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

本书是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又译：吴尔夫）的一部散文选集。在编选时，我把维吉尼亚·伍尔夫当做英国随笔散文（Essay）在20世纪的一位有独创性的代表作者，选出她的四十篇文章，并收入她的女权主义名作《自己的一间屋》的一种新译本。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维吉尼亚·伍尔夫在英国随笔散文发展中的地位，有必要对英国随笔散文的发展历史做一个简略的回顾。

近代西欧的随笔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诞生的，最早的代表作就是法国蒙田的《随笔》（1580～1595）。英国随笔的发展略晚于法国，事实上是以蒙田《随笔》的第一部英译本（1603）为其奠基石的。随笔散文传入英国后，最初的硕果是培根的五十八篇《随笔》（1597～1625）。到了18世纪，文人办期刊蔚然成风，随笔散文的写作形式得到广泛应用。作家用它立论、抒情、写人、叙事，还把自己的个性因素贯穿进去，出了不少好作品。最著名的是阿狄生和斯梯尔在《闲话报》和《旁观者报》上发表的文章，总的内容是向中产阶级进行启蒙，但题材多样，形式活泼，语言生动，在整个18世纪被奉为英国散文的楷模。约翰生博士曾说：“有志于学得那种亲切而不粗俗、优雅而不浮华的英语文体的人，都必须日日夜夜攻读阿狄生的著作。”到了19世纪，随笔散文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分支，产生了一批随笔大师，如兰姆、赫兹利特、利·亨特、德·昆西等，题材扩大到个人日常生活和思想情趣的种种方面，作者的个性特色毕露。这是英国随笔散文辉煌发展的高潮。19世纪之末，斯蒂文生再次振兴随笔创作，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者。

从20世纪初期，直到二三十年代，英国还有一大批随笔作者，出了不少散文集。他们是19世纪随笔传统的追随者，虽然在相当时间之内也吸引着读者，但成就毕竟赶不上19世纪诸大师。而在英国随笔散文眼见得就要衰落之时，维吉尼亚·伍尔夫却异军突起，在从事小说写作之余，写出以两卷《普通读者》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漫评，既继承了传统英国随笔娓娓而谈的优点，又以女性的细腻蕴籍，巧妙地揉合了英吉利民族所固有的含蓄、幽默的风趣，把散文写得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清新活泼、自成一家，从独创性上胜过本世纪初的那些随笔作者，不愧为20世纪有代表性的一位英国散文名家。

维吉尼亚·伍尔夫1882年生于伦敦的一个书香名门之家。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1832～1904）是英国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出身于剑桥的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学者和传记家。他在担任《康希尔杂志》主编期间曾慧眼支持过哈代、斯蒂文生、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创作；还主编过《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的前二十六卷，因此贡献被英国政府授予爵士称号；他本人曾写过18世纪的英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以及一批18世纪英国作家传记。他最初娶著名小说家萨克雷的小女儿哈丽特为妻，哈丽特死后，续娶朱莉亚·达克沃斯，生了维吉尼亚和她姐姐范尼萨以及两个兄弟。他们兄弟姊妹长到应该上学的年龄，父亲囿于当时英国上层家庭重男轻女的偏见，只把她两个兄弟送到公立学校读书，然后由其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把维吉尼亚姊妹二人留在家里由父母教读。这件事对维吉尼亚刺激很大，她把这些深藏心底，由此滋生出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不过，她的家庭经济上富裕，文化上优越，也给她提供了自学的好条件。她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关于拉丁文、法文、历史、数学等等的基本常识之后，就在她父亲的藏书宏富的书房里自由自在地广泛阅读。维吉尼亚后来曾回忆父亲就读书和写作对她所说的话：“要从自己的爱好出发去读自己所喜爱的书，千万不要假装赞赏自己所不喜爱的书———这是他关于阅读艺术的惟一教导。要用尽可能少的词句、尽可能清晰地、确切地写出自己的意思——这是他关于写作艺术的惟一教导。”应该说，这是很高明的意见。除了勤奋自学之外，由于她的父亲和当代许多作家、学者和社会名流都有来往，她从小耳濡目染，眼界自然不同一般。这一切为她一生的创作事业奠定了学养的基础。

