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第六号决议指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 第六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第九号决议指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一、北京地名的理据解读
地名的理据可以概括为自然理据和人文理据。自然理据主要表现在通名中，人文理据一部分表现在通名中，更多地由专名承载。一个组合地名往往包含“前、后、左、右、东、西、南、北”这样的方位词或“大、小、新、旧”之类的区别词，它们也是构成地名理据
的有机组成成分。地名作为专有名词，它们的背后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自然地貌、社会生态、人文寄托、故事传说等，解读清楚并非易事。
封建时代，官方给地名命名基本上遵循礼制，讲求用典；更名往往是因改朝换代或因皇帝之故。坊间地名“都是当地的居民在社会生活中为地理实体所起的名称，每个地区的居民生活在相同的文化圈之内，他们所起的地名往往反映当地的文化特征和居民的心理特征
，所以从沿用至今的地名，可以透视其历史文化特征”。
地名作为语言表征，具有相对稳定性，其中蕴含着思想文化信息，地域差异信息、民族迁徙与融合信息、生活形态变化信息，等等。
（一）通名蕴含的理据
我们从北京16个区县2万多个城乡地名中梳理出的通名是106个，张清常先生统计的通名是97个，数目上略有出入。北京地名的通名，很好地反映了山地占北京面积2/3的地形特点，以及历史上水系纵横交错的水文特点，“山、峪、岭、梁、河、沟、涧、水、湾、洼、
湖、潭、滩”出现得较多；同时，北京作为首都和文化中心，涉及政治、商业、手工业、宗教、祭祀、民族、教育、军事等的历史文化信息十分丰富，如“司、厂、旗、市、窑、寺、宫、坛、监、门、关、营、屯、垡、庄”等。表示历史上军队和军营驻扎情况的街巷名
多用“营”字，营房对京城街巷名有较大的影响。海淀的“旗”多，延庆的“营”多，平谷的“屯”多。需要注意的是，通名中的“关、宫、园、厂、堡”等具有多种指称意义，“岱、卷”等少量的通名甚至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极个别的地名，如“故宫东门外”没有
通名。
需要特别注意的通名中，源自蒙古语的“海、胡同”，源自满语的“旗”透露出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信息；“滨河、河沿、沟沿、河槽”等以及众多的“××桥”（不是今天的立交桥）名中则隐含着北京的水文情况；北京城里带“坑”的地名，与北京修筑城墙及建筑
取土有关；“条”在现代汉语中多被用作量词，在北京地名中则成为了与街巷、胡同等列的通名，表示细长形的街巷。表示居民聚落的通名“园”、“村”、“庄”是原有的城郊村。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它们成为了城中村、城中园，融入都市后，仍沿用以前的地名。
（二）专名蕴含的理据
专名蕴含的理据，情形十分复杂，解读起来容易掉入字表义的陷阱，特别需要分清原始理据和变更后的新理据。
1.地名的原始理据
地名的原始理据指该地名最初命名时的依据。一直沿用的地名，保存着原始理据，如砖塔胡同，自元代沿袭至今，是北京城里得名最早的胡同。故有“先有砖塔，后有北京城”一说。这里所说的砖塔，就是指位于西城区砖塔胡同东口的“万松老人塔”，俗称西四砖
塔，是仅存的坐落在市区的唯一一座砖塔。万松老人是金末元初著名的佛学大师，在他圆寂后，修了这座塔。
原始理据直白的，一目了然。如北京得名于钟楼和鼓楼的街巷名称有9个。钟楼和鼓楼位于老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同为明清京师报时台。钟楼、鼓楼不是北京所独有的，中国古代都城都要建筑鼓楼和钟楼，用来报时。元代在大都也建有钟楼和鼓楼，距离明清的钟
鼓楼不远，因而在地名中以“旧”字加以区别。再如，北京外城有不少地名是以居民所从事的手工业制作行业来命名的。反映造纸业的，如造纸胡同、白纸坊等；反映砖瓦、琉璃等制造业的，如西砖胡同、细瓦厂、黑窑厂街、琉璃巷等；反映铸造业的，如铁匠胡同、铜
铁厂胡同、香炉营等。理据无需过多解释。
