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之神所悲泣着的歌者消失了……
——重读普希金
育邦
一、 “祖国”和“普希金”不可分割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以其丰富炫目的才智和令人欣喜的沉思冥想而独树一帜，这在美国文学中差不多是空前的”（ 约翰·厄普代克语），就是这样一位令人目眩的现代主义大师，这位高傲的移民，他文学大厦的根基却深深地扎在他本民族的文化之上，甚至是伟大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之中。在纳博科夫的精神世界里，最为耀眼的明珠便是普希金。有人评论说，纳博科夫从20岁时离开俄罗斯，终其一生都是普希金文化精神的忠实守望者。
在纳博科夫眼里，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文学正如同莎士比亚之于英语文学。他无不煽情地说：“俄国人都知道，'祖国’与'普希金’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割的，做一个俄国人就意味着热爱普希金。”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甚至说他对于俄语和普希金的迷恋是不可救药的。在创作中，他的作品中援引普希金之处更是俯拾皆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玛申卡》是根据自己的流亡经历写成的“一部真实反映侨民生活的作品”,小说中处处闪耀着普希金的影子。
1937年，巴黎举行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一代现代主义小说宗师詹姆斯·乔伊斯也莅临现场，在这次会议上，纳博科夫发表了《普希金，真实的和看似可信的》的主旨演讲，他慨叹绝大多数人对普希金知之甚少，警告人们不要企图撰写有关普希金的传记，以免把伟大诗人的一生变成“艺术的七拼八凑”，把诗人变成“瘆人的玩偶”。
1944年，纳博科夫开始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教授俄国文学的时候，因找不到一本完全直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译本而十分沮丧，因为在他看来，这本书是“俄语小说的第一部奠基之作”。他把他自己的摘录卡片作为课上用的资料，并邀请埃德蒙·威尔逊一起翻译全本小说。当然威尔逊给予纳博科夫很多宝贵的支持和帮助，但是1964年出版的纳博科夫独译本《叶甫根尼·奥涅金》实际上结束了两人之间的友谊，并引发了一场20世纪最著名的文学界口水仗。可以说，由于普希金，由于《叶甫根尼·奥涅金》，纳博科夫与威尔逊开始并终结了一段伟大的友谊。
仅就《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文化、文学、语言、翻译等问题，纳博科夫就与威尔逊相互写了无数的信件。1950年，威尔逊表示厌烦了，他对纳博科夫说：“我对这些话题感到厌倦了。我想我们应该来点新东西。”当他得知纳博科夫已经决定把他的古根海姆奖奖金——得奖的部分原因在于有威尔逊的鼎力推荐——全部用在《叶甫根尼·奥涅金》这个项目上时，他绝望地抱怨：“我希望你当时拿给他们看的是别的项目。我觉得你花这么多时间在《叶甫根尼·奥涅金》上真是可惜，你现在应该写你自己的书。”但纳博科夫却不为所动。他把生命中的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翻译和注释上，如果从1944年那次动议时算起，到1969年出版最终改定译本，时间跨度长达25年。纳博科夫一向反对附庸风雅的意译，主张直译，普希金对于翻译也抱此态度。纳博科夫靠注释来阐释，因此该诗译成后竟达四大卷2000余页，译文仅占208页，其他均为注释。这个译本在1964年出版。1965年7月15日，威尔逊在《纽约书评》发表了一篇颇为刻薄甚至是带有深深偏见的评论，他在题为《普希金与纳博科夫的怪事》的文章里写道，这本译作“生产出一种单调而笨拙的语言，无论与普希金还是与纳博科夫的惯常笔法都毫无共同点可言。我们了解纳博科夫耍弄英语的精湛技艺，还有他发明口头语时的可爱和机智之处。”威尔逊对于纳博科夫和普希金的双重否定，让纳博科夫痛心不已。他必须反驳，1965年8月，《纽约书评》刊印了纳博科夫的首次回应，声称“威尔逊的说教意图因为这些谬误的存在而失败了（还有更多错误，随后一一列出）。失败的原因还在于他文章中的怪腔怪调。这篇文章混合了自以为是的泰然自若和只知道抱怨的无知，完全无助于理智讨论普希金的语言和我的语言。”随后，他们又展开一系列的笔战。在此之后，纳博科夫对于《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翻译更加精益求精，不断增删，到了1966年底，新译本基本完成。1969年秋，他面对这部译作，感慨地说道：“现在我已经完全结束那魔鬼的工作了。我觉得我为普希金所做的事情，起码和他对我做的一样多了。”
纳博科夫在评注《叶甫根尼·奥涅金》时，讲了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他认为其中有三个主人公，一个是奥涅金，一个是达吉雅娜，还有一个是风格化了的普希金。他甚至认为这个风格化了的普希金，要比奥涅金、达吉雅娜更加真实，更能称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一点无疑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在重读普希金时细细体察。
