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中国，实在算得上热闹。同样，2005年的中国文坛也充满了骚动与喧嚣。无论是群体性的文学争论和文学大奖，还是个体化的文学创作与文人生活，都曾在过去一年里不同程度地吸引过我们的目光。但事情就是这么奇妙，当沸腾的事件结束和热闹的喧嚣过后，人们往往会感觉更加的寂寞。综观2005年的中国文坛，留给我们的正是这种印象。
一场没有尾声的讨论
2005年的文坛大幕，是由一场文坛内部的争论拉开的。近两年一直沉寂的作家张炜，在2005年第一期的《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的评论。文中，张炜以一贯忧愤的语调指出，目前的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呈现出一种“精神沙漠化”的现象，真正的思想就像一滴水，一出现就消失在巨大的精神沙漠中，无声无息。思想界和文学界已经不再具有真正思考的能力，而是打着“解构”、“叛离”的幌子，公然嘲弄着真理和常识，并把这种形而下的平庸和无聊作为时尚。探究这种原因，张炜把炮口对准了市场化下的出版机制和“大众”。他认为在一个消费的时代，写作和出版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从艺术和思想的深邃转移到了市场的销量上来。在这种压力下，作家们为了追求销量，一步步以“大众”的口味为归依，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思想，进而陷入一种沙漠化的精神境地。
这篇文章本是2003年8月张炜在烟台出版咨询年会上的发言，一年半以后再次发表，可以感受到张炜面对目前文坛困境的一种焦虑和拳拳之情。严肃的思考值得尊敬，也很快获得了共鸣。2005年第二期的《上海文学》上，主编陈思和主持了一个座谈会，与会的几位青年学者大都对这种思考表示了认同。有同必有异，在对张炜的思考姿态表示肯定的同时，评论家吴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张炜的思考至少在两点上值得讨论：第一，现在的思想界和文学界到底是不是“精神沙化”，张炜为何对那么多严肃的学术和文学出版物视而不见？第二，吴亮认为，“大众”和“人民”本来就是一个实体的两种指称，为何总是用“大众”的名义去否定“人民”的正当口味和追求？
吴亮的置疑使对《精神的背景》的讨论开始溢出《上海文学》的编辑圈子。此后不久，作家李锐和一位朋友讨论张炜的信件在网上被公开，使这场讨论有了蔓延的趋势。李锐对于张炜的结论表示认同，但对于张炜把“精神沙漠化”的原因归结为文学市场化则表示异议。李锐觉得目前思想界文学界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市场化以外，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张炜仅仅痛斥市场化，是避重就轻，有所遮蔽。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坛上，李锐和张炜，作为文学精神的守护者一直被视为同类，因此，李锐对于张炜的置疑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些媒体也开始介入。但可惜的是，虽然张炜曾回了一封公开信，却并未就李锐的置疑作出应对；而吴亮在一个论坛上对王晓明、罗岗等学者的提问也石沉大海。一场开始有些起色的讨论刚开了头就煞了尾。
过后来看这一场短暂的争论，多少会让人感到一些遗憾。由于不少置疑事先只是给朋友们的私人书信，整个思考和措辞比较随意，其中出现的意气之词公开以后就使讨论主题产生了一些偏离。因此即使后来又有湖北作家刘继明和广东作家林贤治的参与，争论依然显得较为浮泛。但对于这场从《上海文学》而起的争论，不少人还是有所期待地把它和十年前同样由《上海文学》而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联系起来。然而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在目前的话语环境之下，对这种大而无当的题目进行追究，不可避免的会陷入一种无路可走的状态，而不能得出任何妥切的结论。或许正是由于十年前那场无疾而终的人文精神讨论的启示，这场2005年中国文坛的开场白才瞬息落幕。
文学大奖与文学创作
一场关于精神背景的讨论落幕了，但文坛内部的机制还在运行。作为全国作家们的当家人，中国作协在2005年端出了最大的两块馅饼——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以两位文豪命名的奖项，如同他们自身在文坛的地位一样，不但在普通读者心中举足轻重，即使作家自己也不能无所挂怀。因了这两项国家顶级文学大奖，我想，2005年称为文坛的大奖年应该毫不为过。
