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约翰·黑克，今年三十六岁。我不穿鞋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脱掉衣服体重一百四十二磅。我现在可以说仿佛赤条条地在黑夜里自白。我母亲在圣·雷吉斯旅馆怀孕，有了我。我出生在长老会医院，在苏顿普雷斯长大，在圣·巴瑟洛缪教堂接受洗礼和坚信礼，在荷兰佬的后代格雷那里上学，在中央公园踢足球、打棒球，在伊斯特赛德公寓的健身房的体操架上学习引体向上。一次在瓦尔多夫跳大型柯蒂里昂斯舞[柯蒂里昂斯舞：一种类似四对舞伴方块舞的交直舞。]时遇到我的妻子(克丽斯蒂娜·路易丝)。我曾在海军中服役四年，现在有四个孩子，住在一个叫做绿阴山的市郊[原文为法语]。我们有一所漂亮的房子和一个花园，还有一个在屋外烤肉的地方。夏夜，我与孩子们一起坐在那儿。当克丽斯蒂娜弯腰给牛排加盐时，我朝她的衣襟里看，或者只是凝视着天空的光芒。这时，我总是感到兴备，就像在那些艰辛或危险的处境中一样感到兴奋。我想，这就是生活中痛苦与欢乐的意味吧。
战争刚过去，我就到一家聚闪锌制造厂工作。看样子我要以此为一生的事业了。公司实行家长式统治。这就是说，老板一会儿叫你干这件事，过一会儿又让你干别的。什么事他都插手，不论是泽西的工厂，还是纳施威尔的工厂。他的气派就好像在猫打个吨儿的功夫里他就一手筹建了整个公司。我尽量识相地不去触犯他。在他面前，我循规蹈矩，就好像是他亲手用泥巴捏出了我，并把生命之火吹人我的身体。他是那种需要有人替他出面的专制君主，这个任务就由吉尔·巴克纳姆来担当。他是老板的左右手、门面以及和事佬。他能在一切事上涂上一层人情味，而这点正是老板所缺乏的。但吉尔开始不来办公室了，最初是一两天，然后是两个星期，后来就更长了。当他回来时，尽管人人看得出他曾酩酊大醉，他却总是说胃不舒服或者眼疼什么的。大量喝酒本是他要给公司尽的义务之一，所以这也没什么奇怪。老板忍耐了一年，一天早上，终于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他叫我上巴克纳姆的公寓去解雇他。
这就跟让一个办公室杂役去解雇董事长一样悖谬和卑劣。巴克纳姆是我的上司，而且是比我年长许多的长辈。他有时还请我喝一杯，一点也不拿架子。可是老板做事总是这样，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我给巴克纳姆的公寓打了电话，巴克纳姆太太说我可以在那天下午去看他。我独自吃了午饭，在办公室里呆到三点左右，然后从我们在市中心的办公室走到巴克纳姆在东七十街的公寓去。这时正是初秋时节，“世界棒球锦标赛“正在进行。一场暴风雨就要来到这座城市的上空。我到达巴克纳姆家时，我能听见炮声似的轰轰雷鸣，闻到空气中下雨前的气味。巴克纳姆太太请我进屋。匆匆涂抹的厚厚脂粉掩蓋着一年来的所有艰辛在她的脸上刻下的痕迹，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疲意不堪的眼睛。她穿着一件老式的花园舞会服装。上面印着大朵大朵的花。（我知道他们有三个孩子上大学，有一条纵帆船，雇着一个人管船，还有许多其他开销。）吉尔躺在床上，巴克纳姆太太把我带进卧室。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一切都笼罩在柔和的，仿佛黎明时分的那种微曦中，使人感到此时正应当在睡梦中，而不应告诉人坏消息。
吉尔显得又愉快，又可爱，又谦虚。他说看到我他非常高兴：他上次去百慕大时，给我的孩子买了许多礼物，但是忘记寄给我了。“亲爱的，你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好吗？”他问道，“你还记得搁在哪儿吗？”于是她拿了五六大包看样子很值钱的东西走了回来。她把包裹打开放在我膝盖上。
我一想起我的孩子们总是很高兴，我喜欢送礼物给他们。我被这些礼物迷住了。这当然是个计谋——我猜是她出的主意，这准是她在过去一年中想出来的保住他们地位的许多计谋中的一个。（我看得出来，包装不是新的。我回家后在礼物中间还发现几件吉尔的女儿们没带到大学去的旧开司米和一顶有一圈明显的汗渍的苏格兰帽子。不过这只能加深了我对巴克纳姆一家所处困境的同情。)我们谈“世界棒球锦标赛”和办公室里的一些琐事。当风雨来时，我帮助巴克纳姆太太关上了公寓的窗子，然后我离开他们家，很快就乘火车在暴风雨中回家。五天之后，吉尔，巴克纳姆永远戒酒了，回到办公室，依旧坐在老板的右边。于是，老板首先找我算账。看来，如果我本来的命运是得做一个俄国芭蕾舞演员，或者得去制造巧夺天工的珠宝手饰，或者得专门给柜子抽屉上画踢哒舞演员，在蛤壳上画风景画，或者得去住在普洛温斯顿那种偏远的地方，就是这样，我也决不会碰上比我在聚闪锌工厂所遇到的男男女女更古怪的人了。我决定自找出路。
