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当然亦可从另一番深意出发予以阐释，张枣正以此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场景来自喻他在德国的境况：“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另一地/他周身的鼓乐廓然壮息”（同上），不是吗？2006年4月，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刘晋锋采访时，就说过：“ 我在国内好像少年才俊出名，到了国外之后谁也不认识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烧红的铁，哧溜一下被放到凉水里，受到的刺激特别大。”在德国，鼓乐已遽然壮息了，但与此同时，他又迎难而上，假以诗中“刺客”的命运及任务来暗示或象征他自己身在异国的诗歌写作的凶险命运及任务：“那凶器藏到了地图的末端/我遽将热酒一口饮尽”（同上），其中那“地图的末端”，表面看去恰似张枣年轻时喜爱的诗人里尔克（Maria Rilke）《这村里》开头二句：“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荒凉得象世界的最后一家。”（梁宗岱译）但境界却完全不同了，张枣翻手便将这世界尽头的西洋式“荒凉”写得汉风熠熠，既惊险又惊艳。另，以上所引这些《刺客之歌》的诗句还让我想到他曾对我说过的不止一次的话：“我知道我将负有一个神秘的使命。”（此句出自张枣1988年7月27日给我的来信）那将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使命呀！诗人的决心下得既艰难又绝决，为此，他的眼前只能是矛和盾。
考虑到张枣研究者及热爱他的读者没有见过此诗的原文，他在中国唯一出版的一本薄薄的诗集《春秋来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3月）也未收入此作，在此，我特别从其手稿里寻来，亲录如下：
从神秘的午睡时分惊起
我看见的河岸一片素白
英俊的太子和其他谋士
脸朝向我，正屏息敛气
“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
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
河流映出被叮咛的舟楫
发凉的底下伏着更凉的石头
那太子走近前来
酒杯中荡漾着他的威仪
“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
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
血肉之躯要使今昔对比
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后果
那太子是我少年的朋友
他躬身问我是否同意
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
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
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另一地
他周身的鼓乐廓然壮息
那凶器藏到了地图的末端
我遽将热酒一口饮尽
“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
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
1984年秋，是张枣最光华夺目的时间，从《镜中》开始，他优雅轻盈的舞姿（也可说一种高贵的雌雄同体的气息）如后主（李煜）那华丽洋气的“一江春水”姿意舒卷，并一直持续到1986年初夏（之后，他远赴德国）。而这时他又写出了多少让我们流连的诗篇，仅举一首《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就足以令他的同行们胆寒，还不用说他后来所写的更为繁复幽微之诗，譬如《云》（1996）。在《云》中，他对他的儿子张灯，同时也是对他自己，说出了最富启示性的话语：“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从而探索并回答了什么是一位中国父亲那可泣的未竟之抱负，个中心曲与自省，令人再三涵咏。 话再说回来，单从他重庆时期所写下的诗篇，敏感的诗人同行就应一眼见出他那二处与众不同的亮点：一是太善于用字，作者似乎仅仅单靠字与字的配合（那配合可有着万般让人防不胜防的魔法呢）就能写来一首鹤立鸡群的诗歌，为此，我称作者为炼字大师，绝不为过；二是作者有一种独具的呼吸吐纳的法度，这法度既规矩又自由，与文字一道形成共振并催生出婉转别致的气韵，这气韵腾挪、变幻，起伏扬抑着层层流泻的音乐，这音乐高古洋气、永无雷同，我不禁要惊呼他是诗歌中的音乐大师。
