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长篇巨制《空山》即将出齐，我忽然出来捧他的短篇新作，实在不合时宜。我不过简单说说对阿来的观察而已，目的还是为了借此针砭一下中国文坛持续多年的“长篇热”。
这本《格拉长大》（东方出版中心），选了阿来近年创作的几个短篇速写，背景都是川藏交界一个名叫“机村”的藏族村落。上世纪50至90年代，这里除了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受到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后来的经济大潮的冲击，更经历了它特殊的命运，即旧有藏族文化衰落而以政治经济为主导的汉族异质文化迅速渗透又被逐步改写的一个文化杂交过程。这些短札瞄准了这一过程，却并没有宏观叙述村落文化的变迁，作者只是从一些小人物小物件入手，像微雕艺术家那样聚精会神地刻画沉埋到历史河流底层也珍藏于内心深处的记忆碎片。光影色泽，气味质地，蕴涵其中，无须多说，只消从某一点因由出发，加以适当暗示，轻轻勾勒，就境界全出。
如果你是通过《尘埃落定》或《空山》认识阿来，那一定要再看他这些短篇新作。其中，《声音》和《报纸》两篇尤为可喜。“报纸刚到机村头一二年，那可是高贵的东西。那时，机村人眼中，报纸和过去喇嘛手中的经书是差不多的，”开场先声夺人！接着是进驻机村的“工作组”差人拿报纸的派头。他们从不拿报纸，总在宣布开会之后临时指定某个要求上进的小伙子去公社拿报，作为精心分配给机村青年的一份殊荣！但这荣耀慢慢淡化，后来拿报纸也要记工分了！有趣的是失掉神圣性之后，实用性却不断被发掘——人们开始用报纸卷烟、包东西乃至裱糊墙壁。但谁也没有料到，报纸居然把害沙眼的机村青年扎西东珠送进监狱，一蹲十多年。可怜的扎西东珠放出来时不知形势已改，见好心的警察用报纸包他不值钱的行李，还尖叫失声：“报纸！”惹来警察一顿臭骂：“不用报纸，你这点破东西，还想用什么金贵的包装啊！”。报纸在“机村”至此完全祛魅。
我觉得《声音》在这一系列短篇速写中最精致，也最丰满。“我”因小病滞留在诺尔盖草原一个军马场招待所，早晨赖在睡袋里等候同事时，草原深秋特有的轻薄锋利的寒意从四面八方涌来。“我”根据几天的经验推测这寒意发生之源与经过之地，因这推测和遐想，又自然启动听觉，捕捉苏醒过来的草原小镇各种声音的混响。老军马的蹄声令人想起它年轻时的骄傲，如今则疲敝绝望；卡车轰鸣，牵扯着许多人对远方的渴慕；偶然落户小镇的年老女丐旧皮鞋踩在粗糙的石子路上，诉说着她不为人知的神秘哀伤；孩子们在小学校充满生机与希望的钟声中通过一个个陌生的汉字探头张望那祸福不定的将来；接着许多门户开启，发出无法分辨细节的生活的杂音，混合着俯瞰尘世的寺庙的严肃鼓声——最后竟是吃晚饭时年轻镇长的从不露面的妻子的哮喘声！
看阿来这些短篇，我仿佛又读到久违了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契诃夫《草原》或王蒙《在伊犁》的某些篇章。写短篇的阿来姿态放得很低，只为捕捉稍纵即逝的记忆碎片，梳理脆弱的情感游丝，并不想挽留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或诠解扑朔迷离的现实幻象。其实奏出各种神奇声音的草原小镇并无特色，“永远都是那个样子：永远是仓促地刚刚完成的拼凑完成的样子，也永远是明天就会消失的样子”，但这不妨碍作者打开视听味触全部感官，贪婪捕捉它的每个细节，因为他曾经和这个草原小镇同在，就像他曾经和“机村”同在。
