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一百余年，地覆天翻。它取道西方，效法欧美，“以极端短暂凝缩的形式”，上演了一场“迟到的现代性”。尽管这段文学史常常为人诟病，背离传统，照搬西方，甚至只为取悦欧美读者而不断兜售它的“政治美德”和“东方风情”，但是不可否认，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生成模式最清晰的一面，即“冲击——回应”模式已经成为我们解释文学现代化的主要路径，同时也成为“影响的焦虑”下不可回避的“现代性创伤”。
但是检视百年现代文学经验，历史与文学之间复杂的对话正构成“迷魅”的另一面。古典中国的想象魊域和记忆暗流正不断返回当下，重写一段“被压抑的现代性”。寻求中国文学自身的“剧情主线”已经浮出历史地表，并日益引起文学史家的反思。“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被修正为“借鉴革新”和“继承改良”的双线交汇，文学接受和文化过滤正成为理解现代性进程不可或缺的两面。“另类现代性”、“对抗现代性”、“反思现代性”诸等观念，众声喧哗，遥相呼应，决意要与那“单一的现代性”作一针锋相对，而着力提示“创化传统”的主导性力量。
以此，文学发展的“外部取向”和“内部选择”都已不能单独构成“解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进路向的利器。“跨越”和“综合”已经成为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关键词。 “失语”的中国，已经开始在传统和现代的会通中重新发声。
一
我们知道，自汉译英文诗《人生颂》（1）介绍到中国后，中国诗歌就日益与世界诗歌发生联系。虽说彼时之人“翻译那首'长友诗’的'用心’是要'同文远被’，引诱和鼓励外国人来学中国语文，接受中国文化，'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淘气捣蛋的历史却仿佛一个小孩子，狠狠地捉弄了中国人一把，这些翻译的外国文学反过来把我们给同化了！程度之深，以至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发出了如下感喟：
亚洲所有的新文学同欧洲文学——同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的关系都比它们同本国旧文学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几年之前当我初步熟悉中国新文学时，我曾经写道，旧中国的文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文学之间有天壤之别，使我们难以相信它们竟是同一个民族的产物。
的确，现代汉诗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打下了不可磨灭的西方文学影响的烙印，沉淀了厚实的西方诗学资源。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一代又一代中国新诗人差不多把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诗歌艺术的内容、形式、模式，不论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具体的诗艺技巧层面上的，都进行过仿效、移植、吸收并创造性转化。面对西方诗歌文化的中心主义与文化输出，我们在洞开门户的同时毫无顾虑地吞纳着异质文化的影响，承受内外冲击。这一历史进程中，既存在被动接纳的一面，也有主动“拿来主义”的一面；既有受其有形无形影响的一面，也有立足自身主体性上“反影响”的一面，而且后者似乎更为重要。
围绕这一生成模式与历史事实，国内外诗歌研究界顺其自然地采取了法国学派的方法与精神，“影响研究”也就伴随着现代汉诗的创作历程，程度不一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同学者进行过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一般而言，国内外比较诗学乃至比较文学圈将“法国学派”看成“影响研究”的典范，与“平行研究”、“跨文明”等研究一样，“影响研究”几乎也是与时俱进，结合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在不断发展、更新。虽然它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受到种种非议与挑战，但影响还是相当深远，富有经典意味。就现代诗歌文类而言，不同文化形态生存圈中的诗人个体离不开具体的历史语境，“影响”作为一种精神性现象客观而又广泛存在，虽然作为一种关系显得难以觉察、较为隐晦。概而言之，“影响研究”在理清中外诗歌交流的事实上，在深入探究诗人创作和作品构成的内部机制上，既是目前仍然有力的研究手段，也是揭示西方诗潮在我国引入及衍化的最佳视角。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影响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不断遭受非难和指责。一九五八年九月的教堂山会议是最先也是最具冲击性的一次。这次会议标志着比较文学新领域的开拓，一个全新的流派——“美国学派”、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平行研究”应运而生。他们反对那种“兴趣不在于文学本身，而在于文学的'外传’”的实证研究法。因为它是在以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态度处理那些具有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梳理本民族的“文学外贸”关系，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记账”。比较文学的“目的并不在一个民族的学派，而在于一种国际眼光”。“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平行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主张以问题为基础，“以关心文学现象之间的'文学性’，即以美学探讨作为基本的方法立场，试图在基本无甚具体联系的前提下去讨论某些文学现象之间的歧义和共相，深化我们对于文学的普世意义的理解”。
