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代诗歌专辑
-《今天》132期-
前言
《今天》第132期推出“法国当代诗歌专辑”，特邀诗人翻译家树才撰写长文《边缘与多样：二战以来的法国诗歌札记》，文章对作者翻译过或有过交往的十六位诗人的生平、创作和作品风格作了既活泼又中肯的评析。
法国诗人、评论家让-米歇尔·莫勒布瓦的文章《1950年以来的法国诗歌》从文学史的角度，厘清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诗歌的多样化实践以及与传统的关系，勾勒出诗人们的“分界线与交汇点”。
为了给中文读者带来对法国当代诗歌的鲜活印象，《今天》通讯编辑陈力川选译了五十二位诗人发表于1940—2020年间的五十五首诗体和散文作品。尽可能吸纳不同诗歌观念和风格的诗作，其中多数出自国内没有译介过的诗人，包括五位女诗人。
《缺席的真实——法国当代诗选译后记》是陈力川对本专辑译介的部分作品所作的诗学解读。
陈力川
树才
这是一篇札记，因为我不想把文章写成诗歌史的那种样貌。
依我看，诗歌史突出的仅仅是“时间线索”，仿佛诗歌是一个前后连贯的发展过程，背后有一股进化论般的力量在推动……实际上，诗人的存在与其说是一种“时间”现象，不如说更是一种“空间”现象。因为古今中外“一首诗”的发生原理其实是一样的：生命和语言的相遇。当然，这是一种“相爱相杀”、激烈碰撞的相遇。“诗人”重要吗？当然重要。然而，是“好诗”让一个有名有姓的诗人留下了所谓的“诗名”。从根本上来说，或者把诗人与诗歌比较着来说，“诗人”就显得不那么重要，“诗歌本身”反而更重要。看上去，是诗人写出了一首诗，实际上，是这首诗在替诗人真正“出场”！写诗的人，无论法国还是中国，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多了去了！好在诗歌一刻不停地淘汰着“诗人”。因为“诗人”这个命名，只是指出一个崇高的位置，但这个位置从创立之时起就一直是“空的”；只有写出“好诗”时，某个人才临时占据“诗人”的位置。所以在这篇札记中，我既想谈论一些重要诗人，也想引用一点他们的好诗。
那么，为什么说“边缘与多样”？
边缘，正是就“位置”而言。同波德莱尔那个时代相比，“边缘”这个词正好用来形容法国当代诗歌的位置。超现实主义运动，也许是让法国的社会神经剧烈痉挛过的最后一个诗歌运动；不过，也是这个尝试“自动写作”和强调“潜意识力量”的诗歌运动，以其“玩自己的”傲慢姿态和“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幻想，一把推开了诗歌读者，从此法国的主流媒体开始疏远甚至懒得谈论诗歌。人们哀叹“法国诗歌边缘化了”！但哀叹归哀叹，法国诗人随语言学的转向而转向，倒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语言创造的可能性”的探索，甚至可以说，正是“边缘”的位置催生了诗歌声音的“多样”。在现代诗人与古典诗人之间，有一个重大差异，那就是对诗歌声音的认知。材料是一样的，同一种语言，相同的一些词语，古典诗人的追求更多地体现为诗歌中优美的“音乐性”（la musicalité），突出的是韵律的和谐；而现代诗人自愿放弃这种追求，更在乎每一首诗中自由生成的“声音”（une voix），它源自每一个诗人的个人嗓音，自带生命特有的气息和呼吸，强调的是节奏的力量。要生成一首现代诗的声音和节奏，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用，只能求助于诗人切身经历的生活事件和生命感悟。诗歌的语言，因此也从屋顶之上的“高蹈”走向街道里面的“结实”；诗人的生存，则从浪漫化的“贵族”降为生存中的“平民”。写一首现代诗，看上去“更自由”了（所以又叫“自由体诗”），实际上比格律诗更难写好。“边缘”和“多样”，其实互为条件和结果。边缘，则每一个诗人不用再去操心所谓的“中心”，每一个诗人都以自我的生命火焰为中心跳起单独之舞；多样，正呼应着法国现代文化对丰富性的吁求，多样即形态各异，即各自探索，即以一己“言语”的创造力去丰富整个法语“语言”的表现力。