今天，我们对现代主义大师趋之若鹜，但是对于普希金这样的经典作家往往显得漫不经心。当我们知晓固执己见高傲苛刻的纳博科夫对于他的前辈持这样一种态度时，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态度了。当我们接受新事物之时，是不是也根植了某种偏见？普希金从未过时，《叶甫根尼·奥涅金》《黑桃皇后》这样的作品无论以何种目光打量都有永恒的阅读价值，文本流淌着澎湃鲜活的现代性。
二、“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俄罗斯”
对于普希金，我们不甚陌生，但也并不熟稔。
我相信，普希金是那些走进历史的经典作家，甚至可怕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并成为我们习惯表达的一部分，而我们却熟视无睹。他的作品就其时代而言所呈现的特征是“自我创造、自我生息并自具伟力”。在俄罗斯，从普希金始，文学创作才成为一项职业。对于这一点，高尔基有极其清晰的认识：“在普希金之前，文学是上流社会的消遣；文学家际遇最好的不过是做个御前大臣……普希金第一个感觉到文学是最为重要的民族事业，感到文学……比为宫廷服务还要高尚。”
我臆测，普希金对于俄罗斯人具有不容置疑的经典性。他创建了只属于俄罗斯的文学语言，确立了俄罗斯语言规范。屠格涅夫说：“毫无疑问，他创立了我们的诗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学语言。”语言和文学同时在他身上得以完成，这是一个奇迹，屠格涅夫慨叹：“普希金一个人必须完成两项在其他国家要用整整一个世纪或更多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即创立语言和文学。”
果戈理是普希金的同时代作家，也是普希金的好友，他说：“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马上就会突然想起这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他像一部辞书一样，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华美、力量和柔韧性。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粹，美得如此纯净，就像在凸出的镜面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
从纳博科夫对于普希金的无条件崇敬的态度来看，对母语是俄语的人而言，普希金是俄罗斯的语言之根、文化之根、精神之根。我遗憾地感到，如果不是一个俄罗斯人，你永远也无法明白普希金的重要性。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普希金享有很高的地位。普希金的文学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多余的人”、“金钱骑士”、“小人物”、农民运动领袖等典型人物形象，可以说，普希金笔下的人物都是具有“俄罗斯式的灵魂”。如果要深入认识俄罗斯这个民族，不读普希金是不可想象的。别林斯基在他的《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一文中指出：“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赫尔岑则说，在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残酷的时代”，“只有普希金的响亮辽阔的歌声在奴役和苦难的山谷里鸣响着：这个歌声继承了过去的时代，用勇敢的声音充实了今天的日子，并且把它的声音送向那遥远的未来”。冈察洛夫称“普希金是俄罗斯艺术之父和始祖，正像罗蒙诺索夫是俄罗斯科学之父一样”。普列汉诺夫、卢纳察尔斯基、高尔基等人对普希金的重要性均有所论述。高尔基无不诗意地指出：“普希金的创作是一条诗歌与散文的辽阔的光辉夺目的洪流。此外，他又是一个将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奠基人；这种结合赋予俄罗斯文学以特有的色调和特有的面貌。”
我同意沃尔特·佩特把浪漫主义重新定义为“使美感增加陌生性”的说法，我早年就读过普希金的《致大海》，现在每每读来，依旧是心潮澎湃，并不断产生对世界不一样的感觉，显然，这符合“美感增加陌生性”的神秘审美机制。哈德罗·布鲁姆认同佩特的定义，但他认为不仅仅限于浪漫主义，而是适用于所有经典作品。我亦以为然。
下面，我把自己带进一个人所共知的窠臼——试图简述诗人短暂的生涯。这将有助于我们重读普希金的作品。
1799年6月6日，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诞生在莫斯科郊外的戈步里诺庄园，这是一个颇有历史的贵族之家。农奴出身的奶妈阿琳娜·罗季昂诺夫娜陪伴诗人度过童年，她颇具民间智慧，给普希金讲述了大量俄罗斯的民间谚语、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显然这些素材成为诗人日常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源泉。当时，法兰西文化风靡俄罗斯，诗人的父母均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们还请来两位法籍教师教授普希金法文和绘画。1811年，普希金进入当时的贵族学校——皇村学校就读，在此期间，他的诗歌才华渐露峥嵘。在1814年的一次考试中，他写下的诗歌《皇村回忆》在当场即获得诗坛名宿杰尔查文的激赏。其后，他先后参加了具有进步色彩的文学社团“阿尔扎马斯社”与“绿灯社”，它们反对当时盛行的保守刻板的语言文字，提倡俄罗斯语言，这对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17年，普希金毕业，进入外交协会工作。