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历史想象力：真实摩擦中的时代精神肖像
◎ 霍俊明
先锋诗评家陈超在《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的想象力之光——先锋诗歌20年，一份个人的回顾与展望》[①]一文中以相当精审、敏锐的个人和历史视域回顾了先锋诗歌20余年的文体和精神发展史，而在这篇已经引起了很大反响的文章中，陈超以其宽阔而独到的视野对同时具有诗人和诗评家身份的青年学者进行了相当中肯的评价和期许。陈超认为新世纪以来逐渐引起诗界同行注目的一些诗人（批评家）如姜涛、胡续冬、张桃洲等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历史想象力”。而我之所以强调陈超的这篇独特的文章就在于想指出姜涛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确实蕴含一种个人的历史想象力的精神向度。这种个人的历史想象力[②]较之80年代以来的带有青春期写作症候的美学想象力而言更具有一种深度和包容力。历史想象力是指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显豁和噬心的问题。换言之，历史想象力畛域中既有个人性又兼具时代和生存的历史性。历史想象力不仅是一个诗歌功能的概念同时也是有关诗歌本体的概念。
而姜涛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有力地在历史想象力的启示下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和诗歌史，这些诗作也可以说是历史想象力在一个诗人身上的具有代表性的展现与深入。姜涛的诗作在迅速摆脱早期的青春抒情之后显现出在生存现场、个体生命和历史文化的临界点上维护诗歌的本体依据和实验特征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感（包括诗歌语言和技艺上的良知）和历史意识。
在姜涛早期的诗歌写作中，诗人曾尝试长诗的写作，如《毕业歌》、《秋天日记——仿路易斯·麦可尼斯》、《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陈述与转述》、《厢白营》等。在这些诗作中有着大量的甚至令人炫目的隐喻和转喻，姜涛以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呈现了对诗歌和生活的双重思考。这些诗作的容留力量是惊人的，有着不同阅读履历的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产生共鸣的震点，其巨大的想象力和几近对修辞和抒情的钟情都会令人心生敬畏。《厢白营》可以说是姜涛长诗的代表作，在这首诗中，阅读经验和想象空间在对话和独语的情境中得以尽情甚至“狂妄”的彰显，而在紧张和焦虑的叙述中一些矛盾甚至悖论的境遇被空前凸现出来。当然反过来，这些长诗的张力也给诗歌的纯度和舒展造成了某种障碍。
难道你不曾在书桌边坐立不安，贴上邮票将下半生投入邮筒
使迟开的桃花成为一份秘而不宣的地址？
而这里是中国的村庄，被旅行指南和市场经济忽略
难道你不曾感到生活的剧痛，渴望衰老，被爱情忽略
在雷霆与早餐的罅隙间等候一只擦伤内脏的燕子
将梦中的邮件从秋天带回。难道你能否认这一切？
在厢白营，被遗忘的儿童已长大成年。午夜时分
一只苍蝇拎起一眼水井来到了他们每一个的床前
水波中它巨大的足踝宁静而纤细。“啊！”
一个亡灵正掩面坦白：“我也曾是一个伪装不幸的人”
诗中有着大量的阅读经验和诗句的引述，所以诗中的句式明显增长并设置了大量的疑问句式和反问句式，而一些带有农耕文明和古老诗意的意象又不时地闪烁其间，如鸟儿、邓羚、鼠类、燕子、猫头鹰、火柴、村落、田园、蔬菜、果园、小麦、青衣小帽、桃花、国度、雏菊花、旧唱片、图书馆长、书橱、老裁缝、墨水瓶、老式留声机、亡灵、渔火、诗行、田野、鲜花、炉火、等等。诗中反复出现“亡灵”的意象，而在一种近于挽歌的舒缓长调中，“厢白营”成为了对话和隐喻之地，全诗也充满了挽留和拒绝、肯定与犹疑、失意与坚守、致敬与挖苦的多重纠结与盘问。在“宁静中哭泣”的诗篇是如何完成，而攀爬、躲闪、退缩和激情淌出的姿势又是面对了怎样的挑战或蛊惑？
