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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群体庞大，有效性写作者很少。要有新诗的观念作为指引（现代性的写作意识，不是老古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抒情和言志），如果观念跑偏，你越用力，距离诗核越远。只要观念对，后天付诸相当的努力，都会有所成。至于成就之高低，那就看个人天赋之多寡。还有诗运，这不可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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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妖媚在于，那种不可捉摸的“危险、试探、诡异”等最刺激我们脑细胞的元素似乎都可以在写作中找得到。即便是写不出好诗时的挣扎、煎熬、绝望等情绪时不时地笼罩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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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是一种着魔。最让人抓心的是，明知如此，却偏偏愿意甚至是欣然地去献出自己。当我们甘愿献身的想法一旦产生，诸如“沉重的声音、沉重的时刻、沉重的人和物”，它们已与我们在秘密的时空里达成了奇妙的契约式的共识。这是秘密，不可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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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够带给我们新鲜感的东西越来越少。复制一样的人（他/她的装饰、言语、动作、喜怒、喜好、观点等），复制一样的建筑（结构、色调、形式以及你身在其中所产生的感觉等），复制一样的回应（对弱势的不关注、对侵权的一味妥协以及理所当然的接受）。这一切都是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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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写作是和这个人的社会角色以及他在这个角色扮演中的性情感受相关的。当这个事实认清之后，年龄对写作的影响似乎变得不那么敏感和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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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有其内在逻辑和周期循环。于我而言，不是写作就是在写作的路上。当一个人在某阶段停下来，他一定是在蓄积写作的能源，这包括阅读，旅游，思考，挣扎，焦虑，恍忽感等。当一个人跟写作遇见那一刻，很多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理性，你的变化影响着你的写作，写作也在时刻密谋着对你的叛逆。写作（这里特指诗）终极指向是绝望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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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绝对的“新诗”，我们对“新诗”的理解应该是：一种建立在众多传统基础之上，汲取其养分、技巧、语感等之后，再跟当下发生密切勾连的瞬间爆破的文本。也就是说，不存在脱离传统的所谓“绝对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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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不是语言，是语言的内涵——什么是语言的内涵？我理解是，透过语言所传达出来的气质和气息，是所呈现的生活、现实等背后的精神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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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存在都是诗的存在。诗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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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时需绕弯子。绕弯子就是给读者制造阅读难度（太顺的东西谁也不喜欢），但不是乱绕。这里的“绕”是给诗歌多重层次感，多重形式感，多重呼吸顿挫感。能够绕得多又不失逻辑的清晰性，甚至越绕越清晰。这是写作的高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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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必须植根于生活。这是废话也是实话。但并不是完全复制。如果你以为我写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我写的我就是我，那你上当了。诗的真实是虚实相兼的真实，尽管它是那么相似我之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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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具有“写作者个人体温的、独特的，能够带给读者'细微之处的疼痛感’”的情人的耳语。否则，就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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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暴力”是沉下去的胸怀，是半两拨千斤的技巧，更是对待生活的态度。写作，要么是生活的细微具象，要么是语言的出其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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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散文、小说、戏剧等元素运用在诗里无疑是大进步。它们拓宽了诗空间、丰腴了诗语言。但这都是形式主义，仅仅且必须为了达至服务诗本身的目的。所以，准确找到它们在诗里的位置，才能和诗融为一体。否则很可能四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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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呈现并非为了呈现而呈现。而是在尽量保持“物象”原始面貌的同时，还需稍作处理：转换、议论、句式等。用余怒的话就是，夹叙夹议。这种处理是将散乱的东西凝结起来，将单线条的东西丰富起来，从而发生族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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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写作日久的诗人，他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谨慎。在他们的诗里，你往往看不到粗糙的痕迹。它们那么精致和精密，像密码锁。他抛给了读者一个谜。没有答案更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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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如做陶器，要反复摔打。摔打时一定不要参照任何模子，也不要想着一定摔出来个什么玩意。就那么摔着，随着手感、节奏感而动，摔出来什么是什么。即使啥也不是，也获得了写作的快感。写作的快感是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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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有自己风格是好事，这是成熟的表现。同时，也可能把自己送进语言的监狱。要么坐穿牢底，要么不断“越狱”。