本书题记的“外国诗歌在中国”，正应从上述两个视角来看待和处理，即，它不但要考察那些与中国诗人、诗潮发生直接或间接亲缘关系的外国诗人和诗歌，它更要在一种世界意义上寻觅那些具有相似写作风格、主题、结构的异国诗人间的心有灵犀。这也就意味着，本书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文学关系，即一种以平等为前提的“师生对话关系”，一种以对等为基础的“知音酬答关系”。
应当说，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来探讨中外诗歌关系的论文、论著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汗牛充栋。从事中西诗学比较的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就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审视而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略作归纳：首先从宏观上看，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一直纳入到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系列中，呈现出清晰的历史脉络，自清末王国维始，它们就一直占据相当的分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钱锺书、朱光潜、梁宗岱和宗白华等人的著述，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汉学家和一批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如刘若愚、叶维廉等人的研究便是例证。此外，港台学者如郑树森、周英雄、黄维梁、李达三等人，他们在中西比较诗学框架下，运用“影响/平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国大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在经历过漫长的寒潮后，不少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如张隆溪、乐黛云、赵毅衡、饶芃子、曹顺庆等学者便是代表。就专著而言，继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之后，已有不少比较诗学专著引人注目，如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江弱水的《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论丛》等，其中既有宏观理论的比较，也有不同诗人诗派诗潮的影响/平行研究。其次，就具体诗人个体研究的单篇论文来看，则呈现出数量众多、层次丰富、综合性强等特点。至于在文章的相关段落中偶尔言之的则更多，难以统计。总之，在这方面进行的研究，给人的表面印象是研究得已不少了。诸如此类的现象既重复又烦琐，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但是，其中显而易见也有不少盲点与空白，如现代派诗人（这里主要指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诗人）研究多、流派诗潮研究多、研究外语出身的诗人多，相对而言则是当代诗人研究少、深入研究具体个案的少、受不同翻译体影响的诗人研究少；有些甚至是空白，如韩东、李亚伟、杨黎等新时期以来优秀的诗人便是。其次，整体上研究得不够，以前的研究是零星性的，不足成体系，整体感不强。再次，以往的研究宏观的多，也不乏牵强附会的，在具体细读层面上展开不够；方法也较为陈旧，尤其缺乏独异之视角。这一切给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广泛的思考空间。
二
不可否认，新诗诞生以来，现代与古典之间的理论之争，已经过多地牵扯了人们的眼球，世纪之交，郑敏先生多次发表文章，认为新诗背叛了汉诗的诗歌语言与精神的约束，奔向西方，接受西方的诗歌标准。国外的一些汉学家有类似的观点，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等。现代汉诗是否真的“不合法”？到底该姓“汉”还是姓“西”？现代汉语诗人是否已不会“自说自话”，而只会“鹦鹉学舌”？这些问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该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并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突破，便是本书的缘起和目的。
本书首次从影响与“反影响”的角度，整体性地衡量现代汉诗的西方资源和古典传统，其中既考虑到影响与“反影响”的张力与纠缠，也考虑到“反影响”不可忽视的主体复杂性；另一方面，将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诗看成一个整体，便于从不同流派、风格的诗人身上，考察西方诗学资源多层面、多角度的输入与渗透、移植与他者化，以及传统的现代化这一过程。梳理现代汉诗的西方诗学思想与中国古典渊源这一复杂性的敞开与呈现有助于深化对诗歌的现代认识。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谈论的“反影响”，已不再单纯局限在事实影响的互动层面，它的疆域应当涵盖影响之理论，换言之，它不仅是“影响研究”中主体复杂性的展示，同时也是平行研究中那些没有必然关联的互文性现象对影响理论的有效反驳。即，所谓“反影响”不只是一种文本上的技术路线，更是一种事实上的（影响）理论例外。
理论的研讨固然重要，但现象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的高空对决，“硬语盘空”与“软语商量”的技术对垒，这些是非价值的高阁争论，尽管可以让我们俯视现代汉诗的总体风貌，却也使我们错失了那些“枝蔓横斜”的细节。《外国诗歌在中国》一书，试图从细节出发，让现象发言。本书遴选了新诗百年历程中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流派，如闻一多、卞之琳、冯至、穆旦、“今天”、“莽汉”、“非非”等为分析样本，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为理论基础，剖析他们与外国诗人、诗潮之间的互文关系。以个案梳理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以文本对照解读不同语境下的诗歌唤醒。
