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诺贝尔文学奖，相比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生理学奖，是含金量比较低的奖。这个“低”，不是说作品的质量低、或者作品的意义差，而是因为人人都可以对其品头论足，所以，它缺少某种“神圣性”。比如莫言得奖，我就替自己喜欢的几位中国作家叫屈，我觉得那几位的作品就力量和水平而论，不输给莫言。
可是，每年的物理学奖颁布。我虽然也喜欢这个学科，但只有看获奖者介绍、看专家评论的份儿，打死我也不敢胡言乱语。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和成色。
说一件旧事。
当年我考进清华大学，报到后的第一周，就找到学校的书店。那时的清华，办学建筑还比较拮据，书店屈居在一间平房里。面积也就60平方米上下，还不如学校南门外的小餐馆大。但是，我一进书店，就被书店的场景给镇住了。
书店的四面墙，除了几扇窗子和一个小小的收款柜台，四面都立满了书架。清华有多少个系，大约就有多少个书架。书架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要取上面的书，非要踩着高高的木板凳才办得到。书店的中间，摆着几张宽大的桌子，桌子上也摆满了书，一摞挨着一摞，密密麻麻。
我顺着书架看过去，发现能看懂的书寥寥无几，或者干脆说就没有。连高等数学、物理和化学这方面的书，都不是教材这个档次的。这是一家典型的专著书店，是和“清华大学”四个字相配的书店。
那时的清华，是一所纯粹的工科大学，没有理科，也没有文科，所以，书店里面的书，没有必要的专业背景，连翻看一下的资格都没有。那应该是当时中国门槛最高、知识含量最高的书店。
从初一开始，我就有权独立买书的。每个周日，我都会去新华书店挑书，几乎没有空手回家的经历。那时的中国，还不流行开架售书。看书需要售货员帮你拿。你在简单翻看之后，再决定是否买下来。
而请售货员帮你拿书，要等她有空，要看她脸色。你翻看一本书的时间，也完全由售货员决定，要看她的心情好坏。如果你不停地请她拿书，不停地翻看，却不着急购买，或者根本没有买书的意思，售货员就会不耐烦，会给你脸色。把她惹毛了，她以保护图书的名义，会不再给你拿书。搞不好，就会吵架。
清华的书店完全不同，全部开架。拿书、翻书、买书，一切自便。然而，我在这个最方便的书店里，却只停留了大约十分钟，这是我逛书店时间最短的一次。记得我当时的口袋里，装了20块钱。从宿舍出来的时候，我还担心钱不够，可最后却一本书也没买，灰溜溜地走出来。
现在，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自己走出书店大门的心情。那是一种至今都无法准确表述的心情。这间斗室给我上了进入清华的重要一课。这一课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知识，什么叫无知。
以前，我和知识之间，隔着售货员。不过，售货员的态度，是可以用金钱改变的。只要你肯买书，售货员会殷勤地帮你拿书。就算售货员人性中的懒惰在作怪，这也可以靠金钱或攀关系来解决。但在清华的书店里，面对那些触手可及、充满数学符号的一本本专著，你唯一能够接近它们的办法，是提升自己。
那个鸿沟，比售货员深多了。这就应了那句至理名言：凡是能够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慨，是因为我收到了几条私信。我在得到APP的课程，从昨天夜里开始更新。第一篇文章的主题是“长期主义”。在我看来，长期主义，不是信念，不是傻坚持，而是审时度势，取舍进退。在今天这个大变动的情形下，经常有人用“长期主义”这个貌似励志的流行语，来忽悠自己，忽悠他人，我实在有点看不下去。
我以为，一个人看不到大趋势上的变化，不懂得通过独立思考、去研判底层逻辑，一定会吃大亏。于是，今天早上就有人问我：该如何提高研判趋势的能力，如何修炼自己的逻辑思考力。我瞬间想到了清华书店的例子。
我觉得，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该怎么走。没有先知，没有捷径，只能靠自己去慢慢积累，慢慢历练，慢慢摸索。真正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能直接给你答案，顶多给你几句看似不着边际的建议。
韦尔奇当年执掌通用的帅印，他找德鲁克讨教。德鲁克也只是问了他几个问题：第一，如果你当初没在GE工作，你现在还会加入GE吗？第二，如果你不愿意加入，你现在觉得应该对GE做出哪些改造？这都是最基本的问题，并且貌似与韦尔奇的来意无关。
但正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韦尔奇才在餐巾纸上画出了决定GE命运的三个圆，接着制定出“数一数二”的经营策略。
我在清华的体验与此类似。好的老师，他们给我最重要的东西，是原则性的提点，以及我在自学各种知识的过程中，他们给予的鼓励和陪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没有离开校园，一直和这些最聪明的头脑在一起。
还是说回到书店。大学二年级之后，我偶尔还是会去清华的书店走走。虽然还是没什么书可买，但我发现已经没有了最初那种敬畏到恐惧的心理。即便是水利、机械、建筑，甚至是计算机领域的书，我也敢于拿起来翻翻。书还是那些书，但我已经不是入学时候的我了。敬畏依旧，但没有紧张感。
人一旦不紧张，好多事情就比较容易看清楚来龙去脉。这要归功于认认真真念了几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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