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阿什贝利诗4首

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1927-2017）生于纽约州罗切斯特。美国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65年前在法国任《先驱论坛报》艺术评论员，后回纽约。1974年起在大学任教。后现代诗歌代表人物。其诗集《凸面镜中的自画像》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

连祷文

事物，同样重要。

它们是一些时间。

它们能皱起眉头，

甚至能给予某种宽恕。

你问我在这里做什么。

你觉得我竟然读这些吗？

如果是，我给你个惊喜——

我正打算把它读给每个人。

春天是所有季节中最重要的。

它在此处，即便当它不在此处。

所有其他的季节是它的一个借口。

春天，空闲的春天，

你，夏天可怜的借口——

他们没告诉你，在穿透城市的主干道上，

他们在哪里丢失了你，

很快，越来越快，如呼吸？

以复合的形态展现

是重要的。别人会努力

提供给你某些东西——决不

接受。在一家药店的窗户上

照映出来，你知道你已走来的距离。

随别人议论你。

安心入睡；

风在那里吹着，

进来吧。我们一直期待你。

沿途歌唱

你穿着得体地戒备，何不

接受简单的方式，现成

方式？友善的方式？

因为它还不够简单和友善。

它必是艰难的，

将我们带到如此遥远。

随时不久

我们将总会盖好仓房，

刷漆，锁上挂锁，搁置迫切的

事情。那种方式，我们想，它会

为我们保留一段时间。不同于

我们沉睡，如芦苇

在水塘的边缘垂头顿首。

另一个人，别人，会耕作

那些荒芜的地方。回首这一切

令人满意。那庄严的走廊。

所有被编号的海船。

那牧场边的树篱

如秋天，或一道噩兆，

如果实。

十一月

勺子放进去

刚刚好，

搅拌过咖啡，

再被拿出来，安静地，

躺放在浅碟上。

遗失的图书馆的

书籍想象着

它们将会在何处结尾，

而没有

意识到它们已经结束。

我不明白他说的

任何事情，来访的

一位朋友。

当他说得高兴时，

我仅仅

确定

他意味着

被苦恼或喜爱

压弯腰身。

他不可能被明年的

事务的清单而烦扰，

被荒芜的地方而烦扰。

政府走进来，

那是没有空间的原因。

“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并不是一个自觉的运动，它既没有明确的起点，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科目中发生的时间先后错落；也没有领袖人物，只能说不约而同地暗合。但是，今天回顾，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潮流，或许能说是一个并非偶然的历史潮流。

很多人认为是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利奥塔只是提出人类知识可以分成“科学知识”与“叙述知识”两大类，影响最大的是他给“现代性”意识形态一个奇怪的称呼：“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创造了一个人人乐用的时髦批评术语[1](P78)。其实，在利奥塔之前，萨特已经开始强调叙述之意义，他认为人的生存等同于讲故事：“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人的生活包围在他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他通过故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故事。”[2](P12)而巴尔特强调叙述跨越人的各种活动：“人有可能不断地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注进叙述里……在阅读一本小说时，能点燃我们的激情的……是意义。”[3](P295)

但这些都是批评家个人超前的见解。叙述学从20世纪初开端，近80年之久一直没有超出小说范围。当然，人们都意识到许多领域（例如历史、新闻）都是叙述，但作为叙述，它们似乎“自然”的不必进行研究。巴尔特说“叙述并不表现，并不模仿”，指的是小说，新闻和历史明显是表现，是模仿，所以不能与小说相提并论。

最开始自觉地用“叙述化”改造一个学科行动的是卡波提，他在1966年的《冷血》中开始提出了“新新闻主义”，即所谓主观性新闻与“非虚构小说”或报告文学，成为小说与新闻的中间体裁。这个流派改变了新闻学，却没有影响到叙述在其他学科中的地位。

真正的叙述转向，应当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学开始，一般都认为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开创了用叙述化自觉地改造历史学的“新历史主义”运动。此后，闵克、格林布拉特、丹图等人进一步发展这一趋势，造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闵克在1987年的著作《历史理解》中清晰地总结了历史学叙述转向的基本点。这个运动的成果与争议都广为人知，其影响溢出历史学，冲击了整个人文学科。