他写了许多短小精悍的讽刺诗，嘲讽了当权派， 比如战争部长和教育部长。这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当权者迫使诗人离开彼得堡，普希金开始了一段在南俄的生活。他与当时的十二月党人颇有联系，思想上受他们的影响。同时，南方的壮丽美景也打动了诗人，他写信给友人说：那里有“雄伟的连绵不断的群山，它们那终年结冰的山峰在晴朗的早晨，从远处看上去像朵朵的彩云，五彩缤纷，一动不动……”这一时期，普希金创作了四部著名的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赫切萨拉伊的泪泉》《茨冈》。1823年，诗人开始创作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叶甫根尼·奥涅金》。
由于诗人的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内容多为反对专制与歌颂自由。1824年，沙皇当局不再满足于仅仅对诗人实施流放，断然实施了新的打击计划，以诗人“冒犯上帝”的名义把他送到他父母的领地——普斯科夫省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软禁起来，并要求当地的官员、警察和他的父母对他进行看管。在此幽禁期间，十二月党人在彼得堡发生了起义，对此，普希金清醒地认识到：“我认为这样毫无理性地反对公认的秩序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在他回到彼得堡后，沙皇问普希金如果他当时在会采取什么行动时，他则果断地回答说：“如果我在，我也会参加的！” 诗歌《囚徒》就是献给十二月党人的赞歌，在诗中，他称十二月党人是兄弟。在这个相当封闭的时期，普希金又写下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作品，譬如《囚徒》《致大海》《致凯恩》《假如生欺骗了你》等脍炙人口的抒情诗，以及叙事诗《努林伯爵》，现实主义戏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前六章。
1830年秋，因莫斯科发生霍乱等原因，诗人被迫滞留在波尔金诺村。波尔金诺寂静的秋天带给诗人巨大的收获。在短短的三个月中，他创作了系列短篇小说《别尔金小说集》（其中包括最为重要的短篇小说《驿站长》），四个诗体悲剧（被诗人称为“小悲剧”，分别是《悭吝骑士》《莫扎特与沙莱里》《石雕客人》《鼠疫流行时期的宴会》），近30首抒情诗，完成了《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对于诗人而言，这一时期的写作真正是“速度与激情”的瞬时爆发，也被称为“波尔金诺之秋”。
1831年2月18日，诗人与被誉为“彼得堡的天鹅”的美女娜塔丽娅·冈察诺娃在莫斯科正式步入婚姻殿堂。在经历短暂而平静的幸福生活之后，冈察诺娃成为风靡一时的交际花，在宫廷大受欢迎，也引来了一大批追慕者，这其中甚至包括沙皇尼古拉一世。普希金也不得不频繁地出现在各种舞会上，果戈理给他的一个朋友写信，无不揶揄地说：“所有的舞会上都能看到普希金的身影。如果不是某一偶然原因或必须处理的事务要他回到乡下的话，他会在这些舞会上耗尽生命。”但是这些都是表象，在莫斯科和波尔金诺村，诗人还是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尉的女儿》、长篇叙事诗《普加乔夫史》、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长诗《青铜骑士》等重要作品。
1834年，诗人的短篇小说《黑桃皇后》出版。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小说，它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短篇小说之一。以赌博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但真正能够抓住人心，带给人巨大感触与震撼，成为无可置疑的经典的只有《黑桃皇后》一部。它被无数次改编为电影、歌剧、芭蕾舞剧，柴科夫斯基创作的歌剧版《黑桃皇后》更是成为俄罗斯音乐艺术的殿堂级作品。关于《黑桃皇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惊呼道：“在普希金面前，我们全都是一些侏儒，我们中间已经没有他那样的天才了，他的幻想多么有力、多么美！前不久，读了他的《黑桃皇后》，这才叫幻想呀……追踪格尔曼的一切行为、一切痛苦和一切希望，临了，陡然间让他一败涂地。” 诗人以其独特的洞察人世的目光，用他干净精炼、遒劲快捷的笔触，给我们展示一个赌徒——格尔曼和三张牌的故事，它神秘莫测，充满戏剧性。在小说领域，普希金拥有不可置信的精确性，并与仔细入微的观察与大胆丰富的想象紧密相联，构成完美无瑕的艺术品。我相信俄罗斯的小说大师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巴别尔、纳博科夫等人无不受到他绵长的恩惠而直指人心的启发。
冈察诺娃的行为还是给诗人带来了厄运。一名叫丹特斯（是位法国的保皇党人）的近卫军骑兵中尉开始狂热招摇地追求冈察诺娃。后来，俩人频频约会，普希金不断接到侮辱他的匿名信，信里嘲笑他是乌龟。为了男人的尊严，普希金决定要与丹特斯决斗。1837年，诗人倒在决斗的血泊中。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追求冈察诺娃，授意其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布置了一整套完整的阴谋，派丹特斯在决斗中杀死普希金。不管是何确切原因，伟大的诗人在他三十八岁时就匆匆辞别人世了，留下了灿烂的诗篇。
