一定年限者、传承人出徒从业达到一定年限后的这三类人员纳入师承导师遴选范围，这既是政策连续性的要求，也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需要。

在师承教育管理上，重点还是传承人的使用与管理，传承人的出口应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执业，二是成长。传承人出师后的执业制度已经完善，但传承人的成长、使用还需要明确。中央文件中给予传承人在职称晋升上的倾斜政策，只是在公立医疗机构中能够实施，对非公医疗机构的传承人就难以享受，这就导致了政策的失公允性。个人认为，以往实施的给予师带徒人员所谓外语免考、职称晋升优先等政策措施，既影响了相关政策的严肃性，也影响了师承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随着师承教育的的逐步开展、制度的建立，师承导师队伍建设与发展、传承人的成长与激励需要探索建立符合中国传统教育、传统学科特点的政策措施。师承教育培养的人员在知识结构、实践技能上具有特殊性，并不适用西方引进来的现代职称制度、学历学位制度。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培养的人才评价应该错位发展，师承教育的目的不是打造一批批师承教授、师承博士，需要探索的是如何建立对师承导师与传承人的水平、资历、能力的分级评定、分级评价方法，建立分级管理制度，这体现了师承教育特点、规范师承教育人员管理的重要内容。个人认为，对传承人资质、能力、水平的评定，可以设定高级、中级、处级师承人员资格证书，当然，这也适用于师承导师。

还需要探讨的是，各省市的传承人出徒后执业地点的限制性规定（包括一技之长人员的执业限制），即要求只能在本地执业。个人认为，传承人执业达到一定年限后，不应该再对执业地点范围加以限制，这无形中制约了执业者的权力、也制约了求医者的权力。管理是为了有序高效、促进发展，而不是设置条条框框管死。

师承教育激励措施

中央《意见》中关于“研究建立中医药人才表彰奖励制度，加强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表彰，建立中医药行业表彰长效机制，注重发现和推介中青年骨干人才和传承人”。今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单设了“加强中医药人才评价和激励”并在“绩效工资”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激励、奖励措施，为师承教育制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需要探索的是如何根据师承导师与传承人的水平、资历、能力设置相应的激励措施，这是师承教育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