如果不僭越，写作的有效性亦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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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有争议是好事。争议本身也是一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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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靠的是一种可信任的状态。只要坚持写，就在写作的状态里，这种状态必须保持住。写出好诗，就是有了好状态。对于一个成熟的诗人，不会有太不在状态的诗歌，可能会有时常不在“好状态”的诗歌。这是有区别的。且区别相当大。单就这一点，也可以判断一个诗人所处的阶段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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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是现代人的诗，这个时代人说的话。这是常识。我们忽略的可能就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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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内心都有欲望。写作是表达这种欲望的产物。我们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别人，而是首先服务于自己的欲望。对于那种扬言不是这种写作动机的作者，我很警惕也很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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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不承认，但有点是真的，你是在为某一个特定的读者而写，不是特定的一群人。这种写作的私密性和特指的关系，必然会让你陷于一种少数人阅读视野里的尴尬和孤独。而认定那一个特指，而不是一群，却又是你写作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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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现代诗自由，其实不然。甚至相反，现代诗比律诗严苛、讲究。它的自由应该正确的理解是音域范围和写作题材的扩大化。这貌似的“自由”，也是一种“设限”。音律的多变且不可预测性，事物的庞杂且不好融合性等，要拿捏得当，着实不易。因为它全靠你的灵性和感悟力，很主观，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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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绝大多数人都是“虚无”的，并沉醉其中。写作和打麻将相比较，不会高明到哪里去，甚至在真实感上写作逊色于打麻将。麻将是真实的，具体可见、可触摸。还可立即兑换钱币，比诗靠谱。那又怎样，我们就喜欢这种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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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主要是享受写作的过程：对隐秘语言世界的窥探。拆解、重组、危险性和趣味性，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游戏里你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最好玩的是，无论哪一种结果你都会享受到快感甚至一度达到某种情绪上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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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有抱负的诗人，都试图建立自己的诗歌王朝。如果真能够建筑自我语言的体系，使其成为诗海独立的“江山”，打下“江山”又如何，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诗绝望地说就是永无终点的行程，诗人的一生都是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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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里的人是有血肉、有温度、有呼吸的大活人。不是冰冻似的毫无知觉和感受的人。不是植物人。如拿“冰冻人”和“植物人”来比对写作，那就是：刚解冻的冰冻人——瞬间的呼吸和颤动的指尖；突然从长眠里醒来的植物人，看着你滴下眼泪的刹那——这也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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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东西是语言力所不逮的。所以不要把语言神圣化或妖魔化，语言就在那里，它力量无穷，又极其有限。我们不是去控制语言，也不是由着语言的性子来。写作是不断耳鬓厮磨，试着与语言这位老情人达成持久性暧昧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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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好诗无疑是很幸福的。这幸福又是短暂、瞬时的，为了这转瞬即逝的幸福，我们心甘情愿忍受着这一时刻之外的所有孤独和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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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生都在完成各种仪式。写好一首诗是完成了一个仪式。较之于其他仪式，诗的仪式特殊性在于它要你不断遗忘，而非铭记。你忘得越快，进步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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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是一种伟大的本能，它让我们和很多不相关的东西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必须依赖和感谢它，但又得时刻保持警惕。它太善变了。人性是它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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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自我内心和精神的省察，诗的枪随时可调转方向对准它要干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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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意义这个词语，我们往往会将其上升到一个瞻仰的高度，从而忘记这个词语也可往小处来想。这个小处的意义未见得就小于那个大处。在糜烂的普遍意义说的前提下，不妨将“意义”回归到“我们”、最好是“我”这个名词上。由此出发，观天下写作之事、之人，便可省去很多疑惑和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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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从日常里隐匿，在词语里重组。任何读者对一首意思看似再明朗不过的诗产生极大的误读都是理所应当的事。评论在这个层面来理解，是一种自圆其说的微妙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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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什么？诗是意外。这一伟大的特性决定了写作者和作品的关系，以及读者和他所要面对这个关系时的豁达态度。