维吉尼亚天分很高，从小就立志要当作家，二十二岁时开始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她说：“我的第一篇评论挣了一镑十先令六便士；我拿这笔收入买了一只波斯猫。后来我的野心就大了。我要买一辆摩托车。这么一来，我就成了小说家。”与此同时，个人和家庭中也变故迭起。维吉尼亚本人身体不好，且有神经病的底子。1895年，母亲去世，她的精神病第一次发作。1904年，父亲去世，她的精神病再次发作，且曾在痛苦中企图自杀。此后，她家迁居到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区。约从1906年起，她的兄弟在剑桥结识的朋友们不断到他们家来聚会，逐渐形成为一个文艺和学术中心，被称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这个集团包括有本世纪初直到二三十年代英国的一批文化界精英人士，如小说家E·M·福斯特、伊丽莎白·波温、奥尔德斯·赫胥黎，诗人T·s·艾略特，传记作家里顿·斯特里奇，经济学家J·M·凯恩斯，美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赖伊，画家格兰特和维吉尼亚的姐姐范尼萨，雕塑家托姆林，以及汉学家和唐诗译者A·韦利等等。他们聚会，自由讨论美学和哲学问题，但并不构成一种派别，只是共同信奉一条原则：“迄今为止，最宝贵的东西是人际交流的乐趣，以及对美好事物的享受，这些形成为社会进步的合理的根本目的。”维吉尼亚参加这些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

在“布卢姆斯伯里集团”中有一个剑桥毕业的青年学者伦纳德·伍尔夫。他是一位具有一定左翼思想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和政论著作。1912年，他和维吉尼亚结了婚。伦纳德并非显赫人物，用维吉尼亚的话说，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但他性格善良忠诚，对妻子非常体贴，看出她的文学天才，尽一切力量鼓励支持她的创作活动，为维吉尼亚的文学事业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婚后，她的精神病又大发作一次，且又企图自杀。在她病愈之后，伦纳德买了一架印刷机，为了让妻子调剂精神、稳定情绪，二人学习排字、印刷技术，尝试着印了两本小书，印出后销路尚好，还赚了一点儿钱。于是，伍尔夫夫妇于1917年开办起一个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press）。

在此以前，维吉尼亚已经出版过两部小说：《出航》（1915）和《黑夜与白昼》（1919）。现在，有了自己的出版社，此后她写的书便都由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不必求人，还出了一些新进作者的作品，如T·S·艾略特的诗，K·曼斯菲尔德和E·M·福斯特的小说，等等。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于小说——她是“意识流””文学的开创者之一，这方面的小说代表作有《雅各的房间》（1921）、《黛洛维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海浪》（1931）等书。在小说创作之余，她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收入《普通读者》（1925）和《普通读者二集》（1932）等书之中，此外，她的作品还有传记和女权问题论著（《自己的一间屋》，1929）。

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不断出版，声誉日隆，文学地位上升。这时，剑桥等大学提出给她荣誉讲座和学位，但她为了表示对于英国大学中歧视妇女的陋习的抵制，统统谢绝了。第二次大战爆发，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势力威胁到英伦三岛的安全。1940年，伍尔夫夫妇在伦敦的住宅被德国飞机炸毁。在这个时期，他们夫妇曾商量过，万一英国战败二人即相携授命，而不愿在法西斯统治下受辱。1941年，维吉尼亚在乡间的住所写完了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BetweentheActs”），便又一次陷入了精神病的痛苦之中。深恐一旦精神完全错乱，拖累丈夫，一天早晨她独自出走，将自己勤奋写作的一生结束在一条河流之中。她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最亲爱的：

我感到我一定又要发狂了。我觉得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那种可怕的时刻。而且这一次我也不会再痊愈。我开始听见种种幻声，我的心神无法集中。因此我就要采取那种看来算是最恰当的行动。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你在每一个方面都做到了任何人所能做到的一切。我相信，在这种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我无力再奋斗下去了。我知道我是在糟蹋你的生命；没有我，你才能工作。我知道，事情就是如此。你看，我连这张字条也写不好。我也不能看书。我要说的是：我生活中的全部幸福都归功于你。你对我一直十分耐心，你是难以置信地善良。这一点，我要说一—人人也都知道。假如还有任何人能挽救我，那也只有你了。现在，一切都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确信你的善良。我不能再继续糟蹋你的生命。