我母亲教我，只要手头宽裕就不要谈钱，而我却在手头描据时也总是不愿意谈钱，所以我不能为后来六个月内接踵而来的事情画一幅非常详尽的图画。我租了一块办公的地方，这是一个仅有一张办公桌和一个电话机的隔间。我开始向外发信，寄出的信很少有人答复，电话干脆可以拆了。我需要钱，可是借贷无门。我母亲恨克丽斯蒂娜，不过我想不管怎么说，她自己也没多少钱，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在给我买一件大衣或者一块奶酪三明治时，没有一次不告诉我，这是破格的。我交游甚广，但是当我真要依靠朋友过活时，我就不能让一位朋友请我喝上一杯，然后向他借五百块一一何况我需要更多的钱。最槽的是，我还没有把事实真相稍稍向我妻子描述一下。
一天晚上，当我们正在换装打扮，准备到街坊沃伯顿家吃饭去时，我心里就在想着这些。克丽斯蒂娜坐在梳妆台前戴耳环。她是个漂亮的中年女人，她对金钱的必要性的无知，可说登峰造极。她的脖子很秀美，衣服下面高耸的胸部十分耀眼。看到她在欣赏镜子中自己身影时那种端庄健康的喜悦，我再也不忍告诉她我们已经破产了。她使我的生活变得十分甜蜜，端详着她，好像使我身上某种清澈的精力之泉变新鲜了，从而使得这房间，墙上的图画和窗外的明月都变得富有生气，令人愉快。事实真相会使她哭起来，毁了她脸上的化妆。沃伯顿家的晚餐，对她说来也就给毁了。晚上，她会到客房去睡觉。她的美丽与她对我的理智的影响所包含的真理，似乎和我们在银行已经透支的事实所包含的真理一样多。
沃伯顿夫妇很富有，但落落寡合：他们可能对此毫不在乎。伯顿太太是个开始上年纪的内向的女人。沃伯顿先生是你在学生时代准会讨厌的那种人。他皮肤不好，噪音刺耳，而且还有一种固执的习性一一挥霍。沃伯顿一家总是在花钱，这也是人们和他们谈话的水恒话题。他们前厅的地板是从里兹来的黑白两色大理石，他们正在为在海洋岛的畜棚加修避寒设备，他们要乘飞机去达佛斯呆十天，要买一对马，还要添盖一座侧楼。那天晚上我们迟到了，梅泽夫妇和切斯尼夫妇早已在那儿了，可是卡尔，沃伯顿还没回来，希拉很着急。“卡尔到车站先得走过一个可怕的贫民窟，”她说，“他身上带着好几千块钱，我真担心他被抢劫…”"卡尔回来了，向男女宾客讲了一段猥亵的故事，然后我们入席吃饭。这样的宴会，参加者都得洗过澡，换上最体面的衣服，而且某个老厨子从天亮开始就剥蘑菇或者挖蟹肉。我想好好度过这个晚上。这是我的愿望，可是那天晚上我的愿望不能使我忘忧。我觉得我好像是在儿童时代参加一个讨厌的生日晚会，母亲在带我来以前对我又吓唬又许愿。晚会十一点半结束，我们回家去。我呆在外面的花园里吸完一支沃伯顿家的雪茄。这是星期四晚上，到下星期二以前我的支票还不会被银行拒付，可是我得赶紧想办法。我上楼去，克丽斯蒂娜已经睡着了。我自己也睡着了，但是凌晨三点左右醒了过来。
我梦见用彩色聚闪锌薄膜包面包。我梦见一家全国性杂志上的整页广告：“给你的面包箱添点新色彩！"这页杂志上画满宝石色彩的面包——绿松石色的面包，红宝石色的面包，还有绿宝石色的面包。在睡梦中，这景象对我来说挺美妙，使我高兴起来，可是当发现自己是在黑暗的卧室里躺着时，我又感到心灰意懒，十分伤感，生活中的种种牵挂都涌上心头。我想起独自住在克利夫兰旅馆里的老母亲。我看见她穿好衣服到旅馆楼下的餐厅吃饭。如同我想像中那样，她的样子很可怜，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然而，当她转过头来，我看到她的牙床上还有几颗门牙。
过去，她供我读完大学，送我到赏心悦目的风景胜地度假，激励我的抱负，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她坚决反对我的婚事，从此我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我多次请她与我们同住，但她总是拒绝，总是怀着恶感。我给她寄去鲜花和礼品，每周给她写信，可是我献的这些股勤看来使她更加深信我的婚事对她对我都是灾难。接着。我又想到她的围裙带子，因为在我小时候，她好像是一个围裙带长得能从大西洋拖到太平洋的女人，那围裙带绕成环状，好像
横贯苍穹的喷气机的尾迹。现在想起她，我已经没有反抗和烦恼的情绪，有的只是伤感，因为我们的努力所得到的只是少得可怜的纯洁感情。我们甚至不能坐在一起喝上一杯茶，而心中没有恶感翻腾。我期望纠正这种现象，在更淳朴，更有人情味的基础上重建与母亲的全部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我当年的教育费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病态的感情中变得如此之高。我想用一种阿卡狄亚[阿卡狄亚；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地区.比响有田园牧歌式淳朴生活的地方。]式的感情把这一切重新做起，使我们两人都改变做法，这样每当凌晨三点我想起她来就不会感到内疚，而她的晚年也不会孤独寂寞，无人照顾。