可见可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无非构成这种同在的物质条件，如果拘执于这些众所周知的有形事物，小说写得雷同就不可避免，而将个体与这些事物的同在感受诉说出来，就比费力解释或全盘记录那些外在现象更亲切有味了。阿来描写两个普通藏族青年的死（《格拉长大》、《路》），两个同样普通的瘸子顺服于“天神的法则”（《瘸子，或天神的法则》），或一个藏族姑娘神秘的失踪（《自愿被拐卖的卓玛》），都一律采取谦卑姿态。这里没有个体或集团的抗争，没有我们熟悉的许多中国作家自以为见过世面之后产生的企图囊括一切并解释一切的野心，自然也无所谓伦理道德的论断或审判，只是一段真实的生命同在而已。因为身在其中，血肉相连，就无须勉强写自己不在场的东西，也无须勉强说自己没把握的话，读者因此便觉得不隔膜，仿佛还能触摸那一时俱现、尚未变形的真实存在。
阿来近年埋头创作系列长篇《空山》，这些短篇小说与随笔、速写只是《空山》的“边角料”，等《空山》第三卷出来时再把它们“镶嵌”进去。《空山》每卷都是两个独立的大中篇，完整的《空山》将是六个“花瓣”与更多细小花叶组成的一朵大花。
无论阿来自己、媒体还是评论文章对《空山》这种结构都已经说了很多。我关心的是这些“边角料”到时怎么“镶嵌”到六个“花瓣”中去。实际上这些短篇速写和《空山》不仅有短长之别，手法也不同。无论和已出的两卷《空山》还是和十年前的《尘埃落定》相比，我都更喜欢这些短篇。诗人小说家阿来的才能在这些短小精悍的作品中找到了更适当的形式。他把目光凝聚于一点，紧紧抓住坚硬的真实的或一角落，语言也因此摆脱了众人叫好而我窃以为实在甚可忧虑的曼妙无比却飘忽不定的调子，读者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快速浏览，必须停下来仔细掂量。所以在“镶嵌”之前，我很赞同将这些短篇收集起来，在《空山》之外独立成书。
阿来的长篇巨制《空山》即将出齐，我忽然出来捧他的短篇新作，实在不合时宜。我不过简单说说对阿来的观察而已，目的还是为了借此针砭一下中国文坛持续多年的长篇热。
长篇热除了众所周知的商业驱动可另当别论之外，或许还潜藏着中国作家觉得已经可以或很有必要说出真理并指示方向的冲动。如果我的猜想不很离谱，那么这种冲动实在要不得。许多人恰恰是在远离真理的谦卑惶恐中全身心地追求艺术，恰恰在方向不明的含糊混沌状态成就他的艺术；一旦方向明确，真理在握，他和艺术的蜜月期也就终结——他将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为指手画脚的先知与指导者了。尼采说“吾人之所以拥有艺术就是不想亡于真理”。巴尔扎克也说过，他写小说的秘诀就是“研究偶然”，他从来不把历史的必然成天挂在嘴边。黑格尔宣布艺术消亡，曾经引起许多人唏嘘叹息，但海德格尔认为消亡了的只是竭力传播伟大真理的伟大艺术，真正虔敬而谦卑的艺术恰恰在这之后诞生。即使酷爱在小说中大发议论甚至俨然传道的托尔斯泰，他对艺术的定义也卑之无甚高论——无非人类之间交流感情而已。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干脆认为诗和艺术应该“实利离尽，究理弗存”，后来他也反复强调他的杂文只是写自己心中本有的内容，与“究竟的真理”无关。现在，这些关于艺术的真知灼见好像已经被后殖民时代我们的东方艺术家的狂妄野心挤掉了。我看到一些拥有真情实感也富于文字灵性的作家因为境遇改变，学识增加，眼界开阔，就急忙改变身份，跟在某些专门研究大课题的古往今来最为狗屁的当代学者后面装模作样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大趋势，往往感到恐怖。但愿阿来不在这些艺术家之列。
抽象地比较长篇与短篇孰轻孰重孰难孰易意思不大。我觉得对阿来而言，与其长篇，不如中篇；与其中篇，不如干脆短篇——用短篇小说来逐个记录今天的智慧还无力加以整体解释的那些破碎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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