1981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是专对长篇小说的奖项，2005年4月10日揭晓的茅奖已是第六届，共有五个作家获此殊荣，其中女作家张洁在《沉重的翅膀》获得第二届茅奖后，这次凭借三卷本长篇《无字》再次捧杯，成为第一个两次荣膺这一荣誉的作家。鲁迅文学奖于1997年9月开始启动，同样也由中国作协主办。但鲁迅文学奖的分类明显增多，共设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和杂文、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文学翻译等七个奖项，涵盖了除长篇小说和戏剧之外的所有文学门类。今年6月25日的颁奖大会上，共有29部作品获奖。应该说，一个年度颁出两项国家级文学大奖，总归是文坛上的一件喜事。可是，在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公布以后，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批评的重点主要是两项大奖操作方式的不透明。作为国家级的文学奖项，评选标准的模糊与评选规则的疏漏，都使这场文学的盛宴显得有些尴尬，也显得冷清。
抛开这些，仅就两项大奖自身进行对比，我们依然会发现有趣的现象。虽然鲁迅的文学号召力要在茅盾之上，而中国作协也证明两个奖项都具有中国文坛的最高荣誉，可是，若比较两个文学大奖的影响，鲁迅文学奖就明显逊色许多。如果说《无字》、《张居正》在大众层面还有所耳闻的话，那么鲁迅文学奖的诸多篇目却仅能存于创作和研究的圈子之中。自然，以鲁迅和茅盾命名的文学奖项和他们自身无甚牵挂，何况两项大奖的评价对象又如此不同。但这个有趣的现象，却指示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这是一个长篇小说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坛。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诗歌占据风潮之先，可以说是文学界的骄子。九十年代出现的散文热潮，也使《文化苦旅》《一个人的村庄》等散文众口相传。但在新世纪的文坛，诗歌和散文明显不再具有往日的风光，取代它们占据崇高地位的，是长篇小说。据评论家雷达的统计，新世纪以来，每年推出的长篇小说约有八百部。除了原来的小说家们继续写作之外，散文家和诗人也纷纷尝试，如刘亮程就在2005年推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虚土》。老作家如此，小作家何尝例外。刚在文坛上冒出头的“80后”年轻写手们，哪一个手上没有推出过一部两部长篇？推究长篇小说热潮的原因，我想首先在于写作者自身的认识。目前文坛上有种说法，就是靠中篇打天下，长篇守天下。作家们之间似乎有一个默契，如果你没有长篇出来，那么你的作家身份就显得可疑。王朔、李敖等对鲁迅的文学家地位提出挑战，其最大的理由也在这里，这就无形中逼使作家都以长篇来证明自己。另一个原因，与茅盾文学奖的推动有关。历经二十五年风雨的六届茅奖，涵括了新时期以来不少经典之作，更重要的是把一种“史诗”意识带入了小说创作，而一首宏大的史诗自然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多卷本长篇的最大优势。中国作家大都是中国作协的会员，拥有一种单位人的身份，既然处于作协的体制之内，就不能不受到中国作协主办的茅盾文学奖的影响。六届茅奖的几十部作品，几乎全都是拥有宏大背景的现实主义作品，这是其被诟病的弱项之一，但这种影响却不容忽视。
具有“史诗”特质的小说以其宏阔和纵深容易引起读者的敬畏和共鸣，也容易转换成影视体裁进一步推广。盘点2005年的长篇小说，值得注意的几部作品同样具有这种特点。贾平凹时隔两年后推出的《秦腔》，把目光放在了他的老家“棣花街”，被视为“一部家族的精神史”。阿来创作的《空山》，其落脚点也是一个名为“机村”的村落，不过他的设想更为直接，一开始就设定是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村落史。王安忆的《遍地枭雄》，一反常态地开始了意气张扬的男性化叙事。另一个受到关注的作家是余华，沉寂了十年之后，他在2005年捧出了《兄弟》。尽管余华出身于先锋小说创作，但在《兄弟》中，看不到一丝小说艺术探索的意味，小说背景横跨从文革到今天四十余年的光景，现实主义的法则中规中矩。这几部作品无疑是2005年文坛最大的收获之一，也不难看出其中的史诗风貌。这是一个准个体化的写作时代，自然也有不少人在进行着个人话语的叙述。比如作家东西的《后悔录》，就与余华的《兄弟》在类型和气质上颇为相似，可是获得的关注却不可同日而语，反衬着小说创作的潜规则。2005年另一部值得提及的小说是杨志军的《藏獒》，这是与《狼图腾》类似的作品。姜戎借助“狼性”来批判国人软弱的“羊性”，而杨志军则用狼的天敌藏獒的忠勇和责任来唤回人性。《狼图腾》在坊间销售极好，却无法获得学界的承认，《藏獒》也有着同样的窘境。究竟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的小说？《藏獒》的出现和热销在2005年继续着这个疑问。