我相信，再没有哪两个人像我们在一起时这样幸福。维（据昆丁·贝尔所写的传记中原文译出）

维吉尼亚·伍尔夫于著作等身之际投水自沉，举世为之悼惜。在她死后，她忠实的老伴伦纳德一直勤勤恳恳整理出版她的遗著，除了小说，还将她未结集的短篇小说和评论散文作品分为五集出版，它们是：《螟虫之死》，《闹鬼的房子》，《瞬间》，《上尉临终的眠床》，《花岗石和彩虹》，《书和画像》。另外，还编辑出版了她的一部分书信和日记。现在，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日记五卷已在英国由他人编辑出版。她的最详细的传记则是由范尼萨的儿子昆丁·贝尔写的。

维吉尼亚·伍尔夫是“意识流”文学在英国的代表作者之一。“意识流”文学产生于本世纪初、盛行于20年代。19世纪的小说艺术从描绘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发展到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意识流”文学便应运而生。它的产生也与当时欧美的哲学与心理学发展有关。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曾对“意识流”一词做如此说明：“意识本身不像是斩碎的片断……不是拼接起来的。相反，它流动不已……我们尽可称它为思想之流、意识之流，或主观生活之流。”（《心理学原理》，1890年）①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维吉尼亚·伍尔夫对于人的意识活动曾有一段著名的描述：向深处看去，生活决不是“这个样子”。细察一个平常人的头脑在平常日子里一瞬间的状况吧。在那一瞬间，头脑接受着数不清的印象——有的琐细，有的离奇，有的飘逸，有的则像利刃刻下似的那样明晰。它们像是由成千上万颗微粒所构成的不断的骤雨，从四面八方袭来；落下时，它们便形成为礼拜一或者礼拜二那天的生活，着重点与往日不同，紧要的关键在此而不在彼。因此，如果作家是一个自由人而不是一个奴隶，如果他能够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以传统章法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那么，就不必非有什么情节、喜剧性、悲剧性、爱情事件以及符合公认格式的灾难性结局不可，而一只扣子也不必非要照邦德大街①上裁缝所习惯的方式钉在衣服上不可。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对称排列的马车灯；生活是一圈光轮，一只半透明的外壳，我们的意识自始至终被它包围着。对于这种多变的、陌生的、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无论它表现得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总要尽可能不夹杂任何外来异物，将它表现出来——这岂不正是一位小说家的任务吗？（《现代小说》，1919）为了表现出人物内心世界里的灵活多变的意识活动，作家就需要找到一种相应的描写手法。法国作家莫洛亚这样阐明维吉尼亚·伍尔夫在这方面的文学探索活动：她无疑想要发现一种新的技巧，好让小说家有可能非常真实地把内在的现实描绘出来；而且，她还要表明这种现实只能是一种内心的存在。成熟时期的维吉尼亚·伍尔夫既不像萨特那样判断，也不像劳伦斯那样说教。她所关心的只是为读者提供一种更清晰、更新颖的生活视域，以开阔他的眼界，使他能够从表面事件之下发现出那些难以觉察到的思想感情活动。①这样探索的结果，使她在自己的创作中抛开了20世纪初期威尔斯、本内特和高尔斯华绥所使用的通过小说情节对于人物社会活动进行的自然主义描写方法，抛开了“带着特定观点进行理性主义叙述”的传统小说模式。她对于各种写法进行多方面的试验，最后采用了那种将散文和诗揉合在一起的、飘逸飞动、委婉多姿的散文诗笔法，去捕捉、描绘人物的浮想联翩、千变万化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我们在维吉尼亚·伍尔夫小说里常见的意识流手法。她使用这种笔法写了一批小说，情节淡化到无足轻重的地步，而着重于细致的心理描写，写出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这样，维吉尼亚·伍尔夫就与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爱尔兰的乔伊斯一起，在20世纪初期共同开创了“意识流”的文学流派，她本人亦成为“意识流”的代表作家之一。除了小说以外，维吉尼亚·伍尔夫还是一位卓越的散文家。从1905年她为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了第一篇书评开始，她一生中写过大量的文学评论和各种随笔文章。她曾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写这些文章时的想法：我应该在自己个性所近的题目上写一写，减少浮饰之词，收入种种琐事轶闻。我想，这样子自己会更轻松自如一些。（《一个作家的日记》）换句话说，这些文章是作者呕心沥血从事小说创作之余的“副业产品”。但这样说丝毫不能减低它们本身的价值。因为，这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在勤奋创作的间歇，以随笔的形式、轻松的笔调、无拘无束地漫谈自己对历代作家、作品的印象，写出她对于文学、人生、历史的细腻的感受，读者可以从其中获得很大的精神享受。

