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大约1978年看了随州编钟在武汉的首展之后,就比较关注考古现场,而湖北近40年的考古发现,比如宜昌杨家湾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沙洋城河遗址,京山苏家垄遗址,武汉盘龙城遗址等等,个个令人惊讶,不由得想到楚地在更早的年代会是什么格局,与良渚、殷墟、三星堆是什么关系,建始人与巫山人是什么关系,南方文化和南方文学是否成立等种种问题。2020年1月初《山水无尽——来自长江的诗》编选完毕后,我向其中十几位作者发出了问卷,一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二来让读者对“中国当代诗人”有一些立体认识,增加选本的可读性。共收到13份回复,因时间关系或迟交,请人翻译了10份放在诗选末尾。六个问题的第五问最后从诗选里删除。以下是完整的13篇问卷回复,这些极具个性的回答所构成的意见交锋确实能为读者呈现一种讨论会的现场感,并为他们了解中国当代诗的多元化提供一个视窗。书名:Ríos y montañas: Poesía del Yangtzé(Rivers and Mountains: Poetry from the Yangtze ),中文译为千山万水、山山水水、山水无尽、山河无尽皆可,最后选择“山水无尽”是为了取山水和山水(诗)的多义。编选范围:以现居长江流域的作者为主,以没有收录在《新·华夏集:当代中国诗选》或者《中国新诗百年孤独》的诗人为主。以生态诗为主,兼及山水诗、自然诗、地域诗等等,并与《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尽可能少地重复。
2.长江上中下游有一条古迹线,从史前文明一直到现当代,你认为长江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有什么特殊的贡献? 钟鸣:长江流域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其形成早于黄河流域,但迄今仍被误读,原因有三:其一,科学考古很晚,从最早瑞典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协助北洋政府通过发掘,发现仰韶文化,也不过百年;其二,文明形态成熟太早,疆域超大,科学考古又太短,故所获地下材料严重不足,春秋时期,孔子即叹“夏我能知,证之不足”;其三,历史意识长期意识形态化,一直未能扭转黄河流域为华夏肇始的格局。我作诗之余,读史稽古庋藏甚早,由所获古物、甲文、舆图、青铜,已基本明确五帝时代夏商部族所在,古蜀盆地是先民沿江而居,最早大规模聚集之地,随后,才同时沿江左、周原、岐山、泾渭和长江流域分布中原关外和江南闽越。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中游石家河文化、江浙良渚文化、台湾卑南文化,由所出古器形制看,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可以说,稽考长江流域古史,也就打破古史研究所遭遇的夏代存在与否的瓶颈,揭开了国家起源之谜,不仅为东亚不同的文化版块,也为玛雅文明寻到了基因,也就更清楚了,长江流域的桑蚕之道、稻作文明、雕版印刷,在东西方文化传播互惠中所起的作用。柏桦:有关长江的伟大成就我就不想谈了,它已被各个行业的专家谈滥了。王寅:我游历过长江两岸的很多城市,在不同的地点俯瞰过长江,也曾经多次坐船在长江上航行。长江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它的历史和文明是重叠和交错的。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创作出一首可以和长江媲美的长诗。李元胜:长江与黄河一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长江上游的支流形成的众多峡谷,更是古文化交流的支廓,我想,如果没有长江流域的文化的孕育及发展,中华文明甚至整个亚州文明,会是完全不同的基本面貌。李森:汉语诗歌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有多大,长江文化对人类的贡献就有多大。汉语诗歌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以《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文化源头,另一个,是以《楚辞》为代表的长江文化源头。