这里顺便说一下。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里，法国诗人对语言（la langue）和言语（le langage）是做出区分的。La langue和le langage 虽然都指语言，但二者的区分在于，前者指抽象的语言结构（语言系统），后者指具体的、个人的语言。了解这一点，对理解法国诗学是至关重要的。法国诗人佩吉（Charles Péguy, 1873–1914）断言：“什么都可以被言说，除了那些所做的无法被说出。”现代诗人的“诗歌声音”正是从“言语”中生发出来的。我们不能把“言语”和“语言”相混淆，尽管所有的“言语”河流最终都汇入“语言”这个大海。通过写作，“言语”变成诗人的一种行动（un acte）。兰波之所以成为法国现代诗歌的一个活水源头，就是因为他创造的那些惊世之作（它们自己就在言说），因为这些作品将个人生命的“言语”（一般诗人只是停留在“语言”状态）推到了极致。
我把时间段划定在“二战以来的法国诗歌”，是想突出法国诗歌历史的某种断裂。断裂必然引起转折。在诗歌的演变中，我把“断裂”看得比“传承”更重要。诗歌总是追求一种“新的”（其实就是“不同的”）表达，实际上诗人的生活，自古以来就是这些内容：“吃喝拉撒睡”加上“生老病死苦”。但诗人是语言变化的超级敏感者和狂热追随者，语言在哪里出现断裂，那里就肯定引发诗人的狂热喊声。对法国、对欧洲乃至对整个人类来说，“二战”都不只是一个轻巧的缩写，而是一个永无痊愈之日的巨大伤口，其灾难般的深度足以与天空的虚无相比。法国人的改变，语言的改变，诗歌的改变，其根须是扎在“二战”这个悲惨历史事实的土壤中的。战后重建之后，街道整洁如新，城市楼房依旧，一切都没变。但是，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得“不可返回”。法国诗歌因此注定要扑向“还在来路上”的那个“未来”。与其把法国当代诗人和诗歌比作河流与大地的关系，不如比作星辰与天空的关系。我试着描述一些星辰的位置和亮光。
谈法国当代诗歌，绕不开一个名字：波德莱尔。今年是波德莱尔（1821–1867）诞生二百周年。他是整个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恶之花》则是十九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诗集之一。他前所未有地将“恶”的形象引入诗歌，并且通过诗歌将它提炼成一种绚烂的“美”。波德莱尔认为，每个人身上时刻都有两种欲望：一种趋向上帝，一种向往撒旦。这说明每一个诗人的精神结构都是一种分裂状态的复合体，所以说悖论是现代诗人的心理基础。诗歌的大方向（作为悖论存在的现代性），就这样被波德莱尔确定下来。从此法国现代诗从形式上逐渐舍弃“押韵”，从心灵上越来越感到“不安”，从构成上越来越倚重于“强度”，从姿态上越来越倾向于“先锋”……概括地说，主要裂变出两种探索方向：兰波、洛特雷阿蒙、阿尔托等这一路，野性、疯狂、疼痛；马拉美、瓦雷里、博纳富瓦等这一路，沉思、深厚、开阔……当然，岔路多的是，许多法国诗人都是处于“之间”地带：他们探索各自的诗歌道路，寻求各自的诗歌声音。
我要谈的第一位诗人是彼埃尔·勒韦尔迪（Pierre Reverdy）。
Pierre Reverdy, 1889-1960
为什么先要谈他？因为我同法国诗歌之间的缘分，就是从他开始的。纯属偶然，应该是一九八六年，有一天，我在北外的图书馆里借到法文诗集Plupart du Temps（我译为《大部分时光》），勒韦尔迪写的。他的诗，句式明晰，写得简洁。我在似懂非懂中品味到一种异样的诗意：简单、神秘、悲怆。后来我大学毕业论文《灵魂苍白之静美——试论勒韦尔迪的诗》，写的就是他。我至今仍经常读勒韦尔迪的诗，感觉他的诗句总有一股咂摸不尽的滋味，向我的内心深处渗透。这位生于一八八九年的诗人，一九一〇年从南方来到巴黎，为了“写出世界上最美的诗章”。他的《散文诗》（1915）确实灵动。他这么描绘一位《诗人》：
