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诗人与谁对话

曾有人问布罗茨基为谁而创作，这位聪明的诗人引用了斯特拉文斯基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为我自己和可能存在的另一个自我。”然而，这另一个自我是谁，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如何通过聆听抒情诗人的吟唱来认识他？哈福大学教授海伦·文德勒在其新著《看不见的倾听者》中选取乔治·赫伯特、华尔特·惠特曼和约翰·阿什伯利三位诗人为例，精密地分析了英语诗歌中三种异乎寻常的倾诉方式，并指出它们包含的“抒情的亲密感”具有令人信服的音调并且展示出了特殊的伦理内涵。这本书不足百页，三章内容都来自作者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主题讲座，出版之后很快成为畅销书，其受欢迎的程度，在批评领域里大概只有哈罗德·布鲁姆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作品能与之相比。
　　在当今的英美诗歌批评界，文德勒是唯一能以所谓“形式批评”而获得学术界和读者大众双重认可的大家，即使她有时会忍不住去绘制图表分析诗歌结构，她的著作依然引人入胜，决不乏味。她的早期著作全部以经典诗人为研究对象，莎士比亚、赫伯特、济慈、叶芝和史蒂文斯，这让她非常引以自豪。同时，文德勒对当代诗歌的评论也直接影响了大批读者的阅读趋向，比如当今诗界的宠儿乔瑞·格里汉姆和做过桂冠诗人的丽塔·达夫都直接曾受惠于这位诗学泰斗的奖掖。但在批评家之间，她发出的攻击也常常令人生畏。曾享有“牛津诗歌教授”荣誉头衔的詹姆斯·芬顿的文集《诗歌的力量》出版后，包括诗人查尔斯·西米克在内的很多人撰文称赞，唯独文德勒的书评不肯屈就，明确表态“此书无法证明诗歌的力量”，同时毫不客气指出芬顿对布莱克的解读中的硬伤。对老友哈罗德·布鲁姆的女学生佩格利娅，她也没有顾及情面。十几年前，在佩格利娅的《性面具》一书横扫读书界的时候，文德勒撰文指出《性面具》里对诗歌的论断之下往往缺乏足够的分析。骄傲的佩格利娅后来出版了一本诗歌细读的著作，也许这还要感谢文德勒当年的批评。
　　近年来，文德勒越发勤奋，《风格的突破》（霍普金斯、奚尼、格里汉姆）、《诗人的成年》（弥尔顿、济慈、艾略特、普拉斯）、《思考的诗人》（蒲柏、惠特曼、狄金森、叶芝）和《看不见的倾听者》，每本书都是以几位诗人为例集中讨论一个诗学问题，避免了理论先行，但求以严密的分析提出观点。这些观点并不宏大，但都无可回避，比如，以《诗人的成年》一书为例，相信每个写诗的人读了都会有所感触：大诗人的第一首堪称完善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它凭什么达到完善的境地？无论是迫切渴望确立个人风格的新手，还是不断反省个人写作经历的行家，都会在文德勒的分析中获得启示。
　　《看不见的倾听者》选择的三位诗人都是作者几十年的研究对象，他们无论在时代文化背景还是语言风格上都有很大差异，文德勒用“抒情的亲密感”把他们联系起来，勾勒出一种独特批评视角下才会出现的诗歌谱系。赫伯特在诗中创造了一位听他倾诉的代表自我的理想的神圣，惠特曼梦想的倾听者是生活在未来的时代的同性恋人，阿什伯利则唤起了一位16 世纪意大利画家，其画作的赋形和变形能力让当代人难以企及——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一般的生活情境中的倾听者（朋友，爱人，同行的诗人）对抒情诗的领域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大诗人对人类之间的关系会有更加乌托邦式的想象。
　　文德勒认为，抒情诗往往产生在假设的层面上，这些假设都包含着对话，而且它们本身就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之上，这些假设的对话正是处理伦理问题的一个理想场所。在假设情境中与看不见的倾听者的对话与独自冥想式的个人的乌托邦不同，它代表另一种抒情的乌托邦，在那里可能的人类关系的模式被制造出来，被深入思考，反复修正和加固。比如，赫伯特的诗改变了通常的诗人与上帝之间的垂直地向上呼告的关系，他把上帝变成与他平行的亲密的对话者。这种想法最初来自他对圣经的理解：在古代，上帝曾经与人类非常亲近，诗人无法获得这种亲密关系的原因是他生得太晚，还有空间上的阻隔（赫伯特觉得太阳光线、流星可以是连接他和上帝的桥梁）。在赫伯特的诗里有一种与上帝完全亲近的渴望与焦虑，他梦想和天使手拉手飞向天堂，但他更想要的是与上帝进行没有中间人或媒介的直接交流。赫伯特曾把上帝构想为一个类似父母的角色，但他仍不满意，最后他把上帝变成了一位和他心有灵犀的同时代的朋友，上帝的神圣之爱和人类的爱在这种平行的关系中接触并重叠，这是很大胆的想法。有时候，上帝以基督的身份出现在赫伯特的诗里，作为一位亲密的朋友，他成为诗人理想中的自我。赫伯特在诗中说，也许诗是无用的东西，但是诗是让人类和上帝生活在一起的方式。
　　赫伯特构想的与上帝的理想的亲密方式比较抽象，而且拒斥了亲密关系中的性爱因素。然而在惠特曼的诗里，诗人与未来的倾听者之间的关系被性爱化了。在《草叶集》中，惠特曼常常直接抒写他与同性爱人的身体的结合，用“我们两个”作为抒情的人称，宣称“我们就是自然”。惠特曼有时会觉得，如果没有这种身体关系，他也许会写不出诗。然而，现实中的身体关系经常受限制而且很难维持，惠特曼最终还是转向了关于未来的倾听者的幻想。这种想象带有一种特殊的亲密感，比如在《我自己之歌》里：