我更愿意将《厢白营》看做姜涛诗歌写作的一个转折的契机，因为这种长诗写作在明显提高了诗人的修辞能力和诗歌技巧并且也有益尝试对日常经验、历史想象力的对话和阐释，但是长期以往的沉浸其中也定会限制一个青年诗人的写作空间和活力，尽管这种长诗写作不无重要。
在此后的诗歌写作中，姜涛则尝试在尊重诗歌本体依据的同时，深入到生活和生存的显豁或隐晦的场景之中，在一种对日常细节的擦亮和辽远历史和个人的想象中完成了个人视域中的时代精神史和诗歌史。“我期待的是一种能够与当下思考、感受和生活，形成真实摩擦的写作。这种'摩擦’，不仅能满足我对某种尖锐的粗粝之美的向往，而且还能有助于澄清我在道德、认识方面的困惑。”[③]
“但十月的劳动力/还是倾向剩余：/不需要画皮，烹饪/肉身当木柴，只有公的继续/将母的掀翻，朗诵牠的美/但要说出'我爱你’/至少春花秋月的，还要两百万年”（《古猿部落》）。这种过度燃烧肉体和本能欲望而爱情成为灰烬的隐喻性表述正呈示出原始社会和工业时代在情感这个层面上都带有野蛮的“原始”特征。
诗与生活之间或曰想象（修辞）与现实之间是怎样纠缠着在生存现场和想象空间的紧张或曰悖论。“我几乎在所有能找到的东西上写诗/牙刷、雨具、屋顶的壁虎、床下的乒乓球/我甚至也在女友的肚子上写诗/当然，写的都是蠢话和废话/说大师的肚子也被浮云广播过/剩下的小辈，高矮胖瘦的/亦步亦趋，走过了90年代”（《诗生活》）。这多少也是对90年代个人写作史和精神史的一种回顾甚或反思，带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青春感怀与冲动，而诗歌写作是否已经成为诗人自我教育或修正生活的一种特殊而有效的方式？现实的黑色空洞和“女友”的抱怨又呈现出怎样一种“不幸”“的隐喻？同样在《富裕测验》这首诗中，姜涛以自嘲和戏谑的口吻在日常生活的细节擦亮和观照中再次呈现了一个在“钱夹的主体性也不需论争”的年代，诗歌写作和个人想象力遭受到怎样的压力。在诗歌与“沸腾鱼”之间哪个与生存和内心更直接，哪个是所不可缺少的，在金钱能够统筹一切的尴尬境遇下，理想中的海滩和不无现实的爱人之间，在白话格律和实在的不能在实在的物质支出上又存在着怎样的失重和不平衡。
如果你有钱，你是会去买一个海滩
在上面留第一个拖鞋印儿
还是承包心爱人，把她从湖南接来
第一个看她，在厨房里春晓翠堤
不要急着回答，余生还太漫长
钱夹的主体性也不需论争
早就在屁股兜上凸现出规则的方块
我们真正能谈论的还是
这顿晚餐，你点了爱吃的沸腾鱼
我点了月收入的八分之一
这是知根知底的时候呀！
饭后，我们还彼此背诵对方的诗
白话格律，标点免费
精魂全在一口深呼的气里
——《富裕测验》
而《鸟经》这首诗应该更为恰切地呈现了一个诗人多年的生活史、写作史和精神史发生着怎样的变更，而又是什么使诗人不能更改自己所追寻或坚守的标的。《鸟经》构筑的是这样一种真实：现在和过去，命定与偶然，俗世与想象，奔走的书桌与甜俗的华宴，人世沧桑与记忆定格之间在怎样纠缠着一个深夜中难以安睡的身影，一个在僵硬冰冷的水泥都市仍对过往或理想而“抱残守缺”的灵魂？
在离别的日子里，不知又迷住了
多少哈拉男人，用你舌尖的一点婉转泉水
在污染的大气中，为他们导航
当然，我也一度这样，抱着书桌
一路追随你：从桥头到邮局
从海淀到东城
记下的心事，有时也留在了床上
这都是往事了，不提了——
多希望你能飞过墙来再看看我
现在的我，看看我的新居和新娘
但什么星移斗转，人世沧桑的
其实，什么都没变
一山一石，我还是住在
过去的沙盘里
——《鸟经》
这又何尝不是诗人自我的盘诘与对话，现在与过往到底哪个更真实，哪个才是一直希冀的梦想？姜涛曾谈及在自己最初写诗的时日即十多年前曾有一只布谷鸟在夜晚陪伴着，歌唱着，神秘着。而后来，“大概是环境改变的缘故，深夜鸟鸣的经验，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与此没有什么必然关联的是，我对诗歌的期待、我写作的方式、乃至我的整个生活，也发生着更大范围的改变。没有那只鸟的呵护，一切都还在进行。”[④]我们可以在多个层次上来理解姜涛所描述的这只布谷鸟，它可能不时提醒诗人与生活的距离，也可能正呈现出那句名言“没有一首诗能阻挡坦克”，我们也可以说几乎没有一首诗能够改变生活，而不管这只鸟在姜涛个人生活中是否存在，但我更情愿将之视为是诗歌的表征，或是诗歌与生活的关系在诗人内心的投影。
