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许多年来，试着写了些东西，远在乡下的老父亲为此很是自豪。父亲只能写写简单的家书，并不懂得文章，但他向来很学信那些能写会算的文化人，他把他们与旧时的举人、秀才一并称之为“文曲星”。因此，父亲常常在喝醉了酒的进修，喜欢拿了我的文章夸耀于那些乡邻朋友，希望从那些种阳春的农夫，打鱼虾的渔人或瓦匠、木匠们艳慕又敬畏的眼神里获得一种安慰。哦，我那乡下的老父亲，我那瓜棚柳巷总爱谈说树精狐仙的老父亲。其实，我那些拙劣的文字，在面对土地一样宽厚纯朴的你的一生时，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因它们而感到换慰，我却如此深刻地感到一种悲哀。写了那么些自己也觉寡味的东西，为什么偏偏就没有想到也应该写一写你呢？你是这样崇拜土地与文化，我也一样地崇拜文字和父亲。其实，我并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这十多年来，在许多落寞失意的时刻，在客地清凉的鸣箫中，父亲一生中许多的片断和故事，总是那样苦涩而温馨地演绎在我的心灵深处，让我独自一遍遍地体验人生的凝重，生命的悲喜欢愉以及至善至美的人间亲民表。那些时候总是想着回归父亲的怀抱，重温往日的田园梦境。但不能。
一双赤脚在山地大雪里里跋涉，那是父亲；一把斧头舞出清寒的月色在猫头鹰的啼叫里荷薪而归，那是父亲；一支青篙逼开一条莽阔大江，那是父亲；一犁风雨阵阵野谣披蓑戴笠的，那是父亲；一盏红薯酒就可以解脱一切愁苦的，那是父亲。父亲，哦，即使我手中的笔使得如你那根肉红的扁担一样得心应手，面对故乡苍凉的山影里你渐渐凋调的白发，我又能写些什么呢？
父亲说过：人是土物，离不开泥土的。而我却离开了土地，那是十年前。当时一个算命的瞎子预言我将来一定会客死他乡，父亲便忧然，说：“鸿儿，有朝一日你也像父亲这般老时，就回乡下住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了，就会想念故乡呢。”我黯然。那时我16岁。
记得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午，那是我和父亲最后一次顶牛犟嘴也是最后一次参予务农并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的时刻。
当那些赶十几里山路送录取通知书的李老师站在绿森森的包谷林里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时，我正扛着沉重的禾桶牛一样喘息着踉跄前行，父亲黑红着脸在背后气咻咻地数落我对于农事的愚笨，并大发感慨：“将来弄得不文不武，只怕讨米也没有人给留罗！”我便由委屈而痛苦而愤怒，开始和父亲顶牛。也在这时，李老师却笑嗬嗬地将薄薄的一张纸递过来，那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扔了禾桶，接了通知书，泪便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一时无语，只望了远处黛绿的山色和清凉的河水发痴。鹧鸪在深山里叫着，半时凄惶半是欣喜。发怒的父亲依然黑着脸，没有一我顺表示高兴或者祝福的话，只说：“崽，你命好。”转过身扛了禾桶匆匆的远去，独我在无言的田野，感受一种无法言喻的别样的滋味。
山里的暮色升起来，村庄里传来亲切的犬吠声，还有晚风里斜飘漫逸的山歌子，还有河水和捣土筑屋的声音。我忽然感到这种声音的另一种韵致，它们不再有从前的沉重忧郁。那个夜晚，我的闻讯而来的众多乡亲，将祝福、羡慕、夸奖的话语连同爆响的鞭炮一古脑儿倾在我洋溢吉祥和喜气的老屋。那一夜，父亲喝得大醉，看我的时候，一脸的愧色。其实那时我早原谅了中午父亲的斥骂，并且在心里一次次说：父亲，请你原谅儿子的顶撞，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呵。
人生的偶然就是命运，而命运决不仅仅只是偶然，崇拜泥土或许崇拜书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但泥土与书本所涵括的内容却往往若我与父亲命运的内容，迥然不同又有许多相同，这也是偶然么。
