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S·梅侬曾经于1943到1947年被当局派驻中国。回国后，他也在系列讲座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中国的过去与现状》一书。 该书与上述著作的明显区别在于它开始侧重介绍中国现代历史文化。书中既有关于孔子、郑板桥等古代中国文化的介绍，也有关于毛泽东等现代思想家的介绍。这拓宽了印度一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范围。该书出版四年后，作者又出版了《中国的黎明》一书，该书六部分即“掌权的国民党”、“印度到中国的陆上之旅”、“联合国的诞生”、“胜利与悲剧”、“国民党的溃败”与“中国、日本与朝鲜”。 该书内容非常庞杂，但其中有的章节如“泰戈尔与林语堂”、“中国文学中的爱”、“与孙中山夫人的谈话”和“中国对印巴分治的反应”等具有一定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1962年中印战争前后，印度学术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及现状的书，如S·钱德拉色卡拉等合著的《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十年：当今中国的生活思想扫描》（1960，孟买永恒出版社）、S·钱德拉色卡拉的《今日的共产党中国》（1961，孟买亚洲出版社）等，这些书对中国的观察和论述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其中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也存在诸多问题。更有甚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印度在这一时期及以后出版了大量火药味极浓的政治书籍（包括内部读物），如S·辛哈的《中国的侵略》（1961）、尼赫鲁的《我们接受中国挑战》（1962）、K·M·曼西等主编《中国侵略及其含意》（1963）、K·纳果卡拉的《在中国突袭面前醒来》（1965）、J·P·达尔维的《喜马拉雅酿成大错：1962年中印战争的启幕人》（1969）、M·拉姆的《中印冲突的政治》（1973）、T·S·穆尔提的《和平之路：中印边界争端研究》（1983）和D·K·巴纳吉的《中印边界问题论战》（1985）、S·乔普拉的《中印关系》（1985）等。这些政治气候下的出版物中的某些内容对于印度学界的中国文化研究起到了负面的抵消作用。
翻译中国古代经典也是独立后印度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巴克齐翻译了道宣的《释迦方志》。 L·拉希里翻译了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S·P·查太吉则从法文翻译法国汉学家M·S·列维的《王玄策在印度的使命》（Les Missions de Wang-Hiuen-Ts’e dans l’Inde）。
时间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印关系逐步改善，印度学界的中国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传播译介开始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印文化关系此前是印度学者所青睐的研究对象，这一时期其在印度学界中的研究比重开始下降。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开始分散，最明显的变化是集中于某个重要学术点或某一时期进行专题研究，这反映了印度学界中国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印度海外学者A·L·巴沙姆主编的《印度文化史》中，收录了一篇文章《印度对中国的影响》。 德里大学教授K·P·古普塔博士专门对康有为与印度宗教改革家辩喜进行比较研究，填补了印度学界在这方面的空白点。尼赫鲁大学的N·N·达斯教授则对中国“白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及以后时期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深入研究。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中文系主任嘉玛希则在自己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了《农民社会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书。 还有学者专门研究毛泽东时期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之关系。 当然，这一时期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仍有少数人如谭中先生在坚持进行。尼赫鲁大学中文系B·R·迪帕克先生的《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印关系》便是一例。 只是他未坚持这个研究方向而在近期改变了研究旨趣，笔者于2005年3月在尼赫鲁大学访问他时，见到了他出版的新著《印度与中国（1904—2004）：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冲突》。 通过对该书目录的检阅，可以发现他已把目光对准中印外交政治史领域。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仙逝的印度比较文学理论奠基人之一S·K·达斯（Sisir Kumar Das）先生曾以《有争议的客人：泰戈尔1924年访华》一文，对中印现代文化交流史的一个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该文章被谭中先生主编的文集《跨越喜马拉雅的鸿沟：印度寻求理解中国》（1998）所收录。
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历史和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行列中，目前已取得印度和美国双重国籍的谭中先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由于具有中英文的双重优势，谭中在其研究的领域中独领风骚。早在1978年即谭云山先生逝世五年前，谭中就出版了《中国与美好的新世界：鸦片战争起源研究（1840-1842）》。 该书正文230页，从所开列参考书目来看，其引用的中文史料非常丰富，辅以必要的英文研究资料，足以显示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八年以后，他又推出一部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与帝国主义关系的长达640页的宏篇巨制。 此二书对当代印度的中国史研究必将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谭中先生将注意力转向中印文化关系研究领域，他在1994年主编了一期具有特殊意义的《印度视界》。这期刊物邀请了当代中印两国著名专家学者撰稿，还刊登了泰戈尔、尼赫鲁、季羡林、袁水拍等人的文章或诗歌。该期杂志设“泰戈尔与中国”、“尼赫鲁与中国”、“谭云山与中国”、“亚洲巨人们的未来”和“理解对方”等十多个专栏，充分展示了谭中的一个设想，即通过文化对话达到中印心灵交流的目的。 四年后，谭中先生又主编了一本篇幅更为庞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作品，即《跨越喜马拉雅的鸿沟：印度寻求理解中国》。 该书将视野延伸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全部由印度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撰稿，也刊登了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的文章或回忆录。它对中印两国人民了解印度的中国观提供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一种视角。该书全方位地汇集了近年来印度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集体成果。它显示印度学界在中印试图理解对方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学界同行的前头。其中很多篇目不乏很高的学术质量，但也有部分学者采取英文资料而非中文资料研究，客观上体现了印度汉学研究的现状。2006年，七十七岁高龄的谭中先生与耿引曾教授合作出版了中文版的《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再次体现了谭云山先生倡导一种“中印文化”的思路和中印跨文明对话的精神。谭中先生说：“这也许是我一生最后一部著作，有了它，自感没有枉活一辈子。” 谭中先生还对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印度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等方向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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