我向克丽斯蒂娜靠拢一点，感觉到她的体温，这使我突然对一切有一种温柔和愉快的感觉，但是她在睡梦中从我身边移开。我咳了一声，最后大声咳嗽起来，我抑制不住咳嗽，起身离床，到黑越越的洗澡间去喝一杯水。我伫立在洗澡间的窗前，俯视下面的花园。外面有点风，风向似乎不定，听声音好像晓风一一空中回荡着阵雨的飒飒声，吹到脸上，感觉很舒服。马桶后面还有一些香烟，我抽了一支以便重新人睡。但当我吸进一口以后，烟使我的肺疼起来，我突然确信我就要死于支气管癌了。
我曾陷入过各种各样愚蠢的优郁之中一我曾对我从未去过的一些国家思念不已，曾渴望成为我不可能成为的人，但这一切感情与对死的预感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我把香烟扔人马桶里(哧的一声)，挺起身子，但是胸口的疼痛却更剧烈了。我深信癌症引起的腐烂已经开始。我知道我的一些朋友友将怀着好感思念我，克丽斯蒂娜和孩子们心中将保持对我充满柔情的回忆，但是接着我又想到了钱，想到沃伯顿家和票据交换所就要拒付了的支票，看来对我说来钱还是胜过爱。我曾思慕过一些女人一一几乎到了炉火中烧的地步，可是看来我对任何人的思慕从未到过我那天夜里思慕钱的地步。我到我们卧室的衣橱前穿上一双旧的蓝色运动鞋，一条裤子和一件深色的套衫。然后我下楼出了家门。月落星稀，但树木和围墙的上空却是一片朦胧的亮光，我绕过特伦霍姆家的花园，脚踏无声的胶底鞋穿过草地，走上通向沃伯顿家房子的草坪。我从敞开的窗子里听了听屋里的动静，只听见时钟滴答滴答地响，我走向门前的台阶，打开纱门，走过从里兹弄来的地板。在窗外透人房中的胧夜色下，屋子好像一个包住自己的贝壳或鹦鹉螺。
我听见一只狗牌的叮当声，接着，希拉那只老长耳狗穿过门厅一路小跑过来。我在它耳朵后面播了搔，于是它又回到它的睡处，呜响一声，然后睡着了。我像了解我自己家一样了解沃伯顿家的布局。楼梯上铺着地毯，但我仍先用一只脚在楼梯面上踩了踩，看看是否吱吱作响。然后我开始上楼。卧室的门都开着，我从卡尔和希拉的卧室里听到睡眠时的深深呼吸声。我在参加大型鸡尾酒会时，常把外衣放在这间房子里。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来定定方位。在夜色中我可以看见床，搭在椅背上的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我快步走进房间，从那件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然后开始退回门厅。希拉醒了，我想大概是我心里慌乱，使得行动很笨拙。我听见她说：
“你听见声音了吗，亲爱的？”
“是风。”他咕哝道。
然后他们又静了下来。我在门厅里很安全一一除了我自己，一切对我都是安全的。在那里我的精神好像正在崩溃。唾液干了，心脏中的润滑剂也枯竭了，支撑我双腿使其直立的那种什么液体正在流失。只是靠了扶着墙我才能向前走。我扶着栏杆下了楼梯，趔趔趄趄地离开了这幢房子。
回到自己漆黑的厨房里，我喝了两三杯水。我在厨房的水龙头前站了半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才想起看看卡尔的钱包。我走进地下室，关上门后打开灯。钱包里有九百块带零。我关上灯又回到黑魃魃的厨房。啊！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会这么痛苦，也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内心可以打开这么多的库房，把里面装满了自我谴责！我青年时代钓鲑鱼的溪水在哪里？其他种种天真无邪的欢乐在哪里？喧嚣的河水发出湿皮子似的气味，暴雨后的树林显得十分清爽；或者在开学那天，夏日的和风带来荷尔斯顿斯青草似的气味——你会觉得飘飘然，那时所有的小溪里都游满了我们的水下珍宝一一鲑鱼(也许这仅仅是我在这漆黑的厨房里的想像)。我在痛哭。
我说过，绿阴山是个郊区。它很容易受到城市计划人员、冒险家和抒情诗人的责难，可是你如果在城市里工作并且要抚养孩子的话，我觉得就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我的邻居们很富，这是千真万确的，而富有在这里意味着闲暇。他们很会消磨时间：他们周游世界，欣赏优美的音乐；在飞机场得到挑选平装书的机会时，就挑选泰西狄底斯的作品，有时也会挑选阿奎奈斯的作品。人们敦促他们修筑防空掩体，他们却种树栽玫瑰。他们的花园都富丽堂皇。第二天早晨，即使我从洗澡间的窗户里得到的是一座名城的恶臭熏天的废墟，我的震惊的程度也不会超过回忆昨晚我的所做所为。但是，我的道德根基丧失殆尽，却改变不了太阳的一