文学与影视的双向互动
影响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因素中，影视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方面，西方的影视作品已经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资源，不少人会发现某些作家的作品与西方影视有相似的情节和格调。另一方面，影视的直观性使其在大众市场上拥有独特的优势，影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另一种接近读者的途径。由于此，现在的作家也越来越倾向于与影视联姻，以求来积累自己的文学资本。
2005年从文学作品变成影视作品的案例中，最有影响的当属王安忆的《长恨歌》。《长恨歌》在搬上银幕之前，已先期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登上了话剧的舞台，电视剧《长恨歌》也在2005年初拍摄完工。一部作品获得如此待遇，实在是风光无限。电影《长恨歌》延续着这种风光，它由香港名导关锦鹏亲自操刀，梁家辉、郑秀文、吴彦祖等当红影星担纲主演，成为今年秋天银幕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整体来说，除了演员们的港台腔让人感觉有些别扭之外，电影对于原作的精神还是有着不错的把握，再加上关锦鹏擅长的小资风情，影片的意味显得凄凉哀婉长恨绵绵。但据说作者对此并不满意，想想也是，海派的小说由香港的导演来诠释，理解上自然会有不小的差距，也许这也是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一种差异吧。
小说可以改编为电影，电影也能改编为小说么？问题尽管有些好奇，答案却无疑是肯定的。2003年轰动一时的电影《手机》，由作家刘震云编剧，而在影片已经上映之后，刘震云依照电影改编的同名小说才姗姗面世，并且挟着电影的余威，迅速成为畅销榜上的贵客。这种事情也在2005年的文坛上演着。陈凯歌编剧的《无极》在六月宣布，要把电影改编为小说出版，并把橄榄枝递给了文坛上备受争议的“80后”作家。 “80后”作家的集体出现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奇异话题。他们粉墨登场的方式与传统作家不同，里边渗透了很大的市场因素，书商的运作痕迹十分明显。他们在文学与市场之间游走，使我们很难分清他们的创作是读物还是作品，他们的身份是写手还是作家。但透过市场看文学，这些小作家们的才情和新思维还是可圈可点。就以最终夺得改编权的郭敬明来说，他下手描写悱恻的爱情和忧伤的思绪，却丝毫不显稚嫩，而把一支笔写得流利，写得平滑。“80后”作家在2005年的分化趋势日趋明显，《无极》的改编权给予他们，既是鼓励和肯定，也是一种鞭策，希望他们以后的文学之路能走得更好。
喧嚣与寂寞
2005年的文坛是喧嚣的。张爱玲逝去十年了，两岸三地以及美国东南亚都有不小的纪念；四十四年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终于在大陆出版，令人欣慰；首届成都国际诗歌节在七月的成都开幕，诗人们继续追寻梦想。2005年的文坛也是寂寞的。在上述以及未述的诸多事件背后，隐藏的是文坛寂寞的身影。回想一年的文坛，只有几部长篇小说还能吸引一下大家的眼光。百花齐放的热闹转眼成为明日黄花之后，文学园地便不免显得单一和凋零。人们似乎越来越忙了，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思考的范围和关心的话题，即使如精神背景这样的话题也不再引起大家的兴趣。或许正如一句老话，文学是寂寞的事业，喧嚣的浮华散去，真正的文学才会留下，这不正是一种幸运吗？
时光如水。2005年，不少文坛老人历经沧桑，在这一年停下人生脚步，进入永恒。这里写下他们的名字：冯亦代、严文井、陆文夫、刘白羽、启功、梅绍武，2005年将因他们的永恒而永远定格。令人痛心的是，就在再过一个月就是巴金先生寿诞的时候，传来了一代文豪去世的消息。有你在，灯亮着。巴金先生用真诚和良心为我们守护着文学的灵魂，让我们在新世纪依然感受着五四时代的热度和心跳。如今，文学苍穹上最美丽的星光熄灭了，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薪火终将世代相传。斯人已逝，让我们在表达不尽哀思的同时，也为这个善良的老人祈祷，愿一生思索的灵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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