在此，我要快递出一个结论：张枣这些诗最能对上T.S.Eliot的胃口，即他的名文（如今早已成了天下文人的“老三篇”）《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味口。我的意思是说：张枣的诗既是传统的，又是具有个人才能的，它完全符合T.S.Eliot那条检验好诗的唯一标准：“这个作品看起来好象符合（按：指符合传统），但它或许却是独创的，或它看起来似乎是独创的，但却可能是符合的（按：指符合传统）。我们极不可能发现它是一种情况，而不是另一种情况。” （T.S.Eliot：《传统与个人才能》）的确，一件所谓的新作品如仅仅是符合传统，“那就意味着新作品并不真正符合；新作品就算不上新，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品了。”（同上）因此，好作品的标准必是既传统的又独创的，二者须臾不离，难分难舍。那么，我们又如何去践行这一标准呢，这便直接去到卞之琳那句老话吧：“化欧化古”；或闻一多所说的，中国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而张枣正是“化欧化古”的个中圣手，同时亦是写意象的圣手，其手腕恐怕只有小说中的张爱玲或可略略上场来比比。
《镜中》、《何人斯》等诗，也迎合了他不久（1986年）写出的一个诗观，这诗观又与T.S.Eliot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完全匹配，即：“必须强调的是诗人应该加强或努力获得一种对过去的意识，而且应该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继续加强这种意识。”（同上）张枣这个诗观正是对此“过去意识”，即传统精神的孜孜呼应；同时，在他的艺术实践中，他也完全遵循这一“意识”：
历来就没有不属于某种传统的人，没有传统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他至少会因寂寞和百无聊赖而死去。的确，我们也见过没有传统的人，比如那些极端个人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不过他们最多只是热闹了一阵子，到后来却什么都没干。
而传统从来就不尽然是那些家喻户晓的东西，一个民族所遗忘了的，或者那些它至今为之缄默的，很可能是构成一个传统的最优秀的成份。不过，要知道，传统上经常会有一些“文化强人”，他们把本来好端端的传统领入歧途。比如密尔顿，就耽误了英语诗歌二百多年。
传统从来就不会流传到某人手中。如何进入传统，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总之，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
如是，他着迷于他那已经开始的现代汉诗的新传统试验，着迷于成为一个古老的馨香时代在当下活的体现者。1988年7月27日，他从德国特里尔来信告诉我：
中国文人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把写作与个人幸福连在一起，因此要么就去投机取巧，要么就碰得头破血流，这是十分原始的心理，谁相信人间有什么幸福可言，谁就是原始人。痛苦和不幸是我们的常调，幸福才是十分偶然的事情，什么时候把痛苦当成家常便饭，当成睡眠、起居一类东西，那么一个人就算有福了。
在此，他间接批评了中国文学中有些文人，由于功利目的太强，从而导致其作品的现实感过于贴近当下的俗事了。他在我的印象中基本没有任何世俗生活的痛苦，即便有，他也会立刻转换为一种张枣式的高远飘逸的诗性。他的痛苦的形上学：仅仅是因为传统风物不停地消失，使之难以挽留；因为“少年心事当拿云”（参见李贺：《致酒行》）的古典青春将不再回来，又使之难以招魂。他的这种纯粹天生诗意的感发对于我当时的心情（指我当时与之相比，却显得实了，远不如他纯粹）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三、云天
来自烈士墓的风尽是春风，他在这春风中成了60年代出生的人的楷模(至少在当时，在重庆)，那时，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师范大学有两个忘记了外部世界、交往十分密切的诗歌圈子，前者以张枣为首(其中包括傅维、杨伟、李伟、文林、付显舟)，后者以我为首(包括郑单衣、王凡、刘大成、王洪志、陈康平)。他在这两个圈子里欢快地游弋，最富青春活力，享受着被公认的天之娇子的身份，而且南来北往的诗人也开始云集在他的周遭。在当时的四川诗歌界，尤其是在各高校的文艺青年心中，张枣有着几乎绝对明星的地位。