抱着意外的游戏心理才能更从容地应对内心和周遭的世界，才能愉快地玩耍，玩得开心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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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存在不是不需要别人验证，而是无人可验证。诗是自我完成独立建构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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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一种元诗？一个完全原创的现象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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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由感性出发，止于理性。诗是主观的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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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批评者而言，往往只有赞扬没有真正的批评，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不安心做学问，过多地把精力浪费在各种交际和酒局之中。最后和写作者打成一片，都成了所谓朋友，有了所谓交情，这种人情事故像裹脚布一样，使得他们在试图批评时畏首畏尾。最后索性放弃批评，你好我好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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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一个东西的理解往往是概念性的、意义上的非此即彼，或者是所谓多元化的。其实事物本身可能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哲学、诗歌、艺术、矛盾等，都是人创造出来服务于我们自己的。最后，我们往往被这些东西所牵累。为摆脱和自我解救，我们会不断再创造新的东西，尽管这些最后也注定要沦落为新的负累。负累无限多，成为一种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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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尽量还原事物本身。我们已分不清什么是概念里的事物，什么是非概念里的事物。像上面的这两句话本身已沦为一种常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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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作品即将出炉的感觉比写出来的感觉还好。即将出炉的感觉只属于自己，写出来以后属于大家，诗终归还是只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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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不了的事实，写作是一种背叛，通过语言背叛心灵和现实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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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首主动发出来的诗都有偷情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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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不写一些宏大的场景（像政治、宇宙、战争等），我不写是基于最起码的尊重和真诚。对于与我未曾发生关系的东西我不具有写作资格。我要做语言的局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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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考验作者，真正写的过程，技艺的思考却必须是消失的。读者只要关心你传达的情绪，如果读者明显地感知到了你是在用技艺写作，那是作者的失败。写诗要用“末日的情绪”去处理，即这是你最后一次面对你所处理的写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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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诗人写作的戾气太重，这份戾气既不利于写作本身，也不利于作者和读者的身心健康。如果非要给写作加一个意义，我宁愿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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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需要精神图腾——引领我们趋向于一种神秘。写作到最后，可能就是为了完善这个图腾。不论它是神是鬼，然而一定得有，因为它是你区别于别人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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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清醒地知道，那些存在的人和物，都将会消失。写作不是挽留，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回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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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得去，出得来，且进出自如。这就是写作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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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其实是生命的另一种飞行。诗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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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里，我是木讷之人。我所有的浪漫都被语言消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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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何存在，诗将因何存在。关于人之存在和人性的追问，思考，重构（试探性的），这些命题构成了写作的终极诉求（如果写作有诉求的话）。写作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也回答不了任何问题，那么写作是为了什么？写作会引向另一个极端，不断生出更多思想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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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里，写作的质疑，困惑，快感，无感，这一切都像作为存在的个体被时间慢慢消解一般，被稀释在语言中。社会万端，我择取了其中一种自认为较为熟谙和能够把握的那几个点，是为了给自己找一种不同的活法，在无可奈何的衰老和虚假面前，保持一份独立的精神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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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欣赏那种情绪饱满的作品，满而不溢。这相当有难度，特别考验写作者对语言和情绪的调控力，调控到即将爆破的那一个节点上，戛然而止。