丝光芒。我悄悄地穿上衣服——因为，有哪一个夜里干了见不得人的事的人愿意听到他家里人的欢乐的声音呢？然后乘早班火车走了。我这身华达呢的衣服本是用来表示整洁和正派的，可是我自己却是一个脚步声被人误当风声的可怜虫。我读起报来，报上说在布朗克斯，三万元待发工资被抢；在怀特普兰斯，一位主妇从晚会归来，发现皮大衣和珠宝不翼而飞；在布鲁克兰，价值六万元的药品被人从仓库盗走。看到我所干的事情如此常见，我心里觉
得轻松一点，不过就是那么一点儿，很快就过去了。然后，我又面对我，一个普通的贼和骗子这个事实。我做的事情是多么该受遭责，因为它违反了人们已知的一切宗教的教规。我偷了东西，更有甚者，我罪恶地潜人一个朋友的家，破坏了把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所有的不成文法。我的良心的自我谴责是那么强烈，就像一只猛禽的喙在狠狠地啄我的心一一我的左眼开始跳了起来。我似乎又到了精神总崩溃的边缘。火车进城以后，我进了银行，离开银行时，
我差一点被一辆出租汽车撞了。我担心的倒不是我的骨头，而是生怕人家在我的口袋里发现卡尔，沃伯顿的钱包。当我觉得没人在看我时，我在裤子上擦了擦钱包(擦掉手印)，然后把它扔进垃圾箱。
我想咖啡也许能使我好过些，于是走进一家餐馆，和一个陌生人一起在一张桌边坐下。弄胜了的花边纸碗垫和剩下半杯水的杯子都还没有收走，那个陌生人面前放着上一个顾客留下的三角五分钱小费。我开始看菜谱，但我从眼角里管见那个陌生人把这三角五分钱装到自己口袋里去了。多么卑鄙的家伙！我起身离开了餐馆。
我到了我的隔间，挂好帽子和外衣，在桌旁坐下。我卷起袖子，叹了一口气，抬起头茫然向前看着，仿佛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决定的一天就要开始了。我没有开灯，过了一会儿，我旁边的办公室来人了。我听见我的邻居清了清喉咙，咳嗽了几声，划根火柴，然后坐下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墙壁很薄一一部分是磨砂玻璃，一部分是胶合板，这种办公室隔音很差，很不清静。我好像在沃伯顿家那样偷偷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一直等到窗外街上的一辆汽车的声响远去才划了火柴。偷听使我感到很兴奋。我的邻居企图通过电话出售铀的股票。他的步骤是这样的：开始很客气，然后发火："怎么，X先生？你难道不想赚钱吗？”接着又非常有礼貌地说：“很抱歉，我打扰了你，X先生。我还以为您有六十五块钱来投资呢。”他打了十二个电话，没有一个人要他的货。我一声不响，像一只老鼠。后来他又给艾德尔瓦尔德的问询处打电话，查问从欧洲来的飞机的情况。伦敦的准时，罗马和巴黎的晚点。
“不，他还没来，”我听见他在电话里向一个人这样说，“那里还黑着灯呢。”我的心跳得很快。后来我的电话也响了起来。我数到十二下，电话才停。
“我确实知道，我确实知道，”隔壁那人说，“我能听见他的电话铃声，他没接电话。他不过是个正在找工作的孤独的兔崽子。接着说，接着说。我跟你说，我没时间到那里去。接着说……七、八、三、五、七、七……"他挂上电话以后，我到门口去，开了一下门又关上了门，打开电灯，把衣架弄得嘎嘎作响。我我用口哨吹了支曲子，然后沉重地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我接着拨了我第一个想起来的电话号码。听到我的声音，他叫了起来：
“黑奇[黑奇：黑克的爱称。]，我正在到处找你！你准是卷起铺盖偷偷溜了。”
“是的，我说。”
“偷偷溜了，”家又重复了一遍，“真是偷偷溜了，可是我要跟你谈的是一件你一定感兴趣的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件事用不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这是偷窃。他们乳臭未干，笨得很。他们有的是钱。干这事就像是偷窃。”
“好吧。”我说。
“那么，我们十二点半在卡丁餐厅吃午饭，那时我再告诉你细节，好吗？”豪问道。
“好吧，”我声音沙哑地说，“多谢，伯特。”
“我们星期天到小屋去了，”我挂电话时听到隔壁办公室里的人说，“露西被毒蜘蛛咬了。医生给她打了一种什么针，她会好的。“他拨了另外一个电话号码后说：“我们星期天到小屋去了，露西被毒蜘蛛咬了，…”一个人的老婆被蜘蛛咬了，他抽空儿给三四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件事，这是很可能的。但同样可能的是，“蜘妹”这个词是对某种非法交易表示警告或同意的暗号。变成小偷以后，我好像把周围的人也都当成小偷和骗子了，这使我很害怕。我的左眼又跳起来了。由于我的一半意识忍不住另一半意识的猛烈责备，我在脑子里拼命搜索想另外再找出一个把罪过归答于他的人来。我时常在报纸上看到离婚有时导致犯罪。我五岁时父母离婚了。这是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线索，它很快使我想起更能说明问题的事情。
