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开愚的《原则》《向杜甫致敬》都提到埃兹拉·庞德，也许埃兹拉·庞德是构成对其关键性影响的人物，另外就是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在肖开愚的那一代，尤其是在他们1990年代写作盛期的年代，汉语新诗的语言文字尚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策兰和曼德尓施塔姆的阴影中演变成词语游戏，即使是受到索绪尔语言学能指-所指链条断裂关系的影响，也仍然是在传统的语法秩序可以接受的否定性中实现否定。因此《向杜甫致敬》这样的诗是及物的，相比臧棣、姜涛的诗歌中频繁的、杂耍般的“窍门”，肖开愚是一个对读者显得“忠厚”“老实”的诗人，他的作品往往建立在文本涉猎社会现象的厚度上，而不是语言的机关灵敏上。
当然，在《内陆研究》中，他在我上述的向度内把汉语再次推向极限，这是后话。早期的肖开愚，在中年写作的语境中，仍然是易读的，换言之，在读者寻找能指-所指对应的努力中，它的文本是可拆解的。
不过，把肖开愚、西川的散文化努力放置在散文、诗歌、戏剧等共同组成的“文学”平面/连贯体中，也许我们就能发现，他们对语言的推进并没有外界评价中那么大。汉语诗歌批评经常拿诗歌的“散文化”说事，却往往忽略了，在汉语诗歌散文化被作为一种目的推进的同时，人们早已用散文说话、写作、论辩多年了。在诗歌形式中口语化、散文化的创新，如果不像蓬热、布朗肖、亨利·米肖一样，对散文的性质和语言肌理作出更新，那么是无法凸显其作为诗歌文体的性质的。而汉语诗歌恰恰是在散文化处理上，经常只是变得“像”散文，但是却不再像诗。肖开愚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
“新时期”以来的几乎诗人所写的“现代诗”，不管是否自觉讲求形式—纯诗，非政治诗歌均在内一—都没有采用过格律，技术层面的“严谨”、“纯粹”，指的是不用赘字。任意随便地拿一个诗人最称精湛的作品排一排句子，会发现当今诗人竟没有一人写的不是同一种自由诗，散文体的诗。
除了鲁迅的《野草》，白话汉语还没有经得起考验的散文诗作品。西川的《致敬》也许算半成熟的。不过，在肖开愚论述的层面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很多以“新诗”名义成立的文学作品，其实是散文诗，或者说，只是分行的散文，因为它们大多缺乏“作者的骨气、精神”。
散文体诗的迷人处，在它的线条。线条的妙处无穷，它到了手边你就克制它不住，定要成为天然的流畅。散文体诗的最大弊端，是过于依赖作者的骨气、精神做支撑，作者的生命力旺盛地灌注到作品，作品就结实。当代诗常见的零乱和松垮，反映出散文体诗歌的无欺骗性，不像格律诗歌怎么都有一套诗歌的伪装。
在这篇题为《诗不必只有散文体》的论文中，肖开愚的批评意识战胜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但肖开愚不是一个批评家，他的仅有的诗歌判断力和对诗歌同行的中肯批评，要么来自他与同代写作群体的友谊，要么来自他作为写作者对前辈诗人的研究，这些批评往往是感性、谈话式的，在《此时此地》选本中，有很多是他在会议和讲演中的发言，因此是即兴的、支离的。某种程度上，他的批评展示了他对自己写作的反思能力。但同时他对谱系的筛选、他对意见的重视使他的批评，很难成为一种学术意义的“文学批评”。 除了《诗不必只有散文体》《苏子美二三举例》《迟到的色情——<艳体诗>和<香奁集>》，他的其他诗论都不具有系统性，而只是他诗歌写作的补充。而《德国生活的两个例子》等关于中西诗歌/思想史比较，很多现在看来已是老生常谈，显然肖开愚缺乏谈论文学之外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背景，甚至除了现代诗歌之外的文学问题，他在谈论它们的时候也经常显得空泛。尽管从他的批评经常看得到对中国古代诗歌/诗论的对话，然而，他的长诗《向杜甫致敬》缺乏跟杜甫本人匹配的文学能力和思想能力，整首长诗建立在跟杜甫本人（及其诗歌）极度松散的对应上。他似乎是在没有对杜甫作专门研究的情况下就立意写下了这样一首“向杜甫致敬”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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