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唤醒的诗
作者｜桑克
十月六日悲欣交集。
悲的是美国苹果公司前任CEO斯蒂夫·乔布斯病逝，欣的是年老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乔布斯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特朗斯特罗姆说：诗歌是禅坐，不是为了催眠，而是为了唤醒。
第一时间获知特朗斯特罗姆得奖的消息，涌入脑海的四个字就是：众望所归。
早在《瑞典文学史》（1961年瑞典文版，1985年中文版）附录的文章《瑞典战后文学》中，就有对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涌现出来的瑞典诗人的描述，“有一位比其他人更加闻名世界，他的诗歌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这就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遗憾的是，这里所说的三十多种文字之中并不包括中文。
从1984年第4期《世界文学》发表北岛翻译的《诗六首》开始，特朗斯特罗姆的名字开始逐渐走入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诗人的心中。至今，他的诗集已有三个中译本：《绿树和天空》（1990年，漓江出版社，李笠翻译）；《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2001年，南海出版公司，李笠翻译）；《特兰斯特罗默诗选》（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董继平翻译）。
探讨译本得失并非我书写此文的原始目的，但是我也不想回避与译本相关的某些争论。虽然特朗斯特罗姆的译者众多，但是主要译者仍是北岛、李笠和董继平三个人。他们的译本都有各自的拥护者，拥护的理由自然也是各式各样的。比如王家新在阅读《黑色的山》时就说，特朗斯特罗姆为它提供了一种奇异的生成方式，而李笠则为它提供了汉语的节奏和质感。陈东东则将李笠看作另一个特朗斯特罗姆，现代汉语的特朗斯特罗姆。柏桦在一篇长文中说，北岛译的特朗斯特罗姆，我从1985年起就注意到他是译得最好的。
北岛和李笠都是特朗斯特罗姆的朋友，也是我极为敬重的兄长。从他们的译本中，我受益甚多。而且我深知译事的艰难，故而我非常明白他们对特朗斯特罗姆的态度之谨慎皆出于深思熟虑。所以彼此有所分歧也属正常。在我看来，这种分歧其实正是不同译本的魅力所在。当然，我也有心仪的这一首诗，或者那一首诗，这要看此刻的阅读是出于什么样的需求。
李笠译本是直接从瑞典文翻译的，北岛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一般来说，直译比转译更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中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那就是由于诗歌翻译不同于其他文体翻译而更加强调创造性的缘故，某些转译可能会比直译更加深入人心。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多半是由于译者运用母语写诗的能力造成的，而不仅是由于对原文理解的差异造成的。
北岛说，弗尔顿的英译本是最值得信赖的译本。而我手头恰好有一部英译本，是特朗斯特罗姆和芬兰诗人帕沃·哈维科的双人诗选，属于企鹅现代欧洲诗人丛书的一种。哈维科的译者是安塞尔姆·霍洛，而特朗斯特罗姆的译者正是罗宾·弗尔顿。
我个人挺喜欢弗尔顿翻译的《致防线背后的朋友》。李笠的译本是这样的：“信落在检察官的手上。他打开灯……”；“请回味句中的含义。我们将在两百年后相会/那时旅馆墙上的高音喇叭已被遗忘/我们终于能安睡……”。可以说这也是我的现实与未来。
特朗斯特罗姆两度来中国旅行，中国的奖也得过两个：新诗界国际诗歌奖（2004年），诗歌与人·诗人奖（2011年）。他还写过一首关于中国的诗《上海的街》，北岛说原来的题目叫《上海》，“公园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我爱这菜白色，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这是北岛的译本。北岛还说，白蝴蝶的意象来自发票。特朗斯特罗姆从北京到上海旅行，没人陪同，使馆就让他把所有的发票保存好。他困惑地望着发票上的中文的样子引起了围观……
我手里的中文版《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是友人从北京捎回来的，上面有特朗斯特罗姆的缩写签名“T.T.”。尽管可以看出他的控制力，但是由于1990年中风而改成左手写字的灾难还是比较明显的：微微颤抖的痕迹使花体字母T有些接近字母J了。
（载《黑龙江日报》2011年10月12日十二版《天鹅》）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