原始理据易遭到误读的主要有两种情形：第一种，以比喻等修辞手法（从认知的角度看，称为隐喻）命名的地名，如干面胡同，是去禄米仓运输禄米必经之地，车马行走，尘土飞扬，居民戏称为“下干面”，故名。容易将其理据误读为“制作或销售干面”。第二种
，得名于传说故事的地名，如白桥大街。旧时，从南方运来北京的粮船，由于水门狭窄，无法进入内城，一部分粮食便屯于东便门的南面，即今白桥大街的北头。而“气筒”杨家，就是负责保管粮仓者之一。因为他在粮仓周围安装许多通气筒，使粮仓上下左右能够得以
通风，所以没有腐烂发霉现象。“气筒”杨家，也就因此闻名，发了大财。而有些好事之徒，大概出于嫉妒心理，便找到一个巨大的石头，上刻“卧虎桥”三字，竖在“气筒”杨家门口对面。杨家从此开始倒运。后来，杨家请到一个专看阴阳宅的风水先生，发现原来是
“卧虎桥”巨石从中作祟，就想出一个解救的办法：找来石匠竖起一座碑，上刻“白桥”两字，立于“卧虎桥”对面，以取“白瞧”的谐音。如果不了解这个传说故事，很容易将其理据误读为“白色的桥梁”。
2.地名的理据变化
一般而言，地名更名后其原始理据也随之变化。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理据完全重构；第二种，理据部分重构或解构；第三种，理据隐含在谐音中；第四种，理据因俗称而发生转换，但能产性有别。
第一种，理据完全重构。如明代的大桥胡同，因东段河道有大桥而得名；清代因为降清明将祖大寿在此，改名祖家街；1965年改名富国街。
第二种，理据部分重构或解构。部分重构，如红居街一带因有关帝庙（旧称红庙）得名。这里属北京南郊，民国后称大红庙村，新中国成立前村内仍有关帝庙。庙内所供关帝像为红脸，该庙便称作红庙。大红庙村由此得名。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批房屋，曾命名大红
庙居民区。1965年采用简称法，大红庙取“红”，居民区取“居”，产生了“红居”地名群：红居街、红居东街、红居南街、红居西街、红居斜街。部分解构，如牌楼地名，东单、西单，东四、西四，这四个两两对称的地名原先都带“牌楼”二字，原来的建筑实体已拆
，但这四个地名仍起着坐标的作用。“单”即一个牌楼，“四”即四个牌楼。东四、西四都在十字路口，原来各有四座三孔单层牌楼，1957年道路扩建时拆除。这四个母地名产生了30多个子地名。
第三种，理据隐含在谐音中。这种因谐音转换或谐音雅化而产生理据变化的地名最多。如韶九胡同，明代称烧酒胡同。清代沿称。此地为明清时光禄寺所属烧酒作坊，故名。宣统时，以其谐音改为韶九胡同。“韶九”，源自《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 箫韶九成意为箫韶音乐奏了九章，《箫韶》为中国古代音乐名篇。烧酒→韶九，除了语音联系，意义已完全发生变化。再如，干鱼（胡同）→甘雨（胡同），除了语音联系，意义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第四种，理据因俗称而发生转换，但能产性不一样。按照“××门大街”、“××门内（外）大街”、 “××门东（西）大街”、 “××门南（北）大街”等构式，共得到127个以城门命名的街巷地名。城门实体虽大多不存，但地名未变且具有衍生能力。其中××
门的俗称，其传播力不可小觑，但在用于地名时又有细微的区别。正阳门俗称“前门”，地安门俗称“后门”。因皇宫坐北朝南，故而南为“前”、北为“后”。但用于地名时，前门取代了正阳门，而后门没有取代地安门。我们推测，是“（走）后门”的消极文化义制
约了人们对称谓的取舍，消解了语言的经济原则。另外，城门附近的酒店、餐厅等，喜欢用“门”的别名来命名，如“哈德门饭店”，就保留了元代城门的称呼和记忆。
三、北京地名建设
通过《北京历史地图集》考察北京街巷名称在明代万历——崇祯年间（1573-1644）、清代北京乾隆十五年（1750）、民国六年（1917）三个时期的使用情况，可以了解哪些地名具有稳定性，哪些地名发生了变化，命名理据是完全脱落，还是半脱落？我们如何看待地
名的理据重构？这对北京地名的规范管理和地名建设有何助益？
（一）稳定性强的地名特点
地名一旦确定，一般不会轻易改动。封建时代因区别于前朝或避讳等原因，地名会有更改，如大明门→大清门，隆庆州→延庆县。信息时代，因改名容易导致信息不畅，交际不便，加上成本支出不菲，因此，改名慎之又慎。一般而言，行政区域级别越高，牵涉因素
越多，其地名稳定性越强。