此次选录的十二篇文章，分上下两编编入，上编“外国诗人在中国”，下编“外国诗潮在中国”。上编着重介绍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美国诗人奥登、前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德国诗人里尔克以及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这些个体是如何具体地影响或照应了中国诗人穆旦、郑敏、韩东、王家新等人的诗歌创作。
《“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一文，具体描绘了波德莱尔在中国（一九六六-二○○一）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在这里我们将看到翻译的巨大作用。尽管用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性”来解说可能大而失当，但是，翻译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语体革命，即翻译体以其异质性的表述体系，对原有的汉语书写产生了冲击，为新诗写作注入了强大能量。虽然之前的许多学者都乐于关注译者对外文原文的改写和篡写，认为翻译应当是第二次创作，但是这篇文章却显示了另一种不同的态度，即文学的直译对现代汉语的写作更有冲击力，或者说一种绝对迥异的表述系统将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震惊。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张枣那里得到印证，他说：“朦胧诗那一代中有一些人认为陈敬容翻译波德莱尔翻译得很好，但我很少听诗人赞美梁宗岱的译本，梁宗岱曾经说要在法语诗歌中恢复宋词的感觉，但那种译法不一定直接刺激了诗人。实际上陈敬容的翻译中有很多错误，而且她也是革命语体的始作俑者之一，用革命语体翻译过来的诗歌都非常具有可朗读性，北岛他们的诗歌就是朗读性非常强。”
《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一篇在一片穆旦的颂扬声里发出异声，对穆旦的“非中国性”作出了的负面意义的评述，文章独树一帜，别具启发意义。全文通过对穆旦诗的细读，以及与奥登诗的比勘，得出结论，认为穆旦过于倚重奥登的写法和仰赖外来的资源，并未能借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构筑起自身的主体，这使得他面对外来的影响即使想作创造性的转化也不再可能。
《冯至：〈十四行集〉与中外诗歌文化》和《从里尔克到德里达——郑敏诗学资源的两翼》两篇文章在“容纳新知”和“消化传统”这个主题上作出了探索。前文以冯氏的《十四行集》与中外诗歌文化为研究焦点，认为，只有将冯至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创作《十四行集》之前的艺术实践及其独特的人生体验三者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接受外来影响的心理机制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才能真正理清《十四行集》与中外诗歌文化的联系，认识到《十四行集》不仅是冯至在里尔克的影响下学习在孤独和寂寞中观看宇宙万物、体悟人生真谛的产物，更重要的，它是冯至用歌德的蜕变论思想和在杜甫身上体现出来的儒家传统反抗里尔克式的孤独，反抗道家的逍遥遁世之途的文化创造。后文则力图突破影响研究“影响源——被影响者”间的简单“比附”关系，通过还原郑敏与里尔克、德里达等西方诗哲的关联情景，从中寻索出郑敏在对西方资源的“创造性”转换中表现出的中国眼光及其闪现的中国问题。承接“模仿是出于自身乃至中国新诗自我建构目的”的论调，《从模仿到互文——论帕斯捷尔纳克对王家新的唤醒》一文显示了王在受帕氏影响方面，从模仿到互文的一个单纯而至复杂的过程。文章认为：由于俄罗斯语境与中国语境的近似，两位诗人有关“承担”的人生观合一，因此使得王家新顺其自然地接受了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影响——其中既包括精神性的，也包括意象、细节和句法等方面的，以及最终如何构成了语境共通的“世界诗”的存在。
有别于上述的影响研究，《同写平凡的“世界性因素”——韩东和拉金诗歌的平行比较》一文则借用陈思和的“世界性因素”这一概念，从平行研究入手，结合文本细读，探讨了中国诗人韩东和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在背景、题材、声音、语言等诸方面的相似性写作范式。通过这种平行比较研究，文章还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无论是拉金还是韩东的写作，都应把他们作为普遍现象放在国际反现代派运动中，作为特殊现象放在英国或中国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下编选录的六篇文章以诗潮的影响研究为主要内容。这些诗潮既包含了西方文学史上那些具有特定名目的流派或运动，如“垮掉派”、“新小说”等，又容纳了历史上那些抽象的文化或文学氛围，比如“欧化”和“殖民化”思潮、“现代化”和“文革”等时代语境。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将看到闻一多、卞之琳等人是如何在特定的诗潮中思考中西文学之关系，如何在化欧化古之间作出有效融通。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今天”、“非非”、“莽汉”等流派又是如何在一种世界格局中确认自己的身份和风格。
《闻一多的“文化抵抗”与新诗“格律”的确立》一文以闻氏的“格律”说为出发点，认为闻氏在面临“欧化的狂癖”而导致“不中不洋”的“假洋货”的文化局势中，为了抵抗“西化”和殖民化，转而寻求“传统”，以“格律”作为文化抵抗的武器。但是其提倡“格律”的根据正是来自于西方，对新诗和中国文化的想象及实践是在“西化”中展开的，这样反殖民化变成了殖民化，抵抗“西化”反而成为“西化”的一部分，造成了一个历史的悖论。