维吉尼亚·伍尔夫生前把她的评论文章亲自编订为叫作《普通读者》的两本文集。这两本书在开头引用了18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生博士的一段话，以说明书名的来源和含意：“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在我是高兴的事；因为，在决定诗歌荣誉的权利时，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也起着作用，但一般来说应该根据那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格雷传》）伍尔夫谈到她这部书，也说它是“一本并非专门性的评论著作，只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而非从一个学者或批评家的角度，来谈一谈自己偶然读到的某些人物传记和作品”。“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自然常常会对某一本书发生兴趣，但我也常常为了自娱而随意读一读、写一写，并不想建立什么理论体系。”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维吉尼亚·伍尔夫的评论散文有哪些特色吧。

首先，从内容上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的广泛兴趣和渊博学识。正如她的一部评传的作者所指出的：“从《帕斯顿信札》①和乔叟一直谈到现代文学，《普通读者》一下子就使我们面对着伍尔夫文学兴趣的可惊的范围。从她父亲的藏书室里所培养起来的根深蒂固的读书习惯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她——她是一个真正的读书种子，总是不停地、广泛地阅读。希腊作家，法国作家，俄国作家，英国作家，美国作家；小说，戏剧，诗歌；回忆录，传记，书信，还有历史———她统统贪心地阅读，提到拉德纳②和纽卡塞公爵夫人③就像她写到乔治·爱略特和索福克勒斯④一样得心应手。”⑤我在这里只需要补充两点：1.这个单子自然是不完全的；2.伍尔夫读希腊作家、罗马作家和法国作家的作品都是读原文。———从这里可以看出伍尔夫在青少年时期的“创作的准备”的底子是何等丰厚和坚实。

在《普通读者》中有些文章正面阐述作者的文学观点，例如《现代小说》和《对当代文学的印象》等。其中《现代小说》一篇是她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宣言，是许多英国文学选集中必选的名篇。这篇文章为意识流文学呐喊开路，把老作家本内特、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狠狠奚落了一通。有人就据此断定伍尔夫要骂倒一切古人，认为天下除了现代派、意识流就再也没有好作品了。其实，这是误解，并非伍尔夫的原意。《现代小说》诚然是伍尔夫的创作宣言，而且也带有鲜明的论战笔调，但作者如此写仅仅是为意识流这一新的文学手法争取合法存在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她是当仁不让、毫不含糊的。但是，纵观伍尔夫的全部评论文字，她并不是要以意识流作品独霸文坛，更不是拿意识流这个框框来套古往今来一切作品，否定古典文学的整个成就。这种狭隘观点也和作者浩博的学识修养毫无共同之处。前引评传作者对这一点有很好的说明：尽管她确实在为现代派的合法存在而慷慨陈词，她为现代主义的技巧所提出声辩却不是在抹煞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一她不过说，就其本身而论，它乃是另一种可靠的尝试，正像奥斯丁一样，都是为了反映出一种首尾连贯的人生图景。因此，现代主义并不是对传统的摒弃，而只是对传统的扩展。说到最后，要紧的在于（作品中的）那种图景是否令人信服一—作家对它的描绘是否成功。在这点上，伍尔夫注视着英国、欧洲和美国的整个文学领域，不受任何一种理论的强制约束。普鲁斯特、屠格涅夫、康拉德、笛福、奥斯丁、勃朗特姊妹、斯特恩—一全被一种敏锐的感应囊括而去，而这种敏感又是灵活异常，无论这些小说家们之间如何各有不同，对他们每个人的独特成就都能加以欣赏。①稍稍浏览一下伍尔夫评论散文中丰富多彩的题目和内容，我们就会相信这段话所言非虚。伍尔夫虽是意识流的代表作家，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小说家，她完全能够充分估价那些现实主义的或其他流派的大师们的文学贡献。“洞察力的真实性”（这是伍尔夫爱用的一个字眼儿）是不受流派、风格和手法的限制的。用伍尔夫的话说：“如果我们是作家，那么，只要能够表达出我们所希望表达的东西，任何方法都是对的，一切方法都是对的。”说到文学欣赏就更应该如此了。