想破但就是差一点才能破，破而不能破的分寸感，且一直保持着这个毫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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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一种语言的治疗方式。它针对的是所有读者，但并不是它面对的所有读者都会得以治疗。因为诗说到底还是一种较为高级的谈话方式，这要求写作者需要掌握谈话的技巧，和沟通的语境。一首好诗在读者那里发生作用，还要求读者能够接受得到词语的讯息，或感受得到，来自另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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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诗文本，不在于写作者写作时的内心，在于读者所能直观读到的词语这一行为。这可能不一定会被作者所接受，或认可。不过也没办法，这是事实。就像我们评判一个人的好与不好（暂且不论这种二元的标准）主要是通过她/他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而不能是所思所想。更不能是难以捕捉和不可视化的内心活动。虽然对于每一个真诚的写作者来说，我们都是期望借助语言来转述内心，感情，尤其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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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会面临来自读者，甚至诗人的询问：“某某的诗，你怎么看？”其实这个问题很难谈论。你很难在谈论一个诗人的作品时不去考虑到这个诗人。而很多诗人我是不大了解的，所以谈论也变得不可靠。但我为什么个人还会去谈论一些诗人，并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予以推荐？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矛盾。当我真正面对一首“好诗”时的激动又不能轻易掩饰，自私一点说，我希望借助这种谈论，来优化我的写作观，和语言的组合能力。
所以我在谈论别人的时候，实则是在换一个方式谈论自己。谈论自己终归要知根知底些，这就要求我所谈论的诗人必然会在某一个区域内，并在某些向度上满足我对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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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所承受的压迫感越强烈，诗的精神意识越突显。所以时间的紧张于诗人而言是幸运的事，它让我们更好地进入诗的境界，诗本身也是一种紧张性的语言。我不相信任何一首轻轻松松完成的诗。这主要针对于写作的精神意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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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诗和好诗是不一样的概念。重要的诗未必好，当我们谈论它的重要时，它必须在一个时间的范畴内才得以成立。好诗，未必重要。好诗的重要性在于，它有时会突破时间的束缚，可放在历史的任何阶段去谈论它好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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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自己是一个认真的诗人。写诗并未拯救我的生活和精神。它只是让我更深刻地看到了生活中的焦躁不安，原来有另一种形式出现。它同时具有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但也不是为了拯救什么，它就是关于存在的折射。也不是为了确认什么真伪，善恶。写作即便会在不经意间输出某种价值观，但它仅属于语言层面，不可置于社会性的道德或伦理之中去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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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我来说，写作已变得越来越难。不是因为写什么、怎么写这个问题。这已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对写作的感觉在发生变化，这有点复杂，像对一个姑娘的感情，不再局限于你喜欢她什么、怎么去表达你的爱意，而是你沉浸在其中，慢慢被其自然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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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诗的热爱和依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的纯粹、安静和容纳。Ta是由一个我生发出来的另一个我，是我和我的对话、交流。借助这个不断重复的演绎现场，我们变得趋于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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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和喜欢写诗是两回事。从2008年至今，我写了10年，近400首诗。有时突然觉得写的算不少了，好像永远写不完，也写不出那首自己追求的大圆满的作品。甚至很绝望。现在似乎慢慢懂了，喜欢写诗而不是写诗，写诗对自己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写作最直接也最深刻的意义应该就是这样子了。释然了，宽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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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种自我认知的过程。这就是很多人说到的写作要真诚的原因。如果自我解剖、自我剥离，都不能以诚相待，这种作品很让人怀疑。不管你有多么高蹈，或多么质朴，伪装的语言实现不了持久的力量。真诚的主要表现是自如，语言和情绪的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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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没什么可焦虑或可大惊小怪的。新诗的传统就在于语言，汉语这种语言。当我们使用汉语写作，就是在使用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和文化基因，这是逃脱不了的命运。所以即使是翻译成汉语的诗歌，它已成为汉语的一部分。被汉语化的那部分，让我们产生了一种信任感。那就是，好好说话，用舒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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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诗论不是简单的活，不要轻易以文字的形式出现。更不要以为随便创造几个概念、引用一些大咖的言论就可以忽悠人了。尤其是非诗人身份的冠以著名的其他什么大家的人来谈诗，简直贻笑大方（当然大方不是我）。这种言论是有伤害的，不道德的，对诗人和诗歌环境亦会造成极坏的影响。特别对公众和诗歌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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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是写组诗比较多的诗人，这不是因为主观上我喜欢这样去做。不自觉的行为。组诗作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长诗，更能表达我的感觉、情绪和关于思维的絮叨。这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我承认了我写作时的絮叨。反过来说，组诗也是我在拒绝我之常规意义上的关于一首一首诗的絮叨。将这种絮叨的形式分解到这些组诗的一首一首诗当中，这个絮叨的问题突然解决了。每一个方式都是这样，不管主动也好被动也罢，都是为了自我的沟通更舒适而演绎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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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压迫和自我压迫的时代，就是说，从我们起床那一刻，这种压迫就产生了。