诗集《大部分时光》里有一首诗《暂时》，我喜欢结尾那一句：“我爱你是在今天。”这句诗也是对“爱”这一神秘的确认和戳穿。伊夫·梅兹埃这么概括勒韦尔迪的一生：“受人喝彩，很快成名，后来有点被遗忘。勒韦尔迪的诗如今以它的高度、它的幽默和它的严峻而存在着，因为它'剥去心脏的皮’，平静地复述着人类的孤独。”可见诗人对自己下手有多狠！一九二六年他离开巴黎去索莱斯姆修道院，一住就是三十四年！隐居生活让他探测到“自我”的更幽深处。他认为，是“想要研究自己的内在本质的秘密、认识自己的力量和潜力——这种要求经常缠绕着诗人不放，迫使他去进行创作。”对语言的使用，除了精雕细琢，他更是用心体悟：“诗是用词体现出来的，并且只能用词来体现，而词又是诗的暗礁。一个词就足以把一首最美的诗给葬送了。”也许，勒韦尔迪是“另一位兰波，弱化了的兰波”。这倒呼应布勒东对他的评价：“谁也没有比他更好地思考过并启发人去思考诗歌的深刻手段；因此，在诗歌形象上没有比他作出的定义更重要的定义了，也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在长期的命运的不幸中显示出如此令人钦佩的超脱。”兰波是出走，这个缺乏耐心的天才，因通灵而决绝；勒韦尔迪是超脱，这位潜心以求的忍者，因单独而静悟。他这么定义诗歌的“形象”：“诗人的任务不是去创造形象，形象应当自己展翅飞来。”一九六〇年勒韦尔迪去世。阿拉贡哀叹：“一颗黑色太阳陨落在索莱斯姆。”
如今，勒韦尔迪同阿波利奈尔一样，成为二十世纪法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源头之一。他的诗有一种永不过时的“现代性”。他确实有着非凡的洞察力：“是匮乏使所有的诗发生。”或者：“无处有诗。”勒韦尔迪解释道：“诗存在于现在还不存在的东西中。诗存在于我们现在还缺少的东西中。诗存在于我们正在寻求的东西中。诗存在于我们身上，但不受现在的我们支配，而受我们想要成为的我们支配。诗存在于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但我们现在还不在那儿。”大诗人帕斯也看出，从勒韦尔迪开始，先锋派的诗歌开始转向自身。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意识：诗人的“生活与言语”可以“同时”生成。古典主义诗人的自我是一种理性的匀称，浪漫主义诗人的自我是一种浪漫的夸张，而现代主义诗人的自我则是一种疯狂的内省。
最难翻译、最令我钦佩的诗人，还是勒内·夏尔（René Char, 1907–1988）。他是二战后法国诗坛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
René Char, 1907-1988
但当我在巴黎同法国诗人谈起夏尔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一是惊诧，问我是怎么“读懂”他的诗的，好像他们没读懂过似的；二还是惊诧，说他们现在不怎么读夏尔了，似乎他们已从他的诗里汲取了足够多的营养。这种双重的惊诧，正说明夏尔仍雄踞于法国诗山的峰巅之上。夏尔出生在法国南方沃克吕兹省索尔格河畔的伊尔，他的诗歌生命是从赤裸、神秘、圣洁的晨曦开始的。超现实主义像一道神秘的闪电，照亮了他的二十三岁。布勒东和艾吕雅从一开始就对他表示器重。虽然夏尔后来脱离了超现实主义团体，但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却贯穿了他的一生。一九三四年他出版诗集《无主人的锤》，表明他与超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二战期间，他抱着爱国热忱，拿起武器与敌人周旋，成为下阿尔卑斯地区游击队首领。在抵抗运动中，他与加缪成为挚友。战后他出版了重要诗集《伊普诺斯的书页》。一九八三年，伽利玛出版社将夏尔的全部诗作收入具有经典意义的“七星文库”出版。对一位诗人，这当然是荣耀。但我在一篇访谈中也读到，夏尔对接受这一荣耀又深感后悔。“七星文库”在他活着时就出版了他的全部作品，这让他有时产生一种错觉：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这是很真实的一种感觉。诗人的内心，应该永远渴望生命活力，它远胜于任何一种世俗荣耀。