我父亲离婚后到法国去居住，我有十年没看到他。后来他给我母亲写信请求来看看我。我母亲为这次团聚给我做了思想准备，她告诉我这个老头如何酗酒、残忍和放荡。那是一个夏天，我们正住在楠塔基特。我独自乘轮船，然后乘火车去纽约。那天晚上我很早就在普拉扎见到我父亲，可是这时他已喝过酒，对他来说，这可不算早了。我用一个少年人嗅觉灵敏的鼻子闻到了他呼吸中的杜松子酒气味。我注意到他一次又一次地撞到桌子上。我后来意识到，这次团聚一定使他这个六十岁的人很紧张。我们吃了晚饭，去看《皮卡蒂的玫瑰》。合唱刚一开始，我父亲就说我可以得到我喜欢的任何一个女演员，一切都已安排好了。我甚至能得到拔尖的女舞蹈演员。如果我当时认为他横渡大西洋是专门为我办这件事，事情就会迥然不同了，可是我当时觉得他这次回来是为了伤害我母亲，我很害怕。表演是在看起来被许多角撑架支起来的那种老式剧院中举行的。暗金色的角撑架支撑着屋顶、包厢，甚至看来支撑着坐有四百人的二楼看台。我花了许多时间看那些布满尘垢的角撑架。要是房顶在我头上坍塌下来，我多半能幸免于难。演出结束后，我们回到旅馆，在见那些姑娘之前洗一洗。老头四肢伸开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开始打鼾。我拿了他钱包里的五十块钱，在中央车站过了一夜，然后乘早班火车去伍滋豪尔。这样看来，包括我在沃伯顿家楼上门厅里经受的激烈的感情冲动在内的全部事情都可以得到解释了。那时，我是在重演普拉扎的那一幕。我那天偷东西并不能归答于我，我潜人沃伯顿家也不能归答于我，而应该归咎于我父亲！然后，我想起我父亲已在十五年前埋葬在枫丹白露，而今不过是一堆尘土。
我走进厕所，洗了洗脸和手，用很多水梳平了头发。到出去吃午饭的时间了，我想到我要去吃的这顿饭而忧心仲仲，同时，我很纳闷自己不知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大为惊讶地意识到原来是由于伯特，豪随随便便地用了“偷”这个字。我希望他不要再老说这个字。
在厕所里，就在这些想法掠过我的脑海的时候，我眼睛的抽搐扩大到整个面颊，“抽搐”这个动词仿佛是嵌入英语中的饱蘸毒汁的鱼钩。我曾与人通奸，可是“通奸”这个词对我毫无影响；我曾酌酒，然而“酗酒”这个词也没什么非常的力量。只有“偷盗”和与之相连的一切名词、动词及形容词有控制我整个神经系统的力量，就好像我已经不自觉地衍出新教义：偷盗是十戒之首，是道德死亡的象征。
我到街上时，天色昏暗，到处都开了灯。我端详我遇到的每一个人的脸，希望能在这充满欺诈的世界上找到能给我以鼓舞的诚实迹象。在三马路，我看见一个年轻人拿着一个白铁杯，闭着眼睛装瞎子。这人眉字间的皱纹和眼角上的鱼尾纹说明他能看见酒吧间柜台上的酒，这就揭穿了他很像一个盲人的上半个脸造成的假象。第四十一街还有一个盲人乞丐，意识到我不可能一一鉴别城里乞丐的合法性，我没去再观察他的眼窝。
卡丁餐厅是第四十街上专为男人设立的饭馆。门厅里的喧器只能使我感到孤独和不自在。衣帽间的女侍懒懒地瞟了我一眼，我猜她准是注意到我的眼睛在跳动。
伯特正在柜台旁边。要了酒以后我们就开始谈正事儿。“商量这种事，我们本来应该在一个解静的小胡同相会，“他说，“不过，这无非是一个傻子和他的钱以及其他事情。这家有三个孩子，伯德特是其中之一。他们有足足一百万块钱可以挥霍。早晚会有人去偷他们的钱，我何乐而不为呢？”我用手按住左颊，压住脸上的抽搐。当我试着把杯子举到嘴边时，我把杜松子酒喷了一身。“他们三个都刚刚离开大学，”伯特说，“这三个人钱多得要命，你就是把他们偷光了他们也不会心疼。那么，如果你要参加这次盗窃的话，你要干的只是…”
厕所在餐厅的另一头，我跑到那里，放了一盆冷水，把头和脸漫到水里，伯特跟我进了盥洗室，我用纸毛巾擦脸时，他说：
“你知道，黑奇，我本来不想说的，不过既然你已经病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样子糟糕透项。我是说我一看见你，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一一不管是大事小事还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反正多想无益，也许你该采取点措施，你没见怪吧？”我说我病了。我在厕所里呆到伯特走开。然后我去拿帽子，衣帽间的女侍者懒懒地瞟了我一眼。我在衣帽间边上的一把椅子上看到下午的报纸，报上有条消息说布鲁克林的银行抢劫
犯抢走了一万八千元。
