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存在的载体，是存在的一种表述方式。在生命的历史中，在事物与语词之间，我们亲证了诗的存在，亲证了诗在存在中的意义。我们徘徊留恋于诗，就是要在诗中尽可能多、尽可能深远地发现和接受我们的生存和存在。当诗以与万事万物对话的理由、目的和尺度，作为存在的一种形式，以语言的方式结构以后，它便以言语、词和启示被载入历史。
诗的信念是一个人生活的表白与传达，是诗人在事物与语词之间的一种临界状态，它要面临的是特定的、亦是普泛的与事态、物态、情境、场景相匹配的人与世界的命运，是一个诗人回归自己，人类回归世界的一种方式。诗始终沉浸在忘我的神态里，毫不怀疑自己的价值。
诗是诗人个人表述的一种方式，但它往往作用于类，在类中发挥能量，成为类的文明代言者。作为个体的诗人的生命是与人类的命运同始同终的，如此以来，存在的实在性与虚无性都暗示了诗在与个体或类的命运具有同样的性质。
在事物与语词之间，诗穿行着，不舍昼夜。诗的穿行犹如流水和风。诗的流动的机制是诗最基本的特质，与时间同构。诗的流域——小溪或江河在流动过程中与变幻不已的光影互动，将两岸的景色收摄进来。诗的水流在奔泻的历程中曲曲折折，起起伏伏的情态形成了多重音色和气息的变化。当这些进入语词，被语词固定下来时，诗的语感、语态、语速、语境、节奏，高低长短排列的形式皆自然而然地顺流而入。
诗的流动是一个永恒流逝，却又不断回返的运动。当一种知觉、一条思路、一个灵感降临于某个诗人，而这个诗人却有失把握时，那么这消逝了的东西就再也无从找到。而沉浸于忘我创作的人总会有新发现、新惊讶、新觉悟。诗在存在中流经的地方永远是事过境迁，或者是柳暗花明，这是诗的天性，是诗自在的本分。
诗的变异性是一个常态，它在表现具体的事物，现实和历史的存在时必须不断地创造典范和形式，以使其自身具有存在的理由，而这也恰是它的活力所在。诗的新的表现形式总是与一个时代、一个历史时期人的存在的方式和背景相匹配。而诗的不变性，是它必须服务于人及世界的终极追求，生与死、爱与欲、灵与肉、存在与虚无、时间与空间、现象与幻象等内容是其不可回避也不可离弃的源泉和动力所在。诗不受具体的目标所规范，而受现实和意义的联系所约定，它以它自身的能量而存在，它知晓其之所以表述的根据，且不会在某种社会结构和文化旋涡中被卷裹而去。
写作中的诗人，在事物与语词之间的探询时，一直被一个格外尴尬的问题折磨着，很多时候那些以诗的形式表述、传达出来的，或者只是事物，或者只是语言，或者事物和语言都在那里，却与诗的本质毫无关联。也许是：你找到的，并不是你想要的。诗与写作者的努力并不成正比。诗从来都是处在一种隐秘的境地，牵动着诗人的灵魂。而存在牵连着所有与诗相系的东西，却又与人疏离。诗人并不知道，或并不完全知道诗在存在中的所在，而存在中的诗在却洞悉诗人的一切。诗并不认同良好的感觉，诗也并不要你将事物与语词内里所有的东西掏出来，完全显露无遗。诗只唤醒人与世界的存在，并把这个存在以启示和感悟的方式提示给人。
在事物与语词之间，人被物质的欲望和狭窄的生活语言或技术语言出卖，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日渐冷漠、寥落、孤寂，诗的讯息给人朝向温暖、宽广、融合的机遇。诗为生命和生活的存在进行选择时，它执着于世界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它尊重人的良知及人在自身责任中的取舍，这一切使它拥有尊严。它承认并承载了一切在语言表达或陈述中的人与人或人与世界的相遇。
诗在人的体内颤动着一颗无法释怀的乡愁之心。在世俗的事物的挤压下，诗的空间看似狭窄了，其实依然辽阔，伴随着自己及周遭的存在，或更为巨大的存在，伴随着一切自然而然，或异忽寻常发生的事情，那怕是湮灭、死亡，这一切在同语词交汇时，都将燃起诗的火花与光焰。恍然中诗似乎被赋予了拯救的使命，只是在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现世，这已然像是一种挑战。诗人的命运，就是那个与风车大战的堂·吉可德的命运。
诗的天性中所具备的开放、赞美、批评和对话的品质，使它不断地向自己提出质询，它把疑惑、未知、短暂、消逝和残损的事物作为必不可少的要素置于自身，并以人的置于世界的现实性为依据，在意识、情感和思想的最深层揭示人的存在的意义。它凸显个性，厌弃千篇一律。它将这所有的一切同自身形式的完美紧密结合。
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见证，即见证生存的真实和精神的真实。在现世，真实愈来愈成为一种忌讳，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东西时，人们就愈需要真实。诗触摸、并抵达基于存在之上的真实。
诗与存在是一个大的命题，我这里一己的浮光掠影式的感受，也许只是在话题的边缘游移，并未触及本质。
记得十多年前，我在社区张贴广告，出售新出炉的诗集，一位社区居民——我的邻居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说：“诗集那样高雅的东西，不是这里可以卖的，你应该到大学校去试试”。诗与现实的关系如此隔膜、如此远离，一时令我语塞。果真被她言中，诗集一本也未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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