我把自己留给土地，又从它的绿草中生出
如果你再一次需要我，在你的靴底找我吧。

你很难知道我是谁，或我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无论怎样，我将有助于你的健康，
过滤并加强你的血液。

开始时取不到我，不要灰心，
在一处找不到我，再去别处，
我停留在某地等着你。 

　　这种亲密感建立在诗人与未来的倾听者之间，这未来的倾听者其实也包括我们每一个读者。与惠特曼的乐观民主的姿态不同，阿什伯利深藏在自己的千回百转的语言迷宫里，对社会政治和宗教信仰都没表现出直接的兴趣。所以，文德勒讨论阿什伯利的代表作《凸镜中的自画像》的伦理内涵的一章是本书中很让人好奇的部分。阿什伯利的诗表面上不顾及什么“现实”，一般的读者会以为他只是自恋和厌世的修辞狂。但实际上，在语言这个最根本的层面上，他是最“现实”的诗人，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中的各种资源都被积极整合到他的作品里，从典雅的古语到商业科技词汇都被精心融会到一个新的现实中。他对帕米加尼诺的“凸镜中的自画像”的思考长达十几年，画中那清晰的面孔和放大的手展现了艺术变形的奇妙和不可避免，那纯粹的表面正是艺术家的道德和形式上的意图的“可见的核心”。在诗中，阿什伯利与帕米加尼诺建立了一种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然而在这里，自我的姿态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在道德层面都是变化多端的，但阿什伯利相信爱本身可以提供一种恒定，它帮助我们生活下去。最终阿什伯利要用诗歌来建立艺术家之间，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互相信任，但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却不是什么道德文章，而是难以捉摸的，催眠般的语言艺术。
　　这本书建构出了一套关于“如何制造倾听者”的诗学，广义上这是一种关于交流和对话的诗学，但它具有特殊的洞见：诗人用各种方式建立的关于倾听者的乌托邦的背后有人类永恒的冲动，我们通过想象可能地对话方式而更加富于人性，这就是最基本的伦理。我个人感觉，这本书非常适合诗歌写作者阅读。因为文德勒的“理论”可以促使诗歌写作者们反省自己写作中最基本的问题，在雕琢词句之前，我们的诗人们应该先问问自己是在跟谁说话，这些倾听对象是怎样建构出来的，我们是否想出了比前人更别致，更精密的对话方式，我们能否通过扩展新的对话方式而“创造”出新的读者。这要比讨论“诗歌在当代是否已经衰亡”或“诗歌正在远离读者”要有意义得多。

Invisible Listeners : Lyric Intimacy in Herbert, Whitman, and Ashbery. 
By Helen Vendl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2,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