夏尔的诗是陡坡，但另有一些阳光明媚的山坡，以其爱情的、几乎是田园诗的意趣令我们陶醉。普罗旺斯的阳光和大自然，对夏尔来说意味着童年和土地。为表现一块乡土，这块乡土上的动物及植物，夏尔写下了松缓、轻松、淡淡不安的怀乡歌。夏尔成年后的激烈冲突，也许正是对童年时代与世界永远失去了的统一性的强烈向往。哪怕在幻想的狂热的意象丛中，哪怕所处的精神状态如此迷醉昏乱，夏尔始终渴望一种清醒，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穿透，对整个事物的昭然。殊不知，由于对获取清醒的过于执着，他被迫再次，三次，无数次地跌入无解的混沌——“失去的赤裸”。而他的渴望仍在一边：让本质的痛苦，最终沉入河底，跃为活生生的生命本身。
夏尔的诗，我是靠“听懂”的。仅靠阅读，我的法文水平肯定不够。一九九〇年前后，我偶然得到了夏尔晚年录制的一盘磁带，里面有他朗读的二十几首诗作。我如获至宝，一有空就听，坐在办公室里听，走在大街上也听，听了不知有多少遍！终于，奇迹出现了！听着听着，我居然“听懂”了他的气息和节奏。有一天，我一边听一边居然能背出好几首诗来。于是我着手翻译。最早的一些译作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夏尔虽说难懂，但他诗中烈焰似的情感和尖刀般的思想却是扑面而来的。他灵慧地避开了晦涩，他的诗歌口吻其实是亲切的。我甚至认为，他总是把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一种自言自语）作为一首诗的第一句。“离我这么远，你怎么可能听见我？”他就是这么提问的。超现实主义给了他一种“言语”的自发性。他是把写诗、思考、行动真正融为一体的诗人。
由于翻译了他的诗，我还在巴黎享受到好几回奇妙的礼遇。有一次，不知怎么就遇到了夏尔生前的私人医生，这是一位爱穿红色羊绒毛衣的优雅老人，当他得知我是夏尔诗歌的中文译者时，他连着一周，每天约我到圣米歇尔广场附近的不同餐馆，请我享用法国晚餐。有一天，老人甚至把我引到他的私人空间，给我看他珍藏的各种艺术品，就在与巴黎圣母院一河之隔的一幢楼里。我也记得，当我那年乘坐高铁抵达阿维尼翁火车站时，是当年因为热爱夏尔诗歌从美国移居到普罗旺斯的居斯塔夫·罗宾先生，七十多岁了，不顾女儿劝阻，坚持自己开车来接我。我们此前并不相识，是一位巴黎诗人把我的心愿告诉了他：我想去夏尔的墓前拜谒。有一件事一直印刻在我的记忆中，那天罗宾先生（年轻时他是诗人，后来竟成为普罗旺斯地区的植物学家）在车上同我聊起夏尔的诗，他突然问我是否读到过《红色的饥饿》这首诗。我说不仅读到过，而且会背。我就真背了一遍。老人慢慢把车停靠在路边，从驾驶室出来。我也拉开了车门。他走近，同我紧紧拥抱。这时，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他确认我是一个用心阅读夏尔的中国译者。
与夏尔齐名的，是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 1899–1984）和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 1899–1988）。
我先谈蓬热。
Francis Ponge, 1899–1988