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北京地图显示，北京旧城区有许多街巷名称三个时期完全相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有雅的，如“西长安街、广宁门大街、广宁伯街、李阁老胡同、王府仓胡同”；有俗的，如“菜市大街、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石老娘胡同”。这说明雅
俗可以共存。
进一步总结具有稳定性的地名，可以发现如下特点：第一，因城门而得名的街巷稳定性强；第二，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市场、店铺等街巷名稳定性较强；第三，表示王侯、官衙及具有人文色彩的街巷地名也有一定的稳定性。
（二）地名的变异特点
社会变化，语言文字变化，地名也会因缘改变。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随着社会进步，改变了“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城市生态格局，地名需要与时俱进；二是民族融合，由同姓聚居到异姓杂居带来的语音变化；三是居民社会构成的变化，低俗地名不能满足新生
代居民的价值取向。
进一步总结地名的变异路径，可以发现如下特点：第一，通过谐音雅化，如打劫巷（明）→打街巷（清）→大吉巷（民国）；第二，通过省字+谐音简化，如三保老爹胡同（明）→三伯老胡同（清）→三不老胡同（民国）；第三，通名发生变化，如西城兵马司（明）
→兵马司胡同（清）→兵马司（民国）；第四，名随时迁，如锦衣卫后街（明）→刑部后身（清）→司法部后身（民国）。
（三）地名更名后的理据脱落及重构
地名的理据就是地名的得名之由。一个地名产生，总是有理可据的。谐音雅化后，原来的理据通过语音还可以回溯；但即使准确地找到了原始理据，那也是明日黄花。我们倾向于认为，只要不是音讹导致的地名变异，都可认定为理据重构。“打劫巷”反映的是明代
的社会治安现象，“大吉巷”寄托着新居民的美好愿望。“打街巷”本身不知所云，理据模糊。“三保老爹胡同”理据清晰，“三伯老胡同、三不老胡同”理据重构困难，属于典型的音讹现象。但积非成是，也只能将错就错。一般而言，有四种情形：
第一，原名以附近的参照物为理据，如果参照物更名，那么此街的理据也随之改变，地名更名有据可依，“司法部后身、府右街” 等均属于这一类。
第二，原名以街巷附近的参照物为理据，后由于改变参照物或采取谐音等手段，使原街巷理据发生脱落，并创建新的理据。以辟才胡同为例，该街巷在明代为大石佛寺，因寺庙得名；到了清代此街因劈柴厂得名，原名中的大石佛寺这一理据脱落，重构了新的理据—
—劈柴，更名为劈柴胡同；清末教育家臧佑宸在此建辟才学校，取开辟人才之意，从此该街更名为辟才胡同，在这一过程中“劈柴”这一理据脱落，并重构了新的理据——开辟人才。
第三，原街巷名以寺堂庙宇为理据，但是随着寺庙的消失，宗教寺庙的理据消失或者人为地去宗教化，重构了新的理据。如兴华胡同，明代称兴化寺胡同，因内有兴华寺而得名，清代称兴花寺胡同，又称兴化寺街，1965年因去“寺”导致理据半脱落，并重构新的理
据——振兴中华，更名为兴华胡同。“弘善胡同、善果胡同、成方街、宝产胡同、兴盛胡同、云居胡同、龙泉胡同、莲花胡同、地昌胡同、长椿街、石灯胡同、大玉胡同、灵佑胡同、铁鸟胡同、承恩胡同、国英胡同、正觉胡同”等均属于这一类型。
第四，原街巷地名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际交流合作，通过谐音方式建立新的理据。如安南营→（大/小）安澜营，鞑子桥→达智桥胡同。
（四）北京地名管理及建设的几点思考
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1996年民政部制定了《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这为地名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提供了指导意见，操作性比较强。但由于地名的历史传承性和鲜明的地域性，很难在正字正音上一刀切。