《卞之琳：象征主义诗艺与中国古典精神的“主知”化结果》一文着力考察了卞之琳“主知”化写作风格的成因与实质。文章认为卞之琳接受了以后期象征主义为主的西方诗歌文化的影响，但又总是把这些影响放在中国古典传统的认知模式中加以碾磨、消化、吸收，以求得中西诗歌文化的多层面融会，是造成其“主知”化结果的根源所在。
《“今天”：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还原：“非非”的零度情缘》、《闯荡江湖——莽汉主义的“漫游性”》以及《感受即反叛——杨子诗歌的反现代性凝视》四篇主要探讨了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与西方诗潮特别是俄罗斯诗潮的互文关系，这几篇文章主要侧重于平行研究和横向比较，但也兼及诗歌的传统继承问题。如第三篇《闯荡江湖》，既有对莽汉主义和垮掉派、今天派的平行、纵向比较，揭示出莽汉诗歌的现代性面貌——漫游意识，同时又追认了这种漫游性的两大源头：代表口语写作风格的寒山和代表侠游生活风格的明清文人。总的来说，这四篇文章，一、三两篇以流派研究为主，采用了整体描述的方式，而余下的两篇则侧重个案分析。《今天》一文探讨了今天派诗歌创作，作为一种政治美学写作，与俄罗斯诗歌的相似性。文章认为今天派以俄罗斯诗歌为资源，借翻译体对抗权力的声音，完成了一个时代的使命。但是随着体制生活的解体，苦难的消失，今天派更换了背景，那种对抗式的写作失去了意义，他们的写作已经汇入到世界诗歌的潮流中去。
《还原》一文通过对非非诗人杨黎和何小竹的诗歌解读，认为非非致力语言的改变，超越了激情、消解了激情。他们以一种“不在”征服了写作中的意识形态，“还原”了语言，放弃了对一贯典雅或华丽风格的传统文学的依赖，达到了一种纯语言（或纯方程）的状态，是一种罗兰·巴特意义上的零度写作。最后，《感受》一文重点分析了“反现代的现代性”作为现代性话语的关键组成，它是如何通过生活和写作渗透到杨子的诗歌之中，对其产生影响，并培育出他诗歌中的两副声音：新疆之声和广州之声。
入选的十二篇文章各自独立，又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尽管角度、对象殊异，但对于评述和思考新诗发展的历史、提示和展望新诗的写作可能，以及如何有效转化传统、创化新知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
中国新诗的百年历程是传统与个人能力、影响与反影响的协奏曲。应当说，没有哪个时代，会像今天这样把传统的触角广泛地伸向世界，并在一种比较文学的视野中，寻觅新诗发展的原动力。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资源已被有效地关联起来，组成一个巨大的互文性传统，而每个诗人都在此间出入、生活，同时写作。在此意义上，我们已经越来越靠近歌德预言的“世界文学”时代。尽管在这样的时代，民族性和世界性将是不断困扰我们的难题，但不可否认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诗歌写作已日趋成为可能。正如陈思和所指出的那样：
既然中国文学的发展已经被纳入了世界格局，那么它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动接受，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在其自身的运动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不管其与外来文化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都是以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化的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在这种研究视野里，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建构起“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
至此，一种全新的文学世界性因素成为考察中外文学关系的新视野，一个以“共同、共通、共融”为起点的世界诗歌格局已经形成。如何在这种广阔的世界文学资源中寻找新诗发展的生长点，如何在这个广大的世界诗歌传统中创作出独特的个人风格，也已经成为每个有志于在中西会通中做出成绩的理论家和创作者的共同追求。
传统与个人能力间的相互关系，始终是我们关注的中心。也许正如孙康宜在《抒情与描写》一书的序言中写的那样：
每一个诗人，在发展自己的个人风格时，都寻求将自己的抒情与过去的诗歌典范联系在一起。在诗人表现自我的冲动（这是一个方面）与遵循传统的冷静（这是另一方面）之间，存在着一种恒久的辩证法。因为只有自觉而努力地遵循抒情诗的传统，诗人才可以与前辈们竞争，甚或超越他们。但有些时候，为了给传统重下定义，诗人需要与传统决裂。变革如此之激烈，以至于他又可能受到同时代人的忽视或嘲笑。然而对这样一位诗人的最终酬劳，在于他所坚信的那样，他的作品将会使他不朽；在于如他所感觉到的那样，将来的某一天在后人中会出现“知音”。这种希望得到后人理解的想法，正是中国文学复兴最重要的决定要素之一。
注释
钱锺书先生曾撰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论证美国诗人郎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中译由英国汉学家和驻华公使威妥玛（T. F. Wade）首先于1864年译为“有意无韵，似通非通”的汉语，再由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董恂加工润色成七绝“长友诗”九首，于1872年刊行在方睿师的《蕉轩随录》上，是汉译第一首英文诗。但据周振鹤先生考察，比《人生颂》还早的汉译诗是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的十四行诗《论失明》（On His Blindness），此诗由西方传教士麦都思译出，并在其主办的《遐迩贯珍》（香港出版的一部中文月刊）的1854年第9号上刊出。此诗整整比《人生颂》早出现十年之久。参见周振鹤《比钱说第一首还早的汉译英诗》，《文汇报》2005年4月25日。
【选自《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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