叙述转向发生的第二个重要领域是心理学。1987年，布鲁纳在两篇重要论文《生命与叙述》[4](P11－32)、《现实的叙述构建》[5](P1－21)中，提出了“没有叙述就没有自我”这个重要命题。布鲁纳在认知心理学上的工作首先在教育学中得到响应，其影响之大，使布鲁纳成为这个领域的“元老”，2007年，奥尔森的著作《布鲁纳：教育理论中的认知革命》对布鲁纳的贡献做了出色的总结[6]。泰勒的《跨文化研究中的自然探索》一书，发现“叙述法”在科学教学中都非常有用，此方法把文化对学习的影响考虑进来。教育学大规模的叙述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潮流，恐怕教育学是至今为止中国学界认真考虑叙述转向的唯一学科[7]。

社会学家普伦默1983年创作的《生活文件》开创了记录叙述方式的社会学新研究法。至今，普伦默依然坚持叙述法，例如，1995年，《讲性故事》一书对同性恋的研究被认为具有突破性意义，非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社会学的范围很广，叙述转向对社会调查和救助领域冲击极大，尤其是关于苦难病痛的讲述，自我建构就成为救助的关键。叙述把“生活经验”转化为建构自我的有效手段。叙述转向甚至进入非常专业的领域。一些社会工作者开始盛赞叙述转向，认为叙述不仅是意识形态的权利表现，也是一种解放力量，可以让先前被迫沉默的阶层“获得声音”。

叙述转向在法学中的发生，应当说是最为惊人的，因为法律一向以依据事实量刑为己任。布鲁克的著作《恼人的供认》把法庭上各方关于犯罪的叙述比拟于文学叙述。讨论法学中叙述的著作，绝大部分只是把法律叙述与文学叙述对比，这也许是因为文学热衷于描写法庭场景，但法学本身的叙述转向的确还有待深入。

叙述转向在政治学中的发生，也很有趣。政治策略从有天才政治家掌握的复杂韬略，变成容易操作的方法。霍顿在论文集《文学与政治想像》中，以文学叙述作为政治的样本；罗伯茨的论文《国际关系中的历史、理论与叙述转向》总结了这方面近年的发展。美国民主党竞选战略顾问卡维尔甚至提出：“叙述是竞选的钥匙。”他认为2004年克里败于布什，是因为“没有能（把政策）形成叙述”[8]。

叙述转向最终在医学中发生：进入科学，应当说是叙述转向成功的最终证明。讲故事被证明有治疗作用。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特曼也被这个效用所吸引。他特地为《文学与医学》刊物撰写了著名论文《叙述及其后果》。有的医学家甚至为叙述转向找到了科学根据：芝加哥的心理医生麦克亚当斯认为故事构筑的“个人神话”，是最有效的自我治疗，为此写了一系列用叙述进行心理自疗的普及读物《我们藉以生活的故事》等和许多专业文献。近十年叙述转向最有戏剧性的发展，可能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本来人工智能是强烈科学化、逻辑化的领域，但叙述转向使人工智能专家发现，在这个方面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有模仿人的头脑讲故事的能力，大量文献与多次国际会议，使叙述与人工智能融合成一个特殊学科分枝——“叙述智能”[9]。

在若许多学科发生的“叙述转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词包含了三层意思：1.把人的叙述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尤其明显）；2.用叙事分析来研究对象（在历史学中尤其明显）；3.用叙述来呈现并解释研究的发现（在法学和政治学中尤其明显）。应当说，这三者的对象、研究方法、呈现方式是不同的，但若要在具体领域中分清它们，却相当困难，只能说不同学科重点不同。

叙述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形成声势，最近开始出现从哲学方面综合研究各种叙述的著作，如，心理学家布鲁纳2002年的《编故事：法律·文学·生活》、雷斯曼2008年的《人类科学中的叙述方法》。

有人提出小说中也出现了“叙述转向”，这个说法似乎有点自我矛盾，小说本来就是叙述。提出这个观点的批评家指的是近30年小说艺术“回归故事”的潮流：以法国“新小说”为代表的先锋小说派别，反对巴尔扎克式的故事，强调对“物自身”的描写，严重忽视情节。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小说开始回到叙述。在法国，主要标志是图尼埃作品的风行：图尼埃特别擅长重写旧有传说故事，独创一番局面。在英语世界中，讲故事的好手如美国的罗丝、德里罗，英国的麦克尤恩等。小说研究者的眼光，也开始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罗布格里耶等先锋作家转向“经典性作家”狄更斯、巴尔扎克、亨利·詹姆士等，以及侦探小说、冒险小说等类型小说。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