如果把法国二十世纪诗歌史比作一串念珠，可不能缺了蓬热这颗珠子。他大器晚成的诗歌，刷新了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事物好像拥有了自己的语言，乐意自己表达。实际上，这项工作需要一种极端的专注，一道崭新的目光，夹杂一种幽默的疑惑。与浪漫派诗人奈瓦尔和雨果不同，他们是在自然中寻找对应物，然后借出一个灵魂；蓬热的写作是一种崭新的语言历险，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事物。事物本身就是诗意。这种语言历险的成果，甚至令萨特和布朗肖着迷，萨特专门撰写长文，高度评价蓬热。
蓬热出生于法国南方城市蒙彼利埃的一个资产阶级新教徒家庭，一九三七年他加入共产党，一九四二年他成为抵抗者，同一年他出版了重要诗集《采取事物的立场》（Parti pris des choses）。在巴黎，阿拉贡让他负责共产党的文学杂志《行动》。他一度对超现实主义运动产生过兴趣，但很快就疏远而去。一九四六年他离开《行动》，第二年脱离了共产党。一九五二年他成为“法语联盟”教授，直到一九六四年退休。可以说，在言语的历史中，蓬热嵌入很深。世间诸般事物，除了人，还有动物、植物，它们微少、偏僻，但它们在蓬热的作品中找到了深刻的联结。《采取事物的立场》（徐爽译）也许是蓬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仿佛在一个哑默的世界上，它让一种言语诞生了。那些黑莓、蜡烛、橙子、蝙蝠、面包、火焰、领带、小卵石，我们知道它们吗？我们从它们存在本身的视角描绘过它们吗？我们有各种解释，这是肯定的。可以是这一种解释，也可以是那一种解释。为什么不可以呢？这种重大的游戏引出我们对“事物”的新的目光和新的认知。无数细节呈现：蜗牛贴着地面爬行，让我们感到放心；蝴蝶对应于飞翔的火柴……通过在词语上的劳作，蓬热重构了我们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他让事物自己呈现。但是，我们真能抵达“事物”那深邃的秘密吗？“我眼看着自己在写”，蓬热求助于语言的根须。“诗人更需要哪一门科学？”他问我们。在《孔》中他询问：“诗在那儿吗？我不知道。这不重要。对我，这是一种需要，一种行动，一种愤怒，一项自爱的事业。就这些。”
蓬热的写作显现了另一种语言态度。他构想了人与万物的另一种相处方式。他自己就说：“比起诗人，我更愿意是一个博学者。”在法国的小说领域，与其呼应的是阿兰·罗伯-格里耶这些“新小说”作家。应该是厌倦了浪漫派的抒情主体，蓬热努力让自己在凝视中邀请“事物”出场，表达其自身的存在状态和内在愿望。这与其说是反客为主，不如说是模糊主客界限（其实本来就没有界限）。这里面包含着一种“事物的诗学”。连夏尔也称赞“春天的美妙的蓬热”。不过，很显然，蓬热得到的赞美，远远不及夏尔和米肖。这说明诗歌的接受惯性是多么根深蒂固。
现在该米肖出场了。
Henri Michaux, 1899–1984
米肖是谁？一个比利时人，一八九九年出生在那慕尔的一个律师家庭。他从小身体羸弱，心脏功能尤其不好，还性格孤僻，唯一的爱好就是看蚂蚁打架。父母以为他是愚笨之人，不抱什么希望。大学时，米肖按家人意愿读了医学，但不久就退学，后来竟跑到海船上去做一名司炉工，周游世界。一九二四年米肖移居巴黎，靠做教师和秘书维持生活，也给杂志写点稿子。这段时间，他的诗作开始发表在刊物上，但他这种先锋风格的文字，只在很小的圈子里才会被接受。
米肖真正的身份，一直是一个旅行者、漫游者、地球人、宇宙人。出外闯荡仿佛是他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二十一岁他当水手，就是为了到处乱跑。南北大西洋，他都到过了，后来因病被遣返回国。随后他又出发，到过亚马逊平原、厄瓜多尔、印度、中国等地。好像他总是“在别处”，在任何一个“别处”，他都寻找并能找到一点点“自己”。难道他的自己是遗失“在路上”的一种奇特存在吗？应该说，他的生命在本质上就属于“别处”。他迫使我们去思考ici（“这里”之意）这个词：每个人都在用“这里”这个词，这个词其实不指认任何一个具体地点，但它又指出“任何一个地点”，它因为无所不在而无法显身。你说“这里”，他说“这里”，但永远不会是同一个“这里”。这里不属于“这里”这个词。而米肖，正是反复去用脚步刷新“这里”的人。对他来说，这里即“旅行”。他其实是一个旅行哲学家。所到之处，或者未到之处，他都托付给万能的想象。旅行和想象构成了他的生活。他出版了不少书籍：《我曾是谁》《厄瓜多尔》《一个野蛮人在亚洲》《毫毛》《夜动》，于是他被看成诗人。他也画画，画得稀奇古怪。