我在街上踯躅，想像自己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掏钱包的和抢手提包的人。圣·巴特里克教堂的所有圆拱和尖顶都只能使我想起济贫捐款箱。我乘普通列车回家，眺望着窗外静造的风景和春天的暮色。在我看来，这个世界被我这样的人截了许多大窟窿，而渔夫、单身游泳者、铁路与公路交叉处的看守人、沙地上的玩球者、公开寻欢作乐而毫不害羞的情侣、小游艇的主人以及在消防站玩皮纳克尔牌戏的老人，则是修补这些窟窿的人。
克丽斯蒂娜是这样的女人：当她母校的校友会秘书请她描述她的状况时，她就会因为想到自己活动和兴趣的花样之多而头晕目眩起来。那么，在某一天里，(她不时要东拉一下，西扯一句的)她必须做的有哪些事呢？开车送我上火车站，修理雪橇，预订网球场，为北威斯特柴斯特美餐会的每月聚餐买酒和食品、查拉罗斯辞典[著名的法语辞典]，出席一个女选民协会的关于下水道问题讨论会，参加为博布西·内尔的姑妈举行的正式午餐会，给花园锄草，为打零活的女仆熨工作服，用打字机打两页半她写的关于亨利·詹姆斯早期小说的论文，倒垃圾，帮助比萨准备孩子们的晚饭，帮罗尼练习打球，用发夹卷好自己的头发，找厨子，到火车站接人，洗操，梳妆打扮，七点半用法语迎接客人，十一点半说晚安，然后在我怀里躺到十
二点。我想起来了！你可以说她跨踏满志，但是我想她不过是在繁荣而年轻的国家里的一个怡然自得的女人。然而，这天晚上，她在车站接我时，我却很难提起精神来应付这种朝气。
我真倒霉，尽管身体不适，还要在星期日早晨的圣餐上收献仪。我用很不自然的笑容回答我的朋友们的虔诚的目光。然后我跪在一扇尖顶窗边，窗上镶的彩色玻璃看上去就像是用苦艾酒瓶和勃良第酒的瓶底拼成的。我晚在一块人造革膝垫上。这个膝垫是某个行会或其下属的铺子送来代替破旧的黄褐色的垫子的。那种垫子的接缝都已经裂开，里面的垫草露了出来，使得整个地方都飘散着旧马槽的气味。垫草和花朵的气味，长明灯的光亮，被教区长的呼吸吹得闪烁不定的她光，和这座取暖设备很差的建筑物中的潮气，就好像厨房里或保育室里的声响和气味一样，对我来说都是十分熟悉的，也都同样是我儿童时代生活的一部分。可是这天早上，这些灯光和气味变得如此强烈，竟使我头晕目眩起来。我听见我右边的踏脚板下面有一只老鼠在咬东西，声音好像钻头在钻硬橡木。
“圣主，圣主，圣主，"我大声说，希望吓走那老鼠，“万神之主，天地间充溢着你的荣耀”我们为数不多的会众咕味着：“阿门。“声音好像脚步声。那老鼠还在踏脚板下嚓嚓地地啃着。后来一一也许因为我只注意老鼠咬东西的声音，也许因为湿气和垫草的气味有催眠作用——当我从祈祷时放手的架子上抬头看时，我发现教区长正从圣杯中饮圣酒，我知道我已错过了圣餐。
在家里，我从星期日报纸上找其他盗窃消息。这种消息可真不少：银行被抢，旅馆保险箱中的珠宝被洗劫一空，女仆和管家被绑在厨房的椅子上，毛皮和工业钻石成批被窃，熟食店、烟铺、当铺被人破门而人，有人从克利夫兰艺术学院偷走一幅油画。下午四五点钟，我开始把除地上的落叶。有什么比在春天的飘满缕缕云丝的灰白的苍穹下清理秋天留下的发黑垃圾更令人悔恨交集呢？
我正在耙落叶时，我的儿子们走过我身边。
“托布勒家正在打垒球，“罗尼说，“大家都在那里。”
“你怎么不去玩？"我问。
“人家请你，你才能去玩。”罗尼回过头来说，说完他们就走了。我发现我可以听见没请我们去打全球的人们的喝彩声。托布勒家在街区的另一头。随着夜幕降临，兴致勃勃的呼喊声越发清晰；我甚至听见冷饮杯中的冰块的碰击声和女人们发出的娇弱的喝彩声。
我奇怪我为什么没被邀请到托布勒家去打垒球，我奇怪为什么我们被排斥在这简朴的娱乐，这轻松的聚会，这渐弱的欢声笑语和这砰然关闭的大门之外。当我得不到这些时，它们就仿佛在黑暗中熠熠放光。为什么兼收并蓄的社会一一实际上是一心向上爬的社会一一不让我这么好样的汉子去打垒球呢？这是什么世道！凭什么把我孤零零地撤下，让我在落日的余辉中和我的落叶为伴一就像我现在这样，感到那么凄凉，那么寂寞，以致心里直发寒，凭什么呢？要说我厌恶什么人的话，那就是那些意志薄弱的感伤主义者一一所有那些忧郁的人，出于对别人的过分同情，失去了他们自身的激情，失去了自我，自己像雾一样飘过人生，却怜悯每一个人。
时代广场上摆着几支可怜的铅笔的无腿乞丐，地铁中自言自语的涂指抹粉的老太婆，公共厕所中的赤身裸体者以及倒在地铁楼梯上的醉汉，都不仅仅是激起他们的侧隐之心。只消一瞥，就足以使他们深感自己也变成了同样不幸的人。被社会抛弃的人们好像践踏着他们尚未觉醒的灵魂，在微曦中把他们置于类似监狱暴动场面的那种状态中。由于对自己感到失望，他们总想替我们其他人感到失望。他们想用涕泪涟涟的失望来建造一切城市、世间万物、天空和国家。夜间躺在床上，他们会满怀柔情地想起失去按注比例分彩彩票的大贏家，想起一个巨著被人误认为垃圾而付之一炬的大小说家，想起赛缪尔·蒂尔登由于选举团的诡计而失去总统职位。我一向不屑于与这种人为伍，现在发现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备感痛苦。我看见星光下有一支光秀禿的山茱萸，我想，一切是那么可悲呀。