譬如说，《普通读者》向我们介绍了英国一批著名作家和一些我们还不怎么熟悉的作家的生平、作品、写作生涯、遗闻轶事等等，我们读来饶有兴味，有助于我们对这些作家的进一步了解。同时，对这些文章细细读去，我们还发现作者在研读、评论过去的作家和作品时往往想为自己正在试验的意识流手法寻找借鉴和营养—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斯特恩。然而，不仅仅是斯特恩，也不仅仅是小说。伍尔夫那“上下求索”的眼光还注意到了种种散文杂著，例如自传、回忆录、日记、信札、随笔等等，因为这些体裁的作品常常揭示出人的日常生活中和内心世界中的细致微妙、变化多端的活动。斯特恩用他那前无古人的奇怪文体描摹个人情感的波动变幻；斯威夫特在达官贵妇面前倨傲异常，令人望而生畏，而在写给一个贫寒姑娘的私信中又是喁喁情话（他和那两个年轻姑娘之间的带着悲剧色彩的“罗曼史”也实在太奇怪了！）；还有那天才早熟，因病抽上鸦片，一辈子生活在云里雾里的德·昆西在自传里又回忆些什么离奇古怪的经历？——这一切为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所关心，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作为一个评论家，维吉尼亚·伍尔夫具有相当敏锐的眼光和深远的见解，并不受她自已所试验、探索的创作方法所局限。在这方面，可举她《对当代文学的印象》一文为例。《对当代文学的印象》最初发表于1923年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它首先一般谈到评价本时代文学创作之困难，接着谈到评价20世纪文学创作（主要指现代派作品）之困难，指出由于社会生活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在20世纪对新出现的作品往往难以做出准确估价，甚至褒贬之间差距很大，这是20世纪文学中的特殊问题。最后作者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由于20世纪文学创作处于试验阶段，不可能出现纪念碑式的鸿篇巨制，只有一些精彩的“断章残篇”能够流传后世，但它们可以起到一种铺垫作用，为未来的杰作做出准备。伍尔夫写道：

“我们有一切理由应该乐观。因为，哪个时代也比不上我们这个时代拥有这么多的作家，他们决心要反映出那些把他们和旧时代区分开的差别，而不是要表现那些将他们和旧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最佳作品看起来好像是在紧急中用一种光秃秃的速记符号写成的，它们能够惊人鲜明地把屏幕上匆匆掠过的人物动作表情描摹下来，但是一闪即逝，只给我们留下一种深深的不满足之感，一方面感到强烈愉快，同时又感到极大烦恼”。“看起来，当代作家们干脆放弃写出杰作的希望倒是明智的。他们写的诗歌、剧本、传记、小说并不算书，只是一些练习作业；时间老人，像一位老练的教师，将它们接到手里，指出其中的墨渍、涂抹和删改之处，然后把它们一撕两半儿，但并不往字纸篓里面扔。他把它们保存下来，因为它们以后对别的学生们还有用处。未来的杰作就是在现在这些练习作业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些话，写于本世纪20年代，确实富于远见，可以为20世纪诸新潮流派描出一个大写意的轮廓，有助于我们的冷静思考，甚至对于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文学界，也不无可供参考借鉴之处。