无论旅行、写作，还是想象、画画，米肖都把它们当作探测“自我和语言”这两个深渊的不同方式。在这方面，他做得极端。他甚至服用“麦斯卡林”来做实验，而他在迷幻状态中写出的文字，独创性确实无人可比。麦斯卡林是一种南美的致幻剂，当地史前居民用这种致幻剂举行宗教仪式等。麦斯卡林帮助米肖写出了三本书：《悲惨奇迹》（1956）、《动荡的无限》（1957）和《碎裂中的平静》（1959）。同时米肖也画了一系列素描，都是在每次服药之后不久所作，多数是黑白，另一些为彩色。
帕斯从整体上这么评价米肖：“他的散文、诗歌和素描紧密相连，一种表达形式强化并阐明着其他表达形式。素描并非单纯文字的图解。米肖的绘画从来都不是其诗歌的附加品：两者是同时相互自主而补充的两个世界。在麦斯卡林体验中，线条与语言构成了一个整体，要分解出其构成的元素几乎是不可能的。形式、观念与感官相互交融如同一个单一却眩晕般激增着的实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素描与其说是文字的图解，毋宁是一种评论。这些线条的节奏与运动令人想起某种奇特的音乐符号，尽管呈现给我们的并非一种声音或观念的符号，而是存在的涡旋、鞭打、交织。……这些素描是对诗歌与图像书写的批评，也就是说，是对符号与图像的延展、语言与线条的超越。”
米肖《悲惨奇迹》的开头是这么一句话：“这是一次探索。通过文字、符号和素描。麦斯卡林是被探索之物。”帕斯的反问令人深思：“当我读到最后一页时，我问自己，难道这场实验的结果不正是其反面：诗人米肖被麦斯卡林探索。一次探索或是一次遭遇？或许，是后者。一次与毒品、与地震、与存在之劫难的遭遇，存在从最根本上被其内在的敌人摇撼——一个与我们自身存在一体的敌人，一个无法与我们自身区别、分离的敌人。”米肖讲到他的本意：“我欲意探索平庸的人之境况。”但实际上，米肖所承受的实验本身和他的所写所画，恰恰从反方向证明：人不是平庸的造物。
在夏尔、蓬热、米肖这三位大师之间，米肖是最东方的，他与东方神秘最能呼应。夏尔是最法国的，我选择了翻译他，也许这样更能体现翻译对中国诗界的效用。而蓬热是最现代的，长远来看，他会给人带去更持久的影响和启示。米肖的诗幽默风趣，又意味深长：
除了三位大师，我还想谈一谈欧仁·吉尔维克（Eugène Guillevic, 1907–1997）。
Eugène Guillevic, 1907–1997
吉尔维克给法国诗歌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音调：简短！
同蓬热一样，他好像跟超现实主义也没什么瓜葛。他喜欢在言语的细微处用力，与事物和词语结下友谊。他做诗的方法既简单又哲学。简单，是指他的句式和用词；哲学，是暗示他的思考和深度。在吉尔维克的诗中，他的言语被精减到了本质，孤独被印刻在空白之处。
吉尔维克出生在布列塔尼地区莫尔比昂省的小城卡尔纳克（Carnac）。父亲是一名宪兵，母亲是一位裁缝。吉尔维克从小聪慧过人，很有语言天分，他很早就学会了阿尔萨斯方言和德语。他读里尔克、特拉克尔、布莱希特、荷尔德林等德国诗人，后来翻译了很多德语诗歌，又从德语转译了不少奥地利、俄罗斯甚至日本的诗歌。一九二六年他通过了一门考试，后来到巴黎，被任命为法国经济部的一名督察。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一九四二年，法国诗歌界迎来了两本伟大的诗集：一本是蓬热的《采取事物的立场》，另一本就是吉尔维克的《地下》（Terraqué）。
