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始终体现了对穷人和妇女的弱势群体的灵魂的皈依。她的爱是善的，悲悯与同情是广大的，而且，这与她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专制性，以及社会不公的批判性联系在一起，显示着一种人性的深度。
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这双重视角是本体的，本源性的，又是重叠的，复合的。
作为知识女性，萧红虽然不如西方的女性主义者那么激烈，直接诉诸政治行动，但是，在要求男女平等，反抗对妇女歧视、压迫和侮辱，争取妇女的独立自由、自主权利这些方面，她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她没有以传统的伦理观念要求男女的和谐，两性间的一致性，在她看来是只能由“男性中心社会”的瓦解，男性对女性个体的尊重所达致的。所以她认同并赞美妇女对男性的反抗，而把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和顺从引为耻辱。但是，萧红看到，在中国社会底层，在农夫农妇中间，他们存在着一个更为基本的急迫的问题，就是生存的权利。在这里，生存高于一切。至少，性别问题是与人性、人权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萧红曾经表示过，男性和女性差异不大，也只是在生存这一层面意义上来说的。就是说，她在女性的视域中，多出了一个穷人的视角。这正是萧红作为一个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者，不同于一般的理念上的女性主义者的地方。
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不是来自直接的政治压迫，而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亲属、同学、周围的人，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正如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所说，这是一张“吃人”的网；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穷人和女性作为外视角，落在作品的题材、人物和故事上面；而作为内视角，则表现为作者的道德立场，思想和情感的倾向性。卡夫卡说：“当我们生活的世界陷入不义时，惟有受难才能让我们与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联系。”可以看到，萧红完全自觉地站在受难的穷人和妇女一边，暴露权势者，反抗“男权中心社会”，控告世界的不义。但是，当她批判穷人和妇女的愚昧和残酷时，那充满愤怒的目光中，却又是含了哀悯的。她清楚地知道，使穷人和妇女的人性劣质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立场上，她作了必要的倾斜。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可以比较一下在文学史上被认为一贯偏右的作家，如沈从文，也是以表现乡土著名的。他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涉及农村的苦痛，但是，由于在认识上，他一直以原始的、野蛮的、强悍的力量为美，对民俗中的决斗、杀人等残酷的、血腥的行为不但不加谴责，反而加以赞美，这种“力必多”崇拜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作为一个作家的道德判断和道义力量。此外，他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燃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女性视角的运用，需要具备自觉的女性意识或女权意识。比如张爱玲，虽然在她的小说中，也有不少女主角，但是在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期的淦女士、庐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悲剧紧贴着她的肉身，正如她对朋友说的，她一生走的是败路。社会的衰败和个人的挫败既困扰着她，又促她清醒；无数人的苦难和死亡，不断地震撼着她，并召唤她写作。所以，她的大小作品，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原始激情”。萧红的这份激情，无疑地同她敏锐的感觉有关，其中突出的是痛觉。正是持续的疼痛，使她的情绪和情感，带上了一种苦难性质，故而在颜色、比重、速度、形态方面有了异常的改变。她把所有这些主观的东西，在自由叙述中重新植入被创造的世界，从而深化了她的悲剧主题。
描写世界的衰败与死亡，主题本身被赋予了一定的现代主义意味。在写作中，萧红大胆地打破传统的写实的方法，而采取一系列颇类现代主义的手法，主要表现在内倾的、断裂的、碎片化的处理上面。萧红无师自通，她没有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那里取得任何灵感，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把故事还给生活，把空间还给时间。她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并不像写实主义小说那般的将生活系统化和戏剧化，它们是反完整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生死场》第十章只有三行；《呼兰河传》每章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房间，而彼此间并没有廊庑相连。故事无中心，无主角，甚至于无情节。没有一个人物是支配性的，支配的力量惟在命运的逻辑本身。