四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伍尔夫顶关心的，那就是妇女问题。

伍尔夫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关心妇女，特别是知识妇女，尤其是女作家的命运和地位。她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最突出地反映在她的一本小书《自己的一间屋》之中。1928年，维吉尼亚就妇女的问题向剑桥大学的女生们做了两次讲演，后来经过整理修改，写成《自己的一间屋》一书。书中尖锐揭露了妇女从过去到现在受压抑的处境，特别描述了女作家在男权社会中所遭遇的艰难。作者设想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像他一样有惊人的天赋。“但是家里不让她上学，她没有学习语法和逻辑的机会。而且她刚刚十几岁，就给她订了婚。她哭着说不愿结婚，她父亲便打她。她跑到伦敦，站在剧院门口；她要演戏。男人们围着她笑。后来，一个叫尼克·格林的舞台监督可怜她，把她收留下来。于是，她就怀了孕，最后在一个冬天晚上自杀了。”作者的结论是：“一个女人必须先有钱、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然后才能写小说。”《自己的一间屋》指出了妇女的才能不能充分发挥的社会经济根源；女作家必须顶住巨大的困难、顶住男人的偏见和经济控制才能存在。把她们解放出来的关键在于女人必须有一间可以称作自己的屋子，她可以像她的哥哥、弟弟们那样在其中独立自由地居住。妇女没有经济自由，就产生了在历史和社会上两方面的怨恨：一方面，男人独断专行，坚持强调自己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女人则不断尖声吵闹，要求自己的权利。这两种社会现象都产生了不好的文学作品。因此，为了文学的健康发展，就需要一种既超越男性感情和女性感情又包括两者的全面同情心（comprehensivesympathy）。作者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指出妇女的心灵一旦获得解放，将会取得何等巨大的成就。①《自己的一间屋》笔调轻松自如，作者以日常谈话的口气阐明自己的观点。它虽是一部“论战作品”，但并不剑拔弩张，而是和和气气写出，不乏幽默风趣，1928年出版后，收到不少读者表示赞赏的来信，销路也很好。

在伍尔夫的评论散文中，谈论女作家、女诗人、女艺术家和其他著名文化妇女的作品，就不下几十篇。这是很自然的。

不仅对于奥斯丁、勃朗特姊妹、乔治·爱略特、勃朗宁夫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这些人，甚至就连我们不怎么知道的纽卡塞公爵夫人、多萝西·奥斯本、范妮·伯尔内和简·卡莱尔等等，她谈起来也“历历如数家珍”。而写到那些由于社会条件所限未展其才、“赉志以殁”的女作家、女才子，伍尔夫的笔尖儿上更是饱蘸着感情，“一唱再三叹，慷慨有余哀”。现在，且举《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一文为例。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1759～1797）是18世纪法国革命时期的一位思想激进的英国女作家和政论家，著有《女权论》等书。她高尚、纯洁，精明能干，热情如火，但由于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理想过高，却所遇非人，终遭蹉跌，演出自杀悲剧；后虽遇救，且逢知己，结为良伴，但体质已亏，在分娩中死去————这后一次婚姻的结晶便是玛丽·葛德文，即以后的雪莱夫人。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的一生可以说是做了她自己的理想的实验品，证明了在一个污浊的社会环境中，只凭幻想、热情办事，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对于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之死，伍尔夫这样写道：

她在分娩中去了。这么一位女人，她生存的意志是那样强烈，在她极端痛苦之中，她仍然高叫：“我一想起自己就要死去———就要失去自己的生命————简直无法忍受。

不，在我看来，我竟然不再生存————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她终于在三十六岁上去世了。然而，她还是向命运进行了报复。在她入土之后的一百三十年里，千千万万死去的人都被忘记了；可是，当我们读着她的信札，听着她的辩论，再想一想她所进行过的种种试验，特别是那次最有成效的试验，亦即她和葛德文的结合，认清了她是怎样以大刀阔斧、热血沸腾的方式在人生要害处开辟着自己的道路，我们就可以看出，她毫无疑问地已经得到了永生——一她现在仍然生气勃勃地活动着，争辩着，尝试着，我们仍然听得见她的呼声，甚至在活着的人们当中还能找到她的踪迹。（《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