星期三是我的生日，下午三四点钟我在办公室里想起这件事。想到克丽斯蒂娜可能正在准备出人意料的晚会，我在一秒钟之内就从坐着变成站着，连气都嘴不上来了。后来我断定她不会这么办，但仅是孩子们可能会为了我的生日而做的准备，就会使我感情上受不了。对这件事，我可不知如何是好。
我早早地离开了办公室，在上火车前喝了两杯饮料。克丽斯蒂娜在车站迎接我的时候显得很高兴，我也只好按住焦虑，强装笑脸。孩子们已经换上整洁的衣服。他们如此热烈地祝我生日快乐，我简直觉得十分难堪。桌上放着一摊小礼品，主要是孩子们做的礼物一一扣子做的袖口钮和纪念册等等。考虑到我的处境，我想我还是显得十分高兴的。我拉开按扣，戴上傻气的帽子，吹灭蛋糕上的蜡烛，然后向大家致了谢意。但是看来还有其他礼物一一给我的大礼物。饭后，克丽斯蒂娜和孩子们到院子里去，把我留在房间里，然后朱尼进来，把我领出屋子绕到房后，他们都在那里。
一个挂着卡片和丝带的铝制伸缩梯靠在墙上。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我说：
“这他妈的是什么意思？”
“爸，我们想您需要它。”朱尼说。
“我要只梯子干什么？你们当我是——在二楼干活的工人吗？”
“天窗，”朱尼说，“纱窗…”
我转身问克丽斯蒂娜：
“我一直在说梦话吗？”
“没有，“克丽斯蒂娜说，“你没有说梦话。”
朱尼开始哭了起来。
“您可以从雨水槽里把树叶弄出来。”罗尼说。
两个孩子都耷拉着脸看着我。
“嗯，你得承认这是个不正常的礼物。”我对克丽斯蒂娜说。
“上帝呀！”克丽斯蒂娜说，“走吧，孩子们，走吧。”
她把孩子们从平台门领进屋里。
直到天黑后，我还在花园中玻来踱去。楼上开着灯。朱尼还在哭，克丽斯蒂娜给他唱歌，后来她不唱了。我等到我们卧室的灯灭了一会儿以后オ上楼去。克丽斯蒂娜身穿睡衣坐在梳妆台前，眼中泪水盈盈。
“你应该设法理解。”我说。
“我办不到。孩子们存了好几个月钱才给你买了这么个倒霉的新鲜玩艺儿。”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事情。”我说。
“你就是下过地狱，我也不会原谅你。”她说，“你经历的事没有任何一件可以证实你的行为是正当的。孩子们把梯子放在汽车房里藏了一个星期。他们是这样地可爱，”
“我一直不舒服，”我说。
“别跟我说你不舒服。”她说，“每天早上我盼你快点走，晚上我怕你回来。”
“我也坏不到这个地步。“我说。
“坏透了。“她说，“你对孩子们粗暴，跟我闹别扭，对朋友当面无礼，背后刻毒。真卑鄙。”
“那么你要我走吗？"”
“啊，主啊，我要你走吗？你要是走了，我还能喘口气。”
“孩子们怎么办？"
“问我的律师去。”
“那我走了。”
我穿过门厅到我们放包裹的壁橱去。我把手提箱拿出来一看，孩子们的小狗已经把箱子边的皮带扣全给咬松了。我正想再找一个手提箱，结果一下子整垛东西都向我头上倒下来，砸在我脸上。我提起箱子回到卧室，长长的皮带拖在身后。
“看哪，"我说，“看看这个。克丽斯蒂娜。狗把皮带扣从我的箱子上咬下来了。”
她连头也不抬。
“十年来，每年我为这个家花上两万块钱，“我大声暖道，“可是到该我走的时候，我连一只像样的手提箱也没有！你们人人都有手提箱，连小猫都有个漂亮的旅行袋。”
我猛地拉开我放村衣的抽展，那里只有一件村衣。
“我甚至没有够过一个礼拜的干净衬衣！”我喊道。
然后，我收拾起东西，把帽子往头上一扣，大步走了出去。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把汽车也带走。于是，我走进汽车房去找汽车。我看见一块写有“出售”字样的招牌。很早很早以前，在我们买这幢房子时这块招牌曾挂在房上。我拂去牌上的积土，找了一枚钉子和一块石头，绕到房子前面把"出售”的牌子打在一棵枫树上。然后，我走到车站去，车站大约有一英里远。箱子上那条长长的皮条拖在我身后，我站住想把皮条扯下来，可是怎么也弄不下来。到了车站，我发现要到明早四点才有火车，我决定等车。我坐在箱子上等了五分钟，然后站起身来，又向我家的方向走去。在半路上，我看见克丽斯蒂娜沿街走过来，身穿卫生衫和裙子，脚上一双旅行鞋一一这些都是能以最快速度穿上的东西，不过这些都是夏季服装，然后我们一起回家上床睡觉。
星期六，我玩高尔夫球。尽管打完球已很晚了，我还想在俱乐部的游泳池游完了泳再回家。游泳池里除汤姆·梅特兰空无一人。他皮肤黝黑，外貌清秀，非常高有，但十分安静。他的性格看起来十分孤解。他的老婆是绿阴山最胖的女人，他的孩子们也不大讨人喜欢。我觉得他是这么一种人：他的晚会、友谊、爱情和事业业全都像一个复杂的高层建筑一一火柴棍搭成的塔一一耸立在他早年的忧郁之上。一口气就可以将这一切吹倒在地。我游完泳，天都快黑了，俱乐部里亮起了灯光，在走廊里就可以听见开晚餐的声音。梅特兰坐在池边，用脚踢打着有死海的氯气味的淡蓝色池水。
我一边擦干身体，一边从他身边走过。我问他是不是要下水。
“我不会游泳。”他说。
他微微一笑，眼光从我身上移开，望着在黑黢黢的景色中游泳池里的光滑平静的水面。