普希金倒下后，诗人莱蒙托夫愤然疾书《诗人之死》，强烈声讨刽子手的罪行：
你们，以下流卑贱著称的
先人们孳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儿孙，
你们用你们那奴隶的脚踵践踏了
幸运的角逐中败北的人们的迹踪！
你们，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
这些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
在诗人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836年，诗人写下了一首名为《纪念碑》的诗，诗中写道：“不，整个的我不会死亡——灵魂在圣洁的诗中/将逃离腐朽，超越我的骨灰而永存/我会得到光荣，即使在这月光的世界上，/到那时只流传一个诗人。”一语成谶，诗人预言了自己的死亡以及诗歌将给他带来的声誉，正如老杜言“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在这首诗中，诗人甚至明白无误地判断了自己的价值：“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俄罗斯……我将永远被人民所喜爱，/因为我的诗的竖琴唤起了那善良的感情，/因为我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并给那些倒下的人召唤过恩幸。”在《致大海》中，诗人写道：“为自由之神所悲泣着的歌者消失了，/他把自己的桂冠留在世上。”诗人一生憧憬自由，抨击暴政与专制，但他的一生基本上都生活在专制的阴影之下。他是一位“悲泣着”的歌者……他把他博大的灵魂，他的“闪光”，他的“阴影”，还有他“絮语的波浪”，都“带进森林，带到那寂静的荒漠之乡。”
诗人离世后，声名越来越大，对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当然也有反对普希金的思潮，诗人生前对此就很坦然，他曾言“毁誉都一样平心静气地去领受”。20世纪20、30年代，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中，有一份叫《数量》的侨俄杂志，在它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俄国编辑和作家。他们公开欢呼“文学的终极”，对普希金大肆攻击，宣称“他的诗歌样式已不足以表达现代世界的复杂性，不足以捕捉日益内省化的人类灵魂”，他们号召年轻诗人去拥抱莱蒙托夫和帕斯捷尔纳克。我丝毫不怀疑拥抱莱蒙托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正确性，但把这一选择作为排斥和攻击普希金的一个前提，未免有些幼稚和偏激了。这种情况，在我以及周边很多朋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在最早阅读诗歌的时候，都对普希金青眼相加；后来，热情地拥抱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后来的布罗茨基。但是，我们必须思考这位源头性的诗人到底对我们产生怎样的影响。也许“艺术的世界”相应地淡化了，而“文化的世界”则更为强势地显现出来；后辈诗人们也许由衷地认为，普希金所产生的“影响的焦虑”大大地得到缓释，与他的“竞争性”也相当地淡漠。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把普希金作为一位伟大的经典诗人来对待也许是客观的，可接受的，就像我们对待我们国家产生的伟大诗人屈原、陶渊明、王孟李杜一样，西方世界里的伟大诗人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这有助于我们从时间的长河里来考量诗人的独特性和源头性贡献。诗人聂鲁达清醒地觉察到这种精神的源头性：“普希金，你是用诗的语言歌唱自由的老大哥！对你的怀念是我们灵感、勇气、美丽和青春的源泉。”
别尔嘉耶夫谈到俄罗斯民族的矛盾性，这样说：“应当记住，俄罗斯人的天性是完全极端化的。一方面，是恭顺，是对权利的放弃；另一方面，是由怜悯之心激起的、追求正义的暴动。一方面，是同情，是怜悯；另一方面，是潜在的残忍。一方面，是对自由的爱；另一方面，是对奴役的接受。”（《俄罗斯思想》）这样的情况其实也适用于普希金。就普希金的一生来看，正恰如其分地给别尔嘉耶夫的话做了最好的脚注。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普希金满怀热情高歌自由，追求自由，反对专制，反对暴政，甚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正是“由怜悯之心激起的、追求正义的暴动”，他同情并支持十二月党人的武装起义；而到尼古拉一世时期，为了躲避政治上可能的灾难，他向往并渴望一种平静的生活，甚至给沙皇写过两三首忠君的诗（据别林斯基），当然这种行为也遭到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读者的白眼。我们并不需要神话一位诗人，因为他与我们一样，有着凡人的恐惧和向往，有着凡人可怜的平庸时刻。
三、来到“中国长城”脚下