至于艾米莉·勃朗特就更加不凡。《＜简·爱＞与＜呼啸山庄＞》一文里说：“她（艾米莉————引者）放眼身外，但见世界四分五裂、陷入了极大混乱，自觉有一种力量能在一部书里将它团在一起。”这篇文章的末尾还说：“她能把生命从其所依托的事实中解脱出来；寥寥几笔，就点出一副面貌的精魂，而身体倒成了多余之物；一提起荒原，飒飒风声、轰轰霹雳便自笔底而生。”艾米莉创作《呼啸山庄》，简直成了“女祸补天”那样鬼斧神工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伍尔夫的这些文章写于本世纪初，字里行间，“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其中不无作者深藏心底对于早年受到“重男轻女”陋习影响的切肤之痛。现在，已是本世纪末。纵观历史，横看世界，也包括我们正在大变化中前进的祖国，时代毕竟是前进了。一个世纪以来，不仅欧美各国女作家大批出现，伍尔夫本人已经作为大作家而被载入史册，即在我国，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们也形成为一个灿烂的星群。但是，伍尔夫所指出的历史教训仍然没有失去意义，就是说：妇女的地位是一个国家民族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而女作家（不仅是女作家，也包括其他各界的妇女人才）的地位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五前面曾提到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的精髓在于用散文诗的手法描绘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灵活多变的意识活动。写这样的小说，就要求作者不断进行试验，创造出一种与传统写实主义小说迥然不同的新技巧和新文体。创作的艰辛，在伍尔夫的日记中屡有提及。甚至有人说伍尔夫具有一种“惨淡经营的天才”（thegeniusoftakingpains）。因此，伍尔夫的小说是一种刻意求工的作品。相比之下，她的评论散文读起来比她的小说更为平易、流畅、好懂。这是因为作者写这些文章时不像写小说那样惨淡经营、刻意求工，反倒更富有自然之趣。而且，她在评论往昔作家作品时并不固守某一理论的樊篱，没有教条气，不带成见，只是无拘无束地谈出自己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的这样那样的印象。读着这样的文章，我们好像是在听一位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女作家跟我们谈天——许多有关文学、人生、历史、妇女的大问题、大事情，她都举重若轻地向我们谈出来了；话又说得那样机智而风趣，还带着英国人的幽默、女性的蕴藉细致，让人感到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作为小说家，伍尔夫还有一种看家本领，那就是“形象思维”。拿她的话说：“无论你写一篇评论或是写一封情书，最要紧的是在你眼前要有一个关于你的写作题目的非常生动的印象。”她写评论就是使用这种形象化手法。当她写到某一个作家时，她总是把有关这个作家的传记材料连同自己读作品获得的印象融化在一起，为这位作家渲染、描绘出一副生动的肖像。譬如说，《我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一文在评论这位个性独特的女诗人时，是这样进入对于她的形象的描绘的：

我们可以这样一直看下去、听下去，封存在魔箱中的往昔时代是无限地奇异、希罕、有趣儿。但是，当我们正在犹豫着下一步再去探索这个奇妙领域的哪一个角落的时候，主要角色出来干涉了。这就好像我们正在观赏一条金鱼，它不知不觉地在水草间进进出出，绕着小石头一圈儿又一圈儿地盘旋，突然一冲，把玻璃缸撞碎了。事情出在一次茶会上。克里斯蒂娜凑巧参加了德布斯太太举办的一次茶会。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概是有人按照茶会上聊天儿的方式，随随便便、轻轻浮浮地扯起了诗歌。

不管怎么着————

“突然，一位身穿黑衣服的娇小女人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到房子中间，神色庄严地向全场宣告：'我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说完，她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玻璃缸就是被这一句话打破的。对啦，（她好像是说）

我是一个诗人。你们号称要祝贺我的百年诞辰，可比起德布斯太太茶会上那些无聊客人来，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们尽在那里瞎扯一些琐碎小事，翻我的抽斗，弄得啪啪乱响，还扯什么木乃伊、玛丽亚、我的恋爱故事，当做笑话来开心。但是，我要交代你们的只有一件事：看见这一本绿皮的书了吗？这是我的全集。四先令六便士一本。读一读吧。——说完，她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为了欣赏伍尔夫在评论散文中所采用的形象化描写手法，不妨再引用她写的《多萝西·华兹华斯》中的一段。多萝西是著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妹妹，也是他在诗歌创作中的亲密助手。她一生中除了料理家务、支持哥哥专心从事诗歌写作，就是细心观察自然、人生，并且在日记中忠实地记下自己的观察所得，也记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经过。伍尔夫这篇文章评述多萝西的性格和她这部日记的特色。下面这段话描写了他们兄妹在英格兰西北部湖区的乡居生活和当时诗歌创作的甘苦历程：