小说家昆德拉说：“只有散文，才是生活的真实面孔。”萧红将小说散文化，诗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她和那些沾沾自喜于编造故事的写手不同，为了赢得写作的自由，她必须摆脱情节一类沉重的外壳，抛弃那些过于显眼的手段，所有羁绊梦想的技艺性的东西。她让写作回归本原，让心灵和生活面对面呼吸、对话、吟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用她论屠格涅夫的话说，她正是从灵魂走向本能的。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作家是以作品作为生存的见证的。萧红去世以后，作品被埋没、湮灭自不必说，倘若遭到恶意的利用、曲解、贬损、否定，或竟无视其存在，无异于第二次死亡。
早在抗战时，就有人批评说萧红的散文看不懂，也有人批评萧红的作品低沉、阴暗，与抗战无关。相关的文学史著作，除了把《生死场》当成萧红的代表作略加论述之外，她的《呼兰河传》和《马伯乐》长期得不到重视；《马伯乐》从发表到1980年代初，长达四十年间，只有一篇评论。
《呼兰河传》出版之后几年，茅盾把小说的价值缩减为田园牧歌式的美文加以评论，强调作者的寂寞心态，看不到她的博大的爱，深锐的痛，无视作品的思想文化价值。相反，他寻找美的“病态”，“思想上的弱点”，批评小说在北方人民的生活那里，卸下了封建剥削和压迫，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样“两重的铁枷”。其实，这是很重的两顶“帽子”。他指出，萧红所以如此，是因为“感情富于理智”，被“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困，把自己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离开来。他批评萧红“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工农劳苦的群中”。从茅盾的批评中可以看到，1940年代早期在延安，中期在重庆，后期在香港，以至1950年代以后多次政治运动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的简单粗暴的批判的阴影。
《生死场》之后，萧红已经成为一位具有鲜明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家。在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因为民族战争的兴起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政治代替文化，救亡代替启蒙，阶级性代替人性，宣传代替艺术，在这种语境的支配之下，萧红作品的价值不可能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教科书里，她书中的丰富的人性内容和非主流倾向被遮蔽了。
悲剧往往以喜剧的形式再次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一种文艺思潮为另一种文艺思潮所代替。随着“文革”的被否定，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和作品，遭到了质疑和否弃；而一些长期被冷落、被批判的作家和作品，重新受到青睐，有的几至于被捧杀。
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在某些方面纠正了大陆文学史的流弊，却仍然逃不掉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支配，譬如对鲁迅，以及其他一些左翼作家作品的贬抑，便非常明显。对于萧红，夏著在洋洋数十万言中，评价的文字只有一行：“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高。”夏著进入大陆以后，是被大批的学院中人奉为文学史的圭臬的。加以1990年代“告别革命”论成了时髦，于是，三四十年间凡是与“鲁迅”、“左翼”或“革命”相关的作家和作品，普遍受到轻视，便成了势所必至的事。
就这样，萧红成了前后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在卡夫卡的文学词汇中有一个他最喜欢使用的语词，就是“弱势”。他从语言、政治和群体方面进行定义，并强调说：“弱势乃是一种光荣，因为弱势对于任何文学都意味着革命。”萧红的文学，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中，无疑是弱势文学。她既倾情歌哭社会底层的群体命运，却又执意暴露其中的黑暗和愚昧；而且，她是那般恣意地表现自我的个性、思想和情感，而所有这些，又不是属于廊庙、山林、经院、书斋、闺阁，而是属于荒野的、泥土的。她流亡、漂泊在自己的语言当中，写法上，没有一个小说家像她如此的散文化、诗化，完全不顾及行内的规矩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她是一个自觉的作家，可以认为，她是自弃于主流之外的。
作为存在者，萧红有理由无视所谓的“文学史”的存在，而仅仅属意于她的文学，也即弱势文学本身。弱势文学的革命性，它的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人道主义与自由。这是最高的，因而也是最为稀有的文学品质。
中国文学无论新旧，所缺乏的，恰恰是这种品质。这样的文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多出许多附加物，比如奖赏、谥号、报告、会议、活动，以至“排行榜”一类的小把戏，等等。至于萧红，除了孤绝的品质，她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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