学界一般将地名演变的原因归并为语言文字的发展、国家和民族的兴衰、避讳、传讹、避免异地同名、行政辖区变化六个方面。除此之外，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制约或诱发地名变更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名更名大体经历了四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1年前后，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如将“鞑子桥”改为“达智桥胡同”。第二个阶段是1965年前后，对地名进行整顿，包括去除重复地名、谐音雅化部分俗名、淡化宗教色彩等。第三个阶段是“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影
响，地名被随意政治标签化。第四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建设、拆迁和区县合并改名，胡同名快速消失，新小区涌现，行政区划中“县”名减少、“区”名增加，“崇文”、“宣武”分别被东城区、西城区合并，引发了一些争议。
1.如何保护老地名
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第六号决议指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 第六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第九号决议指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老地名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了地方政府的保护意识
，减少了地方乱更名的冲动。但与此相关的问题还不少：什么样的地名有保护价值，必须保护？因为汉字简化、普通话正音等带来的地名字形变化、地方音与普通话读音不一致的问题如何解决？如前门附近的“大栅栏”，街牌的标音为普通话音“dàzhà lán”,北京人读
作“dàshílànr”，以哪一种为规范？北京地名有不少带儿化音，在街牌语音标注时是不是都应标注？川底下村的“川”该不该恢复为“爨”？村名中的异读字，字形的规范音与当地的乡音不一致，怎么解决？
2.如何看待雅化后的地名
雅与俗相对。对地名做雅化处理，就意味着原来的名字不雅。客观上，明清时期北京 “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城市生态格局，导致了外城和关厢的居民中小手工业者、小作坊主、小商贩居多，他们的身份和生活境况决定了居住地名字的品位和格调，或许是不经意
，或许是太随意，总而言之流传下来的地名不雅甚至粗俗。如以动物皮毛、粪便、尾巴命名的“粪场大院、粑粑楼胡同、羊尾巴胡同、猴尾巴胡同”等，确实听起来不雅，雅化处理是必要的。但主观上，人们对“俗”的认知不完全一致，对一些中性的、可改可不改的地
名雅化处理，就带来了争议甚至批评，如以服饰、器物、称谓等命名的“裤子胡同、汤锅胡同、豆腐陈胡同、佟府夹道”，分别改为“库司胡同、汤公胡同、豆腐池胡同、同福夹道”，改名后反而切断了历史联系，丢失了文化理据。因此，需本着雅俗共赏的原则和慎重
评判的态度，对待保留着市井气息的地名。
3.如何给新地名命名
近些年，北京扩容的步伐加速，旧城改造的力度加大，N条胡同变小区，立交桥、城铁站等都需要命名，我们注意到，北京市激活了传统地名资源，提高了已有地名的利用率，既唤醒了北京记忆，又方便了市民的生活。如地铁站名健德门，立交桥健德桥，都是挖掘元
代的地名资源。但命名是一门学问，需要在城市建设的整体格局中本着尊重历史、传承文化的原则，本着指位与文化兼备的原则，统筹规划。北京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新街道、新小区等的名称一定要集指称意义与实用功能、赋予意义与美学功能于一体。命名一方
面要充分重视并挖掘可以利用的历史文化因素，反映当地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特征；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刻意求新求雅，崇洋媚外或刻意复古都是不好的倾向，最重要的是，避免命名的随意性，防止因短视而影响地名的生命力。
摘自北京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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