规则让我们必须在有限制的空间戴着镣铐行事，这不是说规则绝对不好，只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变得更世俗更社会更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内心。这是悲哀的事。每时每刻我们都在练习更成熟的自我控制，却不是自我释放。对人性自由的压迫是这个时代不断强化的价值观，这同时要求我们要竭力适应这种压迫，适应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压迫的过程。写作就是在呈现这种压迫和自我压迫的关系，尤其是自我在这种压迫情境下的语言本能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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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觉得要去培养读者的想法是作者自卑的心理作祟。为什么要去培养，读不读，是读者的问题，不在作者。写不写，怎么写，才是作者唯一需要做的事情。例如现在，窗外狂风不止。没有人要去培养狂风，让它来适应我们，只有我们去适应它。倾听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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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说现代诗是面对少数人的写作，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现代诗写作语调的私密性，现代诗写作对象的日常化。语调的温婉，物像的个体化，这些要求诗语言的朝向是某一类人，而对于其他人而言，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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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写诗必须在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才能发生？写诗就是一个人的秘密行动。一个人的行动只在一个人时，才隶属于一个人的真实存在而发生，而不是来自于习惯性思维和表现，这和诗——的本质契合。它拒绝写作思维的公众性，它要求我们做我们自己，从自身出发，发现和呈现自我。当然这个“自我”不会局限其本身，它具有强大的伸缩性和生命力，h可大可小，完全取决于当时写诗下的人的内心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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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的另一重魅力，即便是在处理熟悉的物和人，也会给人以新鲜的、陌生化质感。所见所感之现实，在诗的语言中被披上了神秘的面纱。语言这个面纱，让诗无限接近现实，而又无限背离现实。这可能在于，诗的内里融合了哲学、艺术、音乐、绘画、戏剧等特色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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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写作者就是拾贝的人。在浩瀚的大海面前，感慨、抒怀和沉默。同时，以一种观察者、内省者的思维方式，在海滩上不断前行（偶尔停留），去发现和梳理大海送到我们面前的物什。再以抽象的语言将直观的东西赋予我们个人化的、新鲜的理解——这种理解的呈现不是说理式的、哲学性的教条，而是感悟性的、发明性的诗歌的言说。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者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观看世界的独特视角和思维方向，让大家得以窥探到大海的深邃和无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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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词语，它是本身存在的，我们不能发明。对词语重新的组合和重新赋义，这也是一种发明，且是现代诗写作的重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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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什么的追问，根源在于人是什么的追问。人的复杂映射到诗里面就是语言的复杂。因为诗是和人具有最为直接的勾连关系，它能第一时间折射出人性、情感、忧郁和欢愉等，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能够写诗，诗直抵我们内心。当然，能够写和写到什么层级，这取决于对人性的认知深浅，关于智性的问题。如果抛却我们对写作的野心，诗可以一直作为我们灵魂的最佳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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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文学（包括诗本身）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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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所有写作，都是在指认自己，认识自己。或者试图达到这样的一个理想。认识自己都变得那么难，抑或它本身就是那么难。你想想，自己会变的，每一个阶段我们所拥有的自己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认识自己是一个伴随生命全过程的事业。写作，是我目前找到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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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智慧之一是发明了分类法，将整体的东西分开，这便于生活和理解的便利。然而生活本身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分类法具有欺骗性，且我们接受了这份欺骗。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他应该也必须明白：万事万物归于一统，我们是在整体中写作，为整体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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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最大魅力可能就是自圆其说，将简单的一句话发展成一种貌似深邃的暧昧关系。诗需要哲学，或言之，诗是一种等同于哲学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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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诗需要哲学，或者诗本身就是哲学。我们必须思路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问题，然而存在本身又是一个谜，是一个正面意义上的谜。那么，写作本身是在呈现这个谜面，还是在揭示这个谜底？可能这是个无解之谜，因为它的无解性，导致写作得以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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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坚固的东西变得虚无缥缈，重建共识变得异常重要。当我们承认诗歌是一种重建共识的事情，人和人性便会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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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可能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是“有所言说，又好像什么也没说”，就是它仅仅是呈现，这包括具象事物的呈现和抽象言说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