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作家提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作家在作品中以老百姓(或工人、农民、小市民、政府雇员、教师、学生等等)的身份来写作就够了吗?如果要我来回答,这个标准实在是太低、太不像话了,说出这种话的人是对汉民族传统文学抱残守缺的结果。
大概很少有作家不知道,文学家、艺术家是具有双重人格的群体。我们既要以普通人(工人、农民或小市民等等)的身份生活在社会中,又要以灵魂开掘者、探索者的身份生活在艺术王国之中。而这后面一种身份,是我们作为文学工作者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根本。
一旦一名文学家开始创作,他或她就必须摆脱社会和个人“历史”对于自己身份的狭隘规定,进入到那更高的、理想主义的艺术王国的境界,并将此当作自己的追求。也许作家永远达不到那里,但他或她永远在途中。不论你用的是什么材料,也不论你的风格如何,有一点是试金石,那就是真正的文学家脚踏实地却又超越了世俗,他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应具有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怀。如果满足于在写作时做一个世俗中的老百姓,这样的身份最多只是某种社会事件、地域风俗或民间故事的记录员,够不上文学工作者。因为我们作为俗人的那一重人格正好是我们要批判,要通过写作来提升的。
在写作中保持农民或小市民身份,我却要在这里指出,这是十分危险的,会导致感觉的丧失,创造力的枯竭。举个浅显的例子,如果托尔斯泰只作为农民来写作,他能写出《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作品来吗?有时他也很想当一个普通农民,但他的艺术冲动,他的那种宗教情怀,决不允许他仅仅只做一个俗人。因为文学是超越世俗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动。
有的作家提出“描写下层人民的生活”,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仇视知识。这种提倡往往很有号召力,因为迎合了大众的保守心理。
作家写什么,只能取决于作家自身的个性,气质,以及他们所采用的手法。而且作家写什么同他们写作水平的高低,取得的成绩并无关系。在一个大而空泛的观念指导下,一窝蜂地去倡导什么“下层关怀”,同过去时代的那种搞法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我认为倡导者并不具备真正的同情心,只不过是在做秀,对于国内文学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文学家是做心灵方面的探索的,他们对于人类的同情心应以千姿百态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才是创作自由。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自由,某些人又不高兴了。表面上说是“提倡”,其实是看不惯,抱着这种心态的人会对下层人民有什么真正的同情,我们再傻也不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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