“一个孩子，一个见到往事的孩子/一个失望的孩子，拿着灯火/走过暗影和葡萄园……/在他美丽的家乡，空旷的祖国/一个孩子，拿着灯火在夜路上/究竟，能走多远”（《一个孩子》）。姜涛的这首名为《一个孩子》的诗我更情愿将之视为对诗人海子的一种特有的对话，而这个对话的前提是对一个时代诗歌写作最为清醒的总结与反思。不管怎么说，具体到一个诗人其写作不能不与其整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密切的关系，具体到海子和姜涛，即使二人涉及到的题材是如何的相近在其旨趣仍是有很大的差异，尽管他们对诗歌都怀有相当的虔诚与敬重。当我们检视一下海子的《四姐妹》和姜涛的《三姊妹》就会发现二者在叙述方式、经验和想象传达的巨大差异上正清晰地显示了两个不同时代在诗人身上不同的投影。
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空气中的一棵麦子/高举到我的头顶/我身在这荒芜的山冈/怀念我空空的房间，落满灰尘//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光芒四射的四姐妹……到了二月，你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滚过春天的雷，你是从哪里来的/不和陌生人一起来/不和运货马车一起来/不和鸟群一起来//四姐妹抱着这一棵/一棵空气中的麦子/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明日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海子：《四姐妹》，1989,2,23
在海子的诗和理想中，诗人所深深钟爱的也为此带来创伤的情景被纯洁、浪漫、高蹈与忧伤所笼罩，正因如此海子的诗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最后闪光。一个古典的农耕时代随着黑色风暴的到来而消逝，其间的诗人的身影和吟唱成为了忧伤和悲痛的核心部分。姜涛的《三姊妹》则相当反讽而有力的在日常细节和想像中所呈现出的时代悖论和感情的虚空状态，试想在一个连感情都可以量化、物化和伪饰的时代还有什么能够给诗歌和生活带来诗意？
“在人流中，她们打开手机的样子/像打开初春的头一片嫩叶/从倒挂枝头的会议室到退休部长/荫凉的臂弯，三姊妹口衔钓钩/藏身有术，仿佛机关舌尖上/一个轻轻卷起的袖珍支部//黎明愉快的化妆，学着/破壳的鸡雏，保持适当的抽象/晚间相约去'不夜城’/对男友施行宽容的加减法/或者只是莞尔一笑，表露的同情/基本不会超过裙摆的尺度……枝繁叶茂的诗歌年鉴中/也有她们佯装成散文的脸/可以说三姊妹的弱点在各方面/都恰到好处：如同游泳池混浊的深度/满足了初学者对大海的比拟性冲动//七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当选校际之花/岁月忽忽，出落成美人已到了九十年代/她们在风格中成功地实验出时尚/所余不多，一杯胸脯扁扁的隔夜茶/递向学院墙根下尚待发育的新生代/人们可以公开表示赞同或反对/仿佛真地成为了'美’的股东//而被三姊妹所排斥的人，正以鲨鱼的速度/绝望地扑向了自己深海中的办公桌”（《三姊妹》）。
对生活的省思以及对都市灰色“怪兽”和物欲涌起的“广告栏”的阻拒，姜涛将诗歌视野投注到当下的都市生活并报以怀疑与讽刺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惊扰一片树叶上梦游的民工/而马路尽头，正慢性哮喘般喷薄出城市/朦胧的轮廓，清风徐徐吹来/沿途按摩广告牌发达的器官/这使他多少有点兴奋，想到时代的进步/与退步，想到成队的牛羊”（《慢跑者》）。
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
就像这个下午，头插黑暗的翎花
我端坐着，羽翼丰满
即便睡着了，怀里的江和海
也会自动翻滚，淹了一亩新客厅
但此时，有人拧亮台灯
让我从沙发里，不断地裸露出来
像一个古代的日本人
皮肤皱紧，眼袋含着阴影
我惊讶地坦白：自己曾复姓“田野”
只是为了让某人自夸为“镰刀”
——《内心的苇草》