6.诗歌写作上谁对你影响最大?你希望你的诗与谁呼应、或者对话? 钟鸣:在我的诗写作上,影响最大的是华莱士·史蒂文斯和T. S. 艾略特,前者告诉了我抽象和虚构的魅力,而后者,则暗示了我诗歌和传统经典及现实经久不衰的关系,胜过一切技巧。我最希望自己能写出像《荒原》那样了不起的作品来。柏桦:由于我那永恒的好奇心,我一直都在寻找影响我的人,我希望我的诗与谁呼应,也是变化莫测的,我一会儿想和清少纳言对话,一会儿想和胡兰成对话,一会儿又想和赫塔·米勒对话……这个对话名单会很长,就此打住。王寅:我在诗歌写作上受到过中外很多诗人的影响。在不同阶段,会希望和不同的诗人对话。在当下,最希望对话的是鲁米。李元胜:我开始写作的原因,是1981年偶有机缘从《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里读到了里尔克的诗,当时没有条件系统研读德语诗人,但现代诗歌对我的启蒙却从那次阅读开始了。之后,我的阅读比较广泛,可以说受到的影响很难追溯到某一位或几位的影响。中年之后,中国古典文学对我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传统仍然是我个人写作现代化的重要资源。李森:没有谁对我起决定性的影响。苍天和大地,是我的守护神,一花一木是我的导师。余怒:在我持续三十年的写作中,受到过古今中外很多文学前辈的影响,我自己也难以分辨,我喜欢过很多诗人,后来又都不再喜欢,如果硬要说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我想应该是王维、奥哈拉、阿什贝利,我想将这三个人和我自己综合在一起。沉河:诗歌方面没有人对自己有影响。对自己有影响的人恰恰不是诗人,是思想家之类的。比如中国当代思想家张志扬。木朵:杜甫、陶渊明亲同父兄,卡瓦菲斯、史蒂文斯情同手足。
梁小曼:我难以辨认何人对我诗歌写作影响最大。我赞同T.S.艾略特的诗学观念,聂鲁达和华莱士·史蒂文斯则是我最早阅读的诗人。但我最熟悉其人及其写作的无疑是陈东东。此外,我深信长期的诗歌翻译工作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诗人自身的写作。杜绿绿:很多诗人都给过我好的影响,说出谁的影响最大,真的很难确定,毕竟我还在写,也还是一个持续的读者。我并没有假想过读者,或许我一直在做的工作是在与另一个自己对话,但是诗人去主动选择一个过去的已经消失的读者更能让自己明确写作之心吧。有的诗人需要一个倾诉对象,有的人不需要。胡桑:每个时期都有变化。伊丽莎白·毕肖普、布罗茨基、米沃什、希尼、阿米亥、莎士比亚、鲍照、陶渊明、孟郊等等。我还从小说里寻找资源。当然,我不是寻找语言、故事或者素材,而提炼关于人和历史的命题。我现在希望自己的诗不是与诗人或作家呼应,而是与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呼应。当然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做得不够到位。沙冒智化:在诗歌创作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某一个作家、诗人、哲学家或宗教学家,而是我的妈妈。她给了我很多自由,我妈妈从不会指责我的写作,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励和影响。我没有希望过,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所以不会期待能与谁呼应。作品写好了,自然会有读者。我的诗歌,不谈论宗教,不谈论所有有约束的概论,只谈论人性的荒凉中生长出的对世界的独特观和艺术的信仰。比如佛学没有美和丑的区别,他都是慈悲的。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有喜怒哀乐,写诗的那一瞬间,我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跟自己对话,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写出自己内心的一种特殊的感觉,把它表达明白,这就足够了。茱萸:如果只选一位,我愿意选择生活于第9世纪晚唐帝国的诗人李商隐(李义山),将他作为我最钟爱的诗人与文学偶像。他是古典时代一位重要且风格鲜明的诗人——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JAMES J.Y.LIU)称之为中国的巴洛克诗人(Baroque Chinese Poet)。从“学习前人”和“启示后人”的双重意义上,我认为他都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他与我主要从事的自由体现代诗的创作并没有直接关联(当然,与此同时,我仍会偶尔使用中国传统的格律诗——律诗或绝句——进行创作),但从他流传了一千多年的诗作中,我得以呼吸到一种独特的、忧郁与华丽兼具的气息,目睹到汉语的别具一格的音调和眩人眼目的色彩。所以,他的影响不直接体现在“诗”对“诗”的影响中,而是通过丰富汉语的表达,间接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受惠。另外,我有众多的诗作以李商隐、他的诗篇或借由其诗篇而重构出的文本氛围作为直接或间接书写的对象或主题,譬如《谐律:译李商隐<北楼>诗》。我希望我的诗有足够的荣幸,跨越千余年,和李商隐呼应或对话。如同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谈论奥登(W.h.Auden)时说的那样,“取悦一个影子”,而对于我来说,那个影子很可能就是李商隐。我希望经由我的写作,早已成为古人的他能拥有一个现代的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