“我老家一直有一个游泳池，”他说，“可是我那时从来也没空游泳，我总是在练小提琴。”
这就是他一一四十五岁，至少是个百万富翁，可是他连在水里浮起来都不会，我想他平时一定很少像刚才那样说话诚恳。在穿衣服的时候，我不由自主打定了主意：我的下一个牺性品将是梅特兰。
几夜之后，我在凌晨三点醒了过来。我生活中的牵挂之事又一一浮现心头一在克利夫兰的母亲，还有聚闪锌。我到浴室点上一支烟，然后记起来我正死于支气管癌，身后将抛下身无分文的孤儿寡妇。我穿上蓝色旅行鞋和其他行头，朝孩子们开着门的卧室扫了一眼后就走出家门。那天是个阴天。我走过几个后花园来到街角，穿过街道，折到梅特兰家的汽车道上。我踏着砂砾小径旁边的草坪向前走。他家的门开着，我迈步进门。我像上次在沃伯顿家一样又兴奋又害怕。在朦胧的亮光下，我觉得自己是虚无飘渺的一一是个幽灵。我直奔楼梯，朝着我所知道的他们的卧室所在的地方走去。我听见深沉的呼吸声，看见椅子上有一件上衣和几条裤子。我伸手从上衣口袋里。钱包，但口袋里没有钱包。那根本不是什么正式上装，而是一件小青年穿的浅色级短褂。从他的裤子里找钱包是没有意义的，他修剪梅特兰的草坪賺不了那么多钱。我匆匆离开那里。
那天夜里我再也没睡着，只是坐在黑夜中想汤姆·梅特兰、格丽斯·梅特兰、沃伯顿以及克丽斯蒂娜，想我自己命途多舛的一生。我还想到，绿阴山在茫茫夜色中和在光天化日下是多么不同呀！
可是第二天夜里我依旧外出一一这次是去皮特家。他们不只家境殷富，而且惯于在喝得烂醉之后打架。他们喝酒之多，使我料定他们在熄灯之后听不见雷鸣。如同往常一样，凌晨三点稍过，我就出发了。
我一路上心酸地想起我的出世一一想我是怎么在市中心的旅馆里，一个六道菜的酒会之后被一对萍水相逢的男女制造出来的。我母亲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如果她在那次著名的晚宴之前没有喝那么多“古风”牌酒的话，我还会在某个星球上没有降生生下来呢。后来，我想起了我老子，在大广场的那个夜晚，皮卡蒂戏院里农妇们带着伤痕的大腿，所有那些支撑剧院的暗金色角撑和我的坎坷的命运。我在朝皮特家走去，树丛中和花园里响起一片猛烈的骚动声，好像一股风吹过一个火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声响，直到雨水滴到我的手上和脸上。这时我开始哈哈笑了起来。
我希望我能够说是一只善良的狮子，或者是一个天真的孩子，或者是从远处教堂传来的飘渺的音乐的旋律使我改邪归正的，但是这些都不是，而仅仅是落在我头上的雨水一一雨水的气味还飘进我的鼻孔一一使我认识到自己可以摆脱枫丹白露的枯骨和盗窃行为的影响。如果我愿意采取一些办法，我是能够摆脱困境的，我还没有落到不能自拔的境地。我之所以生活在世界上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只要我拥有生命赋予我的礼物就够了，至于我是怎样获得这些礼物与我毫不相干，而现在我就拥有生命赋子我的礼物——湿漉漉的草根和我身上长的毛发之间的纽带，我在那些夏夜里就已经懂得了的对死亡的恐惧，钟爱孩子以及向克丽斯蒂娜的衣服的前襟里面看。此刻，我正站在皮特的房子前面。我抬头看看这黑黢黢的房子，然后转身走开。我回到床上，进入了香甜的梦乡。我梦见我驾舟航行在地中海上，看见一些磨损的大理石台阶伸到海水中，而海水本身是蓝色的，含有盐分的，污油的。我爬上桅杆，升起船帆，用手把住舵柄。当我驾船离去时，我奇怪我为什么仿佛只有十七岁。但是，一个人不能拥有一切。
把我从死亡中召唤回来的是爱和友谊的表示和光辉，而不是像某个人写的那样是玉米饼的香味。吉尔·巴克纳姆第二天打电话来说，老板命在垂危，问我是否愿意回去工作。我去看巴克纳姆，他解释说是老板跟我过不去，当然啰，我很愿意回去搞聚闪锌那老行当。
那天下午，我在八马路上走着的时候，我所不明白的事情是：一个看来如此暗无天日的世界怎么会在几分钟之内变得如此甜蜜可爱。人行道也好像在闪闪放光。坐上火车回家去，我向画在布朗克斯的广告牌上的做腰带广告的样子可笑的姑娘们微笑致意。第二天早上我拿到了一笔预支工资。采取了防止留下手印的措施之后，我在一个信封中放人九百块钱。在邻居们的灯光都熄灭了以后，我径直向沃伯顿家走去。天刚下过雨，不过此刻已经放晴，繁星开始在天空闪烁。没必要过于谨慎，我绕到他们家房子的后面，看见厨房门开着，就把信封放在他们黑洞洞的房间里。我刚一离开他们的房子，一辆警车驶到我的身旁。一个我认识的巡警用曲柄摇下车窗，问道：
“黑克先生，夜里这个钟点，你在外面干什么呀？”
“我在遛狗。”我笑嘻嘻地说。
周围看不见一只狗，但他们根本没看。
“过来，托比！过来，托比！过来，托比！好狗！”我喊道。
然后我走开了，在夜色中愉快地吹着口哨。
(赵启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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