那一夜，我失眠了。
从未出过远门，在泥土里劳作了一生的老父亲，终于决定送我去千里之外的高等学府。平时父亲很严厉，很劳累，脾气很大，我几乎很少感受到别人有过的那种父子深民表。我受了很大的感动，我终于体味到了父亲心中那份深藏的爱意。父亲要送我，并不因为我是那个山乡解放后几十年来第一名大学生，仅仅因为我是他的儿子，仅仅因为16岁的我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父亲离土地很近而离繁杂的都市很远，他只想再做一次保护神，为着那份殷殷的父爱，为着那份饱经沧桑的心情。当时父亲什么也没有说，我却感觉到了。
临行的那天，母亲、弟妹、乡邻以及我的那些好伙伴都来送行。父亲头上裹着青头巾，腰间围着黑包袱，一身只有走亲戚才穿灰布衣，肩上挑着我的一只古旧的木箱和一卷铺盖走在前面。母亲伤心地哭了，我也哭，我的弟妹和那些好伙伴都哭了。最后一次嗅着故乡的泥土、牛粪和稻草混和的气息，走下清凉的雾气弥漫的河岸，我和父亲坐了一只小小的乌篷船，开始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旅程。别了，我的曾经患难与共的亲人和伙伴；别了，我的贫瘠却慷慨的黑土地以及土地上那些金黄的麦穗和草垛，我只是你永远的莽苍里最孤独也最野性的那一株，我只是你浑厚博大的血管里最炽热也最痛苦的那一滴。那些忠厚的牛群，那些河岸上的风车和美丽苍凉的木屋；别了，我的多梦多歌谣的单年和少年岁月呵。泪眼朦胧中，我向故乡挥一挥手，在越来越响的滩声中离去。
黄昏的时候，我和父亲终于到达县城，买好去长沙的车票，便在就近车站的一个旅店住了下来。县城其实很小，那时却觉得很大很大，我的心里充满离别的伤感也同时生出一种对外面世界的恐惧。父亲让我在外面买点吃食，他守着行李。我知道家里很穷，便只在地摊上买了几个凉薯抱回去，何况那时一点食欲也没有。回旅店的时候，我发现父亲两眼红红的，正和一位中年服务员说着什么，服务员真诚地安慰着父亲。我想父亲一定是哭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从来没有流过泪的，我心陡然沉重起来。后来父亲告诉我，服务员看他一个人默默流泪，便关切地询问，父亲告诉她儿子考取大学的事，并说，儿子还小，又是乡里人，穷，怕将来受人欺侮。想起这些，便不由得落泪。
第二日乘长途汽车往长沙，在车上整整颠簸了一天，窗外的山峰由大到小，由小到一望无垠，渐渐接近比县城大很多倍的城市。
好不容易找到火车站，在一位好心人的引领下在售票处买了去武汉的车票，是当晚九点的。我和父亲疲惫不堪地坐在侯车室的长条椅上，不敢挪动半步，唯恐走失。默默地等待，望着来来去去的红男绿女，望着窗外拔地倚云的建筑物，有如梦幻一般，不知是羡慕还是自卑？说不出，心里酸涩而茫然。
终于到了上车的时候，我和父亲随了奔跑的人群，抱着行李惶惑地向前冲去，夜色昏朦中，火灯里，第一次看到了那钢铁的庞然大物，心中充满惊惧和压抑感。车上人太多，挤得厉害，又值酷暑，在各种令人窒息的气味围困中我和父亲被挤站在车厢的尾部，将身体缩了又缩，依然被人群挤过来挤过去。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深深地怀念那宽广绿野和清新的晨风，那只能在故乡才有。
站了整整一夜，次日早晨八点车到武汉，一个比长沙还要大得多的古老美丽江城。在那浩荡东去的长江之滨，在白云黄鹤的故乡，在生长着满山桂树的校园，从此开始我的四载寒窗苦读，也开始了一种与父亲以及乡下伙伴们完全不同的奋斗之路。
十年前父亲担着行李和我一起踏入那座辉煌而庄严的学府，作为庄稼人，布衣草履的父亲在看到从校门口走出的一群群风采翩翩、气宇轩昂的大学生时，悄悄地对我说：“崽，我不图你有什么大出息，将来混得和他们一般人模人样儿，我就满足了。”父亲陡然了一种巨大的自卑感，在充满富贵豪华气派的人和城市面前，在他连做梦也想象不出的这偌大的学府面前，父亲作为一个山里人几十年造就的倔强的自信心，彻底崩溃了。他已预知作为山里人的儿子的将来当会充满坎坷和忧患，在这样的世界，混成人模人样已是侥幸，他的希望也仅此于此了。