吉尔维克被认为是非抒情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简短，但他真没少写东西。他出版的诗集至少有几十部：《安魂曲》（1938）、《地下》（1942）、《众墙》（1950）、《渴望活着》（1951）、《三十一首十四行》（1954）、《卡尔纳克》（1961）、《领域》（1963）、《与共》（1966）、《欧几米得定律》（1967）、《城市》（1969）、《对话》（1972）、《海滨小渠》（1978）等。一九六二年他获圣米歇尔山诗歌大奖。有趣的是，他的诗集名也都简短。也许这同他在“经济部”的工作有关。懂得“经济”之道，正是通往“简短”的不二法门。对日常细小事物，吉尔维克总是格外敏感。他觉得应该命名它们，揭示它们真实的品质，因为“物”和“物”是不同的。面对事物，吉尔维克的目光是实在的，他不扮演“通灵者”的角色，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一个“看见者”。一九八〇年他在接受一次访谈时坦言：“隐喻对我，并非一首诗的本质。”对他来说，几个普普通通的词，足以让人感知事物的灵魂状态。
我们来读这首《社会新闻》：
吉尔维克贡献了一种崭新的诗学。同蓬热的作品相比，他的诗句更自然，更信手拈来，更朴素平实。他对事物的懂，让他与整个世界为友。他的影响越过英吉利海峡，甚至到了爱尔兰大诗人希尼身上。希尼《草木志》的副标题就是：仿吉尔维克《布列塔尼草木志》。吉尔维克是这么理解“诗艺”的：
二战给每一个法国人带来内心的创伤。人们在战火纷飞中，流离失所。克罗德·维热（Claude Vigée, 1921–2020）的作品，就是源自一种流亡，一个男人的流亡，整个犹太民族的流亡。维热是犹太人，出生在莱茵河下流的一个城镇，三百多年来，这个商人家族一直居住在阿尔萨斯的这个地方。但是，德军占领，他们被逐出家园。也许是痛苦磨尖了维热的感觉神经，他对幸福的渴望也变得更加炽烈。他的诗歌都源自沉思和向往。在图卢兹，他是一名学医的大学生，已经决然加入犹太人的抵抗运动。他最早的诗作发表在彼埃尔·塞格斯的《诗歌》杂志上。一九四三年他流亡到美国，与表妹成婚。一九四七年他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美国好几所大学任教。在法国居留多年后，他成为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教授。教书和写作充实着他的生命。他是诗人、随笔作家、批评家。
Claude Vigée, 1921–2020
他出版了不少诗集：《与天使一起战斗》（1950）、《降临节》（1951）、《地下的曙光》（1952）、《印度的夏天》（1957）、《冬季的月亮》（1970）等。集合了诗歌和散文的《大海下的太阳》是他的辉煌之作。作为翻译家，他从德语、英语、希伯来语三个方向工作，翻译了里尔克、伊凡·戈尔、艾略特、D. 斯泰尔、大卫·罗凯阿等人的作品。
如同那个年代的许多诗人，维热袭用古典的诗句，但努力让节奏变得柔韧。亚伯、阿里埃尔、伊卡洛斯，维热从这些神圣人物身上寻求超越流亡痛苦的力量。
他对家园的怀念是永恒的：
维热这样拷问《诗人的命运》：
奇怪的是，痛楚反而让维热赢得了长寿。他活到了九十九岁。他深信，一切意象都是象征；光有天真的信念还不够，还必须被觉悟的智性所照亮。
接下来我要谈一位女诗人。
安德烈·舍迪德（Andrée Chédid），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出生于埃及开罗，一九四六年起住到法国巴黎，二〇一一年二月六日在巴黎去世。她拥有法国、黎巴嫩、埃及三重国籍，是诗人、小说家、随笔作家、戏剧家，曾获得一九七六年马拉美诗歌奖、一九七九年龚古尔中篇小说奖、二〇〇二年龚古尔诗歌奖。
Andrée Chédid, 1920-2011