当诗人在生存的焦虑中暂时沉潜下来，沉浸于诗歌版图和灵魂游弋，当内心深处的苇草被思想之风轻轻吹拂，真是一种舒心的折磨。而这种真正拥有自我主体和灵魂思考的时刻也时时处于“客厅”与“镰刀”式的他者这样的明显有着公共意志干扰的情境之中。这种尽管有些粗糙、原生、自然但是不无广阔辽远的个人灵魂和想象的“原野”，这黑暗中少有的宁静和秘密火焰也只能最终被俗世和他者的强大力量所撕扯、终止，这思想和内心的苇草面临着被强行“收割”的危险。《生活秀》一诗显然是诗人经历了人生初步的历练之后重新“端详自己”过往的对话或独语。在看似规整平稳的生活面前，那些为了生计、爱情、工作忙碌的身影哪个才是真正的自我？“只有我知道，那不是我/至少不是此刻的我，一手把酒/一手敲打出键盘上的混蛋们”。作为生存的个体，尤其在青春年少满怀飞翔欲望的年代，个体和生活对立面的对抗，企图窥破命定的归宿和真相的场景，时过境迁是否又有着别样的辛酸和“悔悟？”
那时/我渴望看清看台上最先离去的人/但后代不是台阶，可以悄悄/溜走，把未烧完的热血当作青山/那时，我也没有得过且过/像今天这般悔悟/不知道生活早和对立面和解/早被一句儿戏催了冬眠
然而时间真的是公平而无情的，世俗的冷暖可能真的以一些纯净和宝贵的东西的逝去为代价，可是那经年的难以释怀的一个小小的信念和冲动是否会因为盛夏或寒冬的来临而永远蛰伏、冬眠？所以在姜涛的文本中有一种时时企图想象和刻画“另一个”的倾向，这“另一个”显然与严峻的现实并没有达成和解。“在另一所房子，另一面穿衣镜前//在塑出一个自己：他的嗓音/比现在更低沉，眉目也更清晰/像黎明发亮的树梢。/他会大声说话，甚至练习诗朗诵/不在乎这个空调的世界里/早已安装了静音的树林”（《惺松诗》）。
在姜涛的一些诗作中，有些充满了变形和怪异的意象，而这无疑是生活和生存挤压下在内心和记忆中的惯性遗留或是某种个人的反抗的愤懑表述。《另一个一生》显然采取了一种近于对未来和生活的白日梦的呓语之中，而诗中这些大量的看似荒唐的意象和情境却恰恰呈现了一种真实，工业语境下的一种疼痛的“私心”。
如此这般，异象不断
我开始离开人群，走向郊外
向一片树林心理咨询
树木分不出性别，都长出粗大的喉结
和落叶的乳房
它们的准则是原地不动
和每一件经过的事物接吻
又不担心将它们轮番忘记
——《另一个一生》
时间的指针在巨大无形而又剥蚀一切的斜掠而过，那日夜的流水怎样消磨着时日和生活的变迁。“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亲身感觉到：河中鱼虾的来往/踩着泥沙细小的摩托/连天空深处埋着的鼓风机也渐渐缓慢下来//露出另一个世界里闪烁的痣。/大河延伸着，浪费着/而长长的窗子下，两个眺望的人/正为妙处而欢喜/又为此低声啜饮”（《大河恋（或塘沽之夜）》）。
应该说，90年代以来姜涛的诗歌写作及其变化尤其是个人的历史想象力在诗歌话语中的彰显，不无有力的呈现出一个诗人在与真实的摩擦中的精神肖像和一个时代的诗歌史状貌。一切都走远了，唯有诗歌的潮水还在黑夜涌动，它的过往，它的喧嚣，它的宁静都足以敛聚一个时代的声响或者寂寞……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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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花》，2006年第3期
[②] 在陈超看来，诗人在“深入当代”、揭示时代“噬心主题”的同时又持有个人性的自由精神的乌托邦幻想，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具有巨大包容力的“历史想象力”。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组织力的思想，对生存——文化——个体生命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足够认识，能够将自由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我认为我们的诗匮乏的正是这种历史想象力。”参见《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③] 《明天·第2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46页
[④] 姜涛：《鸟经·后记》，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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