20世纪初，普希金就以小说家的身份走进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诗人的面容越来越清晰。他的诗歌与其个人魅力日益彰显出持久而迷人的魅力。从1950年起，由于众所周知的中苏蜜月关系的影响，普希金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阅读选择。普希金的诗歌多具备反对专制、歌颂自由的主题内容，同时他又被描绘成具有坚定乐观的革命精神、一心为劳苦大众牺牲自己以及视死如归的大丈夫英雄气概，所以，普希金自然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偶像，映照了一代人的理想追求。即便在现在，我们还会遇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出口流利地背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凯恩》《致大海》等诗篇，有的人甚至可以用俄语全篇背诵。作为一名诗人，普希金也许是在中国获得最多读者的外国作家。即便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普希金依然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追捧，由此可见，文学的力量足以超然于短暂狭隘的政治纷争之上。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物质主义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作为传统意义上经典作家的普希金也不可避免遭遇无人问津的境地。但是，对于那些真正挚爱普希金的人来说，薄情时代与深度阅读的关系并不大，“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旋律永远会萦绕在他们的灵魂深处。
普希金没有到达过中国，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于中国的想象和表达。他不止一次地对中国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描述，我们今天仍能借助这些片段来了解诗人的“印象中国”。总体上来说，这些印象是友好的，模糊的，梦幻的。比如在皇村时，他接受教育的地方，那里曾是历代沙皇的离宫，经过彼得大帝、伊丽莎白女皇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建设，皇村已成为一座宫殿雄伟、风景绮丽的皇家园林。同时，还修建了一些中国式的亭台、水榭等，甚至还有一个由九座房屋组成的“中国村”。在《皇村回忆》中，普希金描绘了山川林泉、清风朗月、草场湖水等大量“中国花园”元素。在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中，他对“中国花园”式的美景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写和赞美。
对于中国人的印象，普希金总的印象是：彬彬有礼。18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人在欧洲的形象一落千丈，由赞美转向丑化。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谈到中国人的“贪利之心”，认为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莎士比亚在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第十二夜》中以“震旦人”（即中国人）来比喻狡猾不可信任之人。持批评态度的人把中国人视为动物、蚂蚁、群氓，他们思想僵化、狡猾贪婪、愚昧无知、说谎成性、肮脏丑陋……对面这些批评，今天看来，我们不免依旧脸红，依旧抱有羞愧之心。而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却更愿意说中国人是有涵养有文化的人，而对德国佬、美国佬嗤之以鼻。普希金在《叶甫根尼·奥涅金》第一章草稿中就有对孔夫子的热烈赞颂，也有资料显示，普希金对于孟子和《三字经》也非常熟悉。
1829年，普希金在一首无题诗中表达了想去“遥远的中国长城脚下”的美好愿望，随即在此两星期后（1830年1月初），他写信给当局，正式提出访问中国的申请。其实，这次申请也是他试图躲避灾祸的借口，由于在国内除去被流放就是被严密监视的不安现实，“中国长城”就成为他心目中避难所——可以躲避这些不堪苦难的平静港湾。当然，他的申请被严词拒绝了。
虽然普希金本人没能到达中国访问，但在他逝世100年之后，他却以另一种方式来到了中国。在上海的汾阳路、岳阳路和桃江路的街心三角地带，有一座普希金铜像。铜像最早建立于1937年2月10日，是旅居上海的俄国侨民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而集资建造的，普希金的塑像被置于竖条形的花岗石碑座顶端。日军占领上海后，普希金铜像于1944年11月被拆除。抗战胜利后，俄国侨民和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于1947年2月28日在原址重新建立了普希金铜像，该像由前苏联雕塑家马尼泽尔创作。1966年，普希金铜像在“文革”肆虐中再一次被毁。1987年8月，在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的时候，普希金铜像第三次在原址落成。
多年前，我去上海时，曾经看过普希金铜像。我想，如果今年冬天上海下雪的话，我将在黑夜里踏雪前往，去看看他，与他静静地呆一会儿。
插画：乌斯金诺夫.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
20世纪拥有普希金题材作品最多的苏联版画家
本文发表于《山西文学》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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