父亲在我的大学住了一日，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对我和父亲怀着一种好奇和惊讶，也怀着一种怜悯和感动，她细心地安排了我们的住宿，并带了我和我父亲用了一天时间走遍了璃璃碧瓦、绿树披拂的美丽校园。父亲试图用他的方言与朱老师交谈什么，但朱老师不懂，父亲便怏怏。
父亲要走了，我去送他，父亲反反复复地叮嘱着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话语，我说我都背得出了，父亲便努力笑一笑，用他粗超的大手抚了抚我的头，沉默了。到校门口，父亲不让再送了，临上公共汽车的时候，父亲忽然站住，用颤抖的手解开外衣纽扣，从贴肉的口袋里撕开密密缝住的小口袋，那里藏着五十元钱，父亲抽出三十元，说：“崽，家里穷，这点钱你拿着，莫饿坏了肚子。”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在这种天地间有什么比这更珍贵了？我会活的很幸福也很体面的，我的父亲！我不肯要，父亲眼红红的，却一副要发脾气的样子，我爱父亲，也怕父亲，只好从那不满老茧的大手里接过二张薄薄的纸币，那是二十元，却仿佛接过一座山，沉甸甸的。父亲不再勉强，把剩下的三十元重新放回原处，低了头，慢慢转过身去，在那一刻，我分明看见父亲的两鬓已钻出丝丝白发，而他曾经扛过竹木、也挑过生活重荷的挺直的背，此时已显得佝偻了。望着黑头巾、青包袱、灰布衣的父亲的背影，我的心一阵颤栗。
父亲登上了公共汽车，只把那背影留给我。就在车子启动的那一刹那，父亲猛地转过身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啊，父亲他在流泪！我分明看见两道晶亮的泪泉从父亲古铜色的脸上流过！不流泪的父亲流泪了，不是因为悲哀。
十年后，那背影依然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的心中。十年前，我还没有读过朱自清的《背影》，后来读了，我感到一种震撼，但并不如何感动。朱先生虽然把父亲的背影写的沉重深情，但他的父亲毕竟不如我的父亲苦难，活得比我那与泥土、风雨结缘的父亲轻松快乐，我的父亲，我永远像山一样坚强挺立的父亲的背影，是我生命的路碑。
为父亲，为自己，也为那片养育过我的故土，我把所有翻开的日历都当着奋进的风帆。
《父亲》写于1990年的春天。
从1979年15岁多考取大学到大学毕业，不满20岁。而写《父亲》时，我离开大学校园已将近7年，过了26周岁。文章在《福建文学》1991年4期发表，并获得海峡两岸征文最高奖————散文荣誉奖。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先生的名篇《多年父子成兄弟》，与我的《父亲》不仅同一期发表，而且同时获得荣誉奖。后来汪先生此文与我的《父亲》， 都先后被《新华文摘》、 《人民日报.海外版》 、《散文选刊》、 《读者文摘》 、《青年文摘》与《名作欣赏》等各大报刊选载。这两篇文章还有两个相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写父子感情的同一题材，它们都被选入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文。当然，不同的是，汪先生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文坛大家，而我当时只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虽然在大学里已经开始发表诗歌，但写散文却刚起步，只有两年不到的时间，不可同日而语，自有天壤之别。但因与汪先生有这段奇异的文缘，不得不记录于此。
要先说说写这篇文章的起因和我的成长背景。
