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铁梨花》创下电视剧圈内“高得不可思议”的收视率，成为北京卫视本年度的“单集收视王”，也让原著长篇小说《铁梨花》重新登上畅销书榜，而著名高产作家严歌苓和父亲萧马共同创作一部作品也成为媒体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乌鸟反哺，还是很美的”
记者：您当时怎么想到和您的父亲共同创作这部《铁梨花》？
严歌苓：关于《铁梨花》的起源，我想详细说一下，我父亲的太太，也就是我的继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演员叫俞平。我父亲一直有个愿望，想给她写一部戏，让她狠狠地再过一把戏瘾，所以就写了这样一个电影剧本。
在那时候写电影剧本发表很容易，但要拍成电影很难。这个剧本写出来30多年都没有被拍成电影，我觉得挺遗憾的，尤其是父亲晚年了，不能再写这种重头的作品了。我就把这个剧本拿出来，跟他商量，是不是改编成一个长篇小说，然后我爸爸就开始改。
正好当时我刚写完《第九个寡妇》，在中原的乡村里住过，也看了一个古墓博物馆，把中原古墓的那些墓葬形式基本上做了个了解。我就想到，爸爸写完的作品应该用中原的语言——河南话、洛阳话来写。所以我在语言上几乎是重写了一遍，另外加进一些女性的心理活动。等于说我爸爸写的是一个故事，我把它改写成了一部小说。
记者：在改写的过程中你们父女如何分工合作？
严歌苓：我们俩好像很少讨论，一般都是他写完了我再写，我写完以后给他看。有时他觉得我知识上面有露怯的地方，就直接改过来了。我父亲是个收藏家，对中国的古董、瓷器非常感兴趣，也爱看这方面的书，而我这方面的知识是非常非常浅的。
记者：您父亲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
严歌苓：他觉得还挺像的，就是那一带的故事，用这样的语言来写还挺土味儿的。
记者：您和父亲在《铁梨花》之前合作过吗？
严歌苓：记得当时我写了一个作品叫《无词的歌》，是写一个失群的志愿军小提琴手和一位朝鲜老太太的故事，很诗意，很短。我写出来之后就觉得特别适合拍成一部音乐电影，这是我第一次写电影剧本，我爸爸看了第一稿之后说“根本不行，我给你改改吧”。他改完之后我突然醒悟了，这就是电影，把景物、人物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成长了，我把这个剧本完成了之后，非常顺利地就通过了审查，并开始拍摄。当时还是我继母演了那个朝鲜的阿妈妮。
那是最开始我爸爸带着我飞的过程，现在他年纪大了，我希望就是，乌鸦很讨厌，但是乌鸟反哺还是很美的。
记者：父亲对您的写作影响很大？
严歌苓：我爸爸应该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我从开始学写作的时候，他就常常给我纠正一些他认为从美学上讲不够高级的东西，比如我写童话诗，他就说你得先学会写大实话或者大白话。后来我写的所有的作品都给他看，我觉得他特别能发现那些让我心虚的东西。比如我写的《人寰》在台湾得了百万文学大奖，他看了说确实写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你在走向理性，你的形象思维已经开始萎缩了。从那以后我一下子就做了180°的大转弯，我摒弃了那种写法，回到了白描。我很相信他。
■电视剧是对小说的有效宣传
严歌苓小说是近几年影视剧改编的大热门。从赵薇主演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到孙俪主演的《小姨多鹤》，再到《铁梨花》，再到将于明年1月份开机的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其作品的抢手程度几乎到了新书没有出版就已经卖出影视改编权的程度。有意思的是，很多熟悉严歌苓小说的观众会发现，她的作品在拍成电视剧时都做了较大改动，有时改的程度让人觉得电视剧只是沿用了小说的名字和人物。难怪严歌苓自己也在接受采访时调侃称，电视剧似乎已经和她的小说没有什么关系了。
记者：您怎么评价这部电视剧？
严歌苓：《铁梨花》这部作品，应该说整个的故事线索、脉络、人物关系是属于原著的。
电视剧的剧本不是我改编的，我也没看这部电视剧。它的电影版权也卖了，所以我希望电影版能够更忠于原著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从我爸爸的电影剧本发展出来的，所以说它的悬念、它的人物更适合拍一个电影。
记者：很多读者打抱不平说，电视剧与小说出入太大了。
严歌苓：当然有出入，因为编剧是别人，在签合同的时候，我已经把改编权交给了别人。为了剧情的需要自然会添加很多观众感兴趣的内容，同时也要规避一些审查时所要求的东西。对我来说，无论出入多大，我都不会在意。影视剧的形式、群体和小说都不一样，爱看小说的人自然会有自己的评价。而目前电视剧是中国受欢迎的大众娱乐方式，它也不失为一种对小说宣传的有效途径。 记者：很多作家自己把自己的小说改成影视剧本，您怎么看？
严歌苓：作家长期从事编剧工作对写小说有伤害。比如说做编剧，每个情节都要完成一个任务，这样才能把剧情向前推动一步；每个人讲话，话里必须暗含一个动作，这个动作还要把剧情飞快地往前推进。所有这些对写小说来说是有负面作用的，因为小说的叙事通常是缓慢的，富有张力的。因此经常看到一些原本小说写得很好的作家，一旦当久了编剧，就写不出好小说了。在好莱坞的编剧像流水线，我写出的剧本也很少。
记者：您怎么看待编剧维权的问题？
严歌苓：很多编剧都觉得不太公平，好莱坞很多编剧常常为了酬劳和尊严在罢工。我的状态还好吧，相比而言，中国对编剧的待遇不薄。我觉得编剧本来就是做文字工作的，本身就是幕后工作者，不应该有炫目的光环。在西方，决定一部电影卖不卖座，取决于导演和明星，而不是编剧，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生态链。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
严歌苓的小说刚柔并济，语言极度凝练、高度精密，不乏诙谐幽默的风格，其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和叙事的艺术性成为文学评论家及学者的研究课题。
记者：您的经历很特殊，早期是军旅生涯，现在又经常寄居海外，这种经历给您的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严歌苓：我十几岁就在部队当舞蹈演员，经常巡回演出。我的先生是名外交官，每两三年就要被派驻到另一个国家，所以我的生活也在不断的变迁中。这样的生活状态让我很早就有一种不属于小女孩的宽广胸襟。这种经历给了我对不同民族、种族、文化之间比较和学习的机会，我的立足点和视角不会固定狭隘。我父亲就认为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跟我去美国读书是从根本上是分不开的，他觉得西方的写作技巧和原文阅读，还有西方人整个的观念对我的冲击使我看问题的角度和境界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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