他非常英俊，1983年的英文研究生，22岁不到就写出了《镜中》、《何人斯》，而且谈吐似燕语呢喃，有一种令人啧啧称羡的吸引力，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性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了他的男生疯狂。他在重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耀目的三年（1983——1986），那三年至今让我想来都心跳加快，真是色飞骨惊的岁月呀。这岁月可用王维一首《少年行》来总括：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谈话节般虚幻的快乐。光阴——聚首——抒情——启迪。我们那时唯一拥有的就是时间。时间真是多得用不完，而且似乎越用越多，越用越慢。这正是适合于我们的诗歌时间，“时间是节奏的源泉。每一首诗都是重构的时间。”（Joseph Brodsky）的确，诗人的一生只能是沉醉于时间的一生。但很快，新的节奏插了进来。1984年秋冬之间，疯狂的公司或协会扫除了一切“虚度光阴的聚会”（借自诗人陈子弘所写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在这一年冬天，吴世平成立了一个协会——重庆青年文学艺术家协会。至今我还记得我和张枣去参加过的唯一一次会议的情景，那热气腾腾的场面好像又让我重新回到了1981年广州青年文学协会成立时的同一场面。大家似乎都急于做事，做什么事？“苏维埃刚刚成立，很忙……”我轻声对旁边的张枣开了一句玩笑。而张枣却被吴世平说话的声音所吸引。他在审美。25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他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枯坐》中，还意犹未竟地回忆了当年这一幕：
……我们还那么年轻，意气风发，80年代的理想的南风抚面。……二十多年了，甚至在孤悬海外的日子里，我会偶尔回想这个场景。不知为何，觉得它美。
——张枣：《枯坐》，《黄珂》，华夏出版社，2009，第200——202页
我对这个协会相当陌生，直到1985年3月初，才首次感到它的作用（其实是吴世平一个人的作用），北岛一行（包括马高明和彭燕郊）应吴世平的邀请来重庆，其目的是为了与重庆出版社商谈出版《国际诗坛》杂志一事。
一个春寒料峭的雨夜，彭逸林与傅维陪同北岛和马高明来到四川外语学院张枣昏暗零乱的宿舍。北岛的外貌在寒冷的天气和微弱的灯光下显出一种高贵的气度和隽永的冥想。这形象让张枣感到了紧张，他说话一反常态，双手在空中夸张地比划着，突然发出一阵古怪的笑声并词不达意地赞美起了北岛的一首诗（北岛随身带来的近作中的一首），应该是《在黎明的铜镜中》，看来张枣还是具有迅捷的眼力，这的确是北岛当时那批近作中一首最富奇境的优雅之诗。可在那匆忙的第一次见面中，这首诗其实是最不好谈论的，它需要在一个只属于这首诗的特别气氛中才能慢慢细致地谈起。接下来，张枣也开始行一个诗人通常的见面礼，拿出《镜中》给北岛看。“这诗写得不错。”北岛当即赞扬了这首诗。张枣受到了鼓励，逐渐恢复了平静。如下叙述省去，有兴趣的读者可直接读我《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相关部分。
时间在1985年的孟春，的确加快了它的步伐。在西南农业大学校园后面一个具有乡村风味的山坡上有一座孤零的农舍，二楼已作为周忠陵的打印室。周是一个特别的人，样子长得不像中国人而像东欧人，他从小患过小儿麻痹症，造成左腿残废，走路有点瘸，他当时是一个自学青年，私下拜青年美学家苏丁之父为师，一边靠打字为生，一边学习美学。此外，他狂热地喜欢诗歌，他从认识我之后，接交的朋友几乎全是诗人，如李亚伟，廖亦武等，多得无以计数。一天，我和张枣、周忠陵在这里闲谈、谈着谈着我们决定创办一份诗刊。说做就做，我拟出一个诗歌目录，张枣很快译出荣格的《论诗人》，欧阳江河寄来文章，周忠陵亲自打字。《日日新》度过了一个个美的疲劳，达到一本书的境界。在“编者的话”中，我写下这份杂志命名的经过：
一九三四年，艾兹拉、庞德把孔子的箴言“日日新”三个字印在领巾上，佩带胸前，以提高自己的诗艺。而且庞德在他的《诗章》中国断章部分还引用了中国古代这段史实：
Chen Prayed on the mountain and?
Wrote MAKE IT NEW?
Day by day make it new
——canto LIII
汤在位二十四年，是时大旱，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天亦触动，随即雨作。继而作诸器用之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为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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