正如文章中父亲在大学校园对我说的，希望我毕业后能混出个人模人样来，为极其贫穷的家里出力，为在村里处于弱势的家庭扬眉吐气。父亲的这个愿望，在我毕业近7年之后，并没有实现，父亲不会说什么，但我心里却落下了很大的阴影。我的家在湘西北极其偏远的深山，自古交通不便，无陆路可通山外，靠那种很原始的毛板船做交通工具。人们生活十分贫困，文化极度匮乏，几乎连有字的纸都难以找到，更不用说书了。我小时候无书可读，便读乱坟岗上的古碑。所以后来我的古文和书法都有一些基础，就是这么学出来的。上大学之前，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共九年，九年间我学会了砍柴、挖土、插秧、犁田、种各种庄稼，为家里挣工分，就是在考取大学那年，我也为家里挣了四五千分工，算得大半个劳力。我考上大学，虽然荣光，但实际上，父亲却失去了一个好帮手，家里失去了一个好劳力。那时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基本靠父亲一个人来养活9口之家，父亲每天起早贪黑流血流汗，也就10分工，折成人民币刚好1角2分。记得当时猪肉每斤7角3分，所以，我们家里一年到头几乎见不到油星。当时弟妹们还小，读书、吃穿，入不敷出，日子无比艰难。作为家中长子，作为村里建国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我实在是愧对父亲也愧对家庭。因为那时我的工作和生活，都一团糟。不仅算不得人模人样，简直是落魄江湖了。工资收入低，没有钱，不能为家里分担什么经济负担；也没有社会地位，一个小报的普通编辑而已，自然不可能给家庭带来什么荣光。那时的农村对你家里有没有钱，有没有人在外面做官，出人头地，是很在乎的，假使你家里没钱没官，有劳力、人多，也可以在村里挺直了腰杆。恰恰我们家里一样也没有。所以在我考取大学到工作的十年里，我们家在村里的地位并无一点变化，反而落得让人笑话。父亲和家人既已失望，我自己也对自己失望，不仅失望，还很愧疚。
这种失落感，在春天开始发酵，冷雨敲窗，长夜难眠，想起千里之外的家，想起父亲，想起校园的寒窗苦读，想起十年前父亲送我到大学的场景，想起工作和生活上的种种不如人意，心里忽然有了想哭的感觉。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念父亲。
夜深人静，我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
几乎是一泄而下，笔在纸上飞快划动，却跟不上汹涌的思绪。等写完最后一个标点，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稿纸上的字迹也被洇湿了多处。至今我保留着这份横格的手写稿，纸质已经发脆发黄，只有斑斑泪痕，依然如昨。
因为《父亲》多年来一直用于苏教版高二语文课文，并也做过沪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在老师教学与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一些疑惑与问题，曾有教学的老师长途电话求证和咨询于我，我做过耐心的解答，但广大师生却并不知情，至今尚有某些困惑。做为作者，我有责任回答或厘清有关事实，以利教学与学习之参考。
一，关于16岁上大学。
我是1979年高中毕业应届考取的重点本科，当时未满16岁，是15岁半。
当年的学制是这样的: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即九年制学制。
我是六岁半进小学，九年下来，考取大学，刚好15岁半。
我要强调的是，当年进大学，有比我年纪还小的同学，也有比我大十五丶六岁的同学。应屇生少于复读生，他们许多是带薪读书，还有的进校前已经是镇长或营长。
二，关于我报到后朱姓老师陪我和父亲在校园参观和交谈近一天时间的情况说明
首先我要讲的，这个确实是事实，而非文学虚构。原因如下:
因为我的大意，我把录取通知书上报到上学的时间看错了，竟提前一个月到学校去报到。我和父亲在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一路靠写纸条问路，找到学校的教务处，正好朱姓女老师在，她看了我的通知书，看到我和父亲风尘扑扑的样子，很是吃惊，但她非常友善，她很快就联系了管后勤的老师，说明了我提前报到情况并请求关照，还请他找分管领导为我准备一个月的食堂就歺票并被盖、毛巾等用品。朱老师一边和我们交谈，问我的年龄，问家里详细的情况。她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不急不烦，周到而体贴。当她知道我家很远很穷时，她表现出温暖的同情，当她知道我只有15岁时，她表现出极大的惊讶，她说:鸿伏哎，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呢，这么小就考取了大学，了不起!然后对我父亲竖起大拇指:您是一个更了不起的父亲呢!父亲用老家方言对朱老师表达感激，可朱老师一句都听不懂。我的话朱老师能听懂三分之一吧，我没学过普通话，至今普通话都不标准的。
朱老师差不多用了一天时间为我们安排住宿丶领取饭票与生活用品，带我熟悉食堂丶图书馆(为我办了借书卡)丶教室丶体育场丶露天电影院，还讲解了学校的历史沿革，参观了名人广场，去了医护室、澡堂，以及学校几处著名景点。中午她请我们父子在校区一个小粉店吃了热干面，晚歺时送我们父子去食堂，临走，还专门找到我寄居一月的同室学长，请他关照我这位乡下孩子。那位学长笑了:朱老师放心吧，他和我儿子一般大，我会照看好他的。
朱老师，后来成为我四年大学的指导员，她一直对我关爱有加，让我终身难忘。再后来，她调入湖北省委办公厅。
三，关于我离开故乡时的难舍与难过心情，有老师表示不解，应该高高兴兴去上学才合乎情理，作者的表述却相反，为什么?
我离开故乡去上大学，心情不仅高兴不起来，而且很难过。
上文我已说过，我家很穷苦，父母被生计压得透不过气来。我是长子，本应挑起家庭重担为父母分忧，可我却在家里最需要劳动力最缺经济来源的时候，为着自己的前程，很决然地逃离了这个苦难的家庭，不止跳出了农门，将来还要给这个穷家带来经济压力。在我心里，这不仅是自私的，而且是一种背叛。我们曾经是忧患与共的一家人，我曾是这个家半个支柱和半个壮劳力，但从此我远离了亲人故土，远离了一起长大的乡间伙伴，还有山水村舍和草木虫鱼，一个人向无法预知的未来与完全陌生的世界跋涉，从熟人社会走向红尘江湖，内心的恐惧与迟疑，远远多于升学的喜悦。
所以，在特定的生存背景下，一个乡村少年离乡的心情，不是一般所谓合乎情理能简单理解的。
四，关于出生年龄
《父亲》用做苏教版高二语文课文，我是在多年以后才知道的。无意间百度了一下自己，发现这篇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文章，做了教材，而且有不少教案和课堂教学比赛获得国家级奖。又发现在作者介绍中标明我为1953年出生，竟凭空给我加了十岁。
我电話联系了江苏有关方面，表明了自己对文章使用版权的宽容态度，只是强调请把我的年龄更正为1963年就好，否则，整篇文章便不能成立。另外，文中有漏字，如:阳春的农夫，掉了一个种字。原文为:种阳春的农夫。种阳春，即种庄稼。
后来有更正，但我还是要加以说明。
五，关于一些研究者和评论家抑朱扬刘的问题
研究和评论，甚至课堂讲解中，经常会涉及到朱自清《背影》与我的《父亲》优劣之比较问题，多为扬刘抑朱。对于专家丶学者丶评论家及老师们的看法与结论，我无权置评，我要说的是，《父亲》写的是当代社会大转型期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心路历程，表达的主题是多重的，而不仅仅是父子情，它立体地折射出家庭伦常丶社会变迁、文化与土地丶后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相生相克等问题，可以把这篇文章当叙事写人甚至抒情散文来读，但更好的解读还是题外之意，或者说是文章中若隐若现丶处处露出端倪的伏线丶隐线，有的甚至是明线，单一的理解或诠释，可能都是一种误读。
作者对于朱自清先生及其《背影》，满怀着敬仰，先生以及先生的《背影》都将是不朽的，他和它，都代表了特定时代文学的高度。《父亲》与《背影》，甚至与汪增祺先生的《多年父子成兄弟》，三个不同时代的作者，不约而同地写了近似的题材，各自呈现着完全不同的内涵与风采，优与劣，且由时间裁判，且由后人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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