舍迪德对诗歌的热爱是炽热的、深入骨髓的。她的动人之处，就是以身和心的全力投入，让诗歌艺术变成了她的生活方式。她说：“如果诗歌没能震撼我们的生命，那它对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平静也好，焦虑也罢，诗歌必然凭它的符号刻印在我们身上，否则我们就只剩下冒充。”在诗歌中，她找到了“一种崭新的飞跃，一种持久的欲望，它不停地激起我们在世上活的胃口。”对她来说，诗歌之谜是无底的，是永不枯竭的想象和真实的源泉，是有待发现的不可能。她相信，话语通过无数的文本、无数的诗篇，令生命丰盈、多样。她写道：“我属于舞蹈，我属于生命”，而这个生命是“比绵羊更闭合的神秘”。她询问：“你在哪里，生命？”，又深知“我们只能建造/ 背靠着死亡”。就是这样，她的写作直趋本质。
她的主要作品：《一张脸的文本》（1949）、《一首诗的文本》（1950）、《一个生者的文本》（1953）、《深爱的土地的文本》（1955）、《大地与诗歌》（1956）、《被凝望的大地》（1957）、《单独，脸》（1960）、《双重的国度》（1965）、《对位法》（1968）、《最初的脸》（1972）、《节日和遗忘》（1973）、《多重声音》（1974）、《护卫生命》（1975）、《话语的友情》（1976）、《生者的证据》（1983），等等。她的小说《沙漠中的女行者》试图揭示，创造新的女性世界注定是一个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法国诗坛，很少有人像舍迪德这样低调、透明，不玩花招。对待词语，她视若重大。她的诗是自然而然的、不加修饰的，但并不粗糙；她的诗句流动着，挤压着，一种抒情已经隐秘地穿越而过。在她的诗歌中，有一种潮涨潮落的运动，一些内在搏斗的痕迹，最终克服困难，艰难地赢得和谐。诗人阿兰·博斯凯这样评价她的《话语的友情》：“舍迪德的诗歌最后抛下了以往的柔情，直指痛楚的事实……”
她的瞬间之法：
舍迪德告诉我们：“诗歌不是消失，而是显身。”她的创作实践了这种诗学。她认为：“诗篇是自由的。我们永远无法在我们的命运中关闭它的命运。”正是诗篇，显现了那张“最初的脸”。
有一桩趣事。二〇一九年，舍迪德的诗进入了法国中学毕业会考的法语试卷。法国的中学毕业生显然是被难住了，没考好。但他们居然认为舍迪德“默默无闻”，认为舍迪德的诗难度太大；他们甚至倡议联名抗议（大概是希望评分时放宽标准），据说收到了两万多人签名。这么有创造力的一位女诗人，法国中学生却知者寥寥，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能力分享她的诗。试题“从中世纪到现在：诗歌写作和意义寻找”涉及的其他三位诗人都名气很大：拉马丁、诺阿耶、博纳富瓦，涉及舍迪德的是她的诗作《目的地：树》。而安德烈·舍迪德的孙子马修·舍迪德（艺名“歌手M”），倒是在法国赫赫有名，被誉为“音乐鬼才”、“在法国红透的大牌摇滚一哥”，也许，马修·舍迪德从他的诗人奶奶那里汲取了强悍的诗性力量。（待续）
作者：树才，诗人、翻译家、文学博士。1965年生于浙江奉化。198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90至1994年在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任外交官。200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著有诗集《单独者》、随笔集《窥》等。译著有《勒韦尔迪诗选》《夏尔诗选》《博纳富瓦诗选》《小王子》等。2008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教育骑士”勋章。
题图：Untitled，Henri Mich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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