春去，夏来，夏又到秋；冉冉便是冬天，于是野李树又开了花，山楂树又发了青，再一次春回大地了。现在是北英格兰的春天，多萝西和她哥哥住在格拉思弥尔高山丛中一个小村子里。经历了艰苦备尝、骨肉分离的少年时代，他们终于在自己的家屋中相聚；现在，他们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自己一心向往的事业，天天努力领会大自然的启示。他们手头宽裕，足够维持生活，无须为衣食奔走。既无家务之累，也无职业任务分他们的心。多萝西可以整个白天在山上跑着玩儿，晚上和柯勒律治谈上一个通宵，没有舅妈骂她不像个女孩儿家的样子。日出到日落，时间都属于他们自己，作息方式可以根据季节变化来加以调整。天气好，不必待在屋里；下雨天，躺在床上不起。什么时候睡觉都行。如果有一只杜鹃在山头兀自啼叫，然而威廉一直想不出什么确切的词句来描写它，那就让做好的饭放凉也没关系。星期天跟其他日子没有什么区别。习惯，传统，一切，都得从属于那必须全神贯注、付出极大努力、令人疲惫不堪的惟一任务——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写诗。那真是把人磨得精疲力尽。为了寻找一个准确的字眼儿，威廉用尽心血，累得头痛。每首诗，他总是推敲，所以多萝西不敢提什么改动意见。她偶尔说了一句半句话，被他听见，记在脑子里，他的心情就再也无法平静下来。有时候，他下楼来吃早饭，却坐在餐桌旁，“衬衣的领口不扣，背心也敞开”，写着一首从她谈话中得到构思的咏蝴蝶诗，写着写着把吃东西都忘了，而且对那首诗改了又改，直到又精疲力尽为正。

看了这样生动活泼的文章，无怪乎有人说伍尔夫“使文学评论采取了小说的形式”。因此，在她去世以后，她的丈夫汇集她的遗作时，干脆把她的评论散文和短篇小说放在一起出版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苏联作家鲍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它那极大的魅力产生于在传统文论的写法基础上揉进了现实主义的和现代派的小说、散文的写法，于是就使得历来被认为艰深枯燥的文论放出迷人的异彩！

伍尔夫不满于本世纪初曾在英国流行的那种平铺直叙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论者说她受过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者沃尔特·佩特的影响。这是可能的。影响她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倒更可能是印象派的绘画。维吉尼亚跟美术评论家罗杰·弗赖伊曾是亲密朋友，而后者则是在本世纪初把塞尚、马提斯、梵·高等后期印象派画家介绍到英国的一位重要人物。另外，范尼萨本人是画家，在“布卢姆斯伯里集团”中常谈论美学方面的话题。在这种文艺潮流和亲友艺术趣味的氛围中，以及在个人创作需要的推动下，维吉尼亚的创作从印象派绘画中受到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印象派画家所要捕捉的是画家所直感的物体在不同时令的不同色调、光影变化及其潜在的暗示，而伍尔夫在她的小说中以灵活的笔触所要捕捉的乃是人物内心世界里不断变化着的意识活动，在创作方法上有可以互相沟通之处①。她的小说是如此，她的散文也是如此。阅读她那娓娓而谈、飘逸飞动、舒卷自如的评论文章时，常有一种在欣赏着用印象派笔法描绘的一幅幅连续画的感觉。如果说前引两段文章写的是人物，不难把她们的事迹写得生动活泼一点，那么，还可以再看一看伍尔夫怎样把17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一段萧条时期历历如绘地描写出来：

对英国文学稍有涉猎的人一定会感觉出来：它有时候处于一个萧条的季节，好像乡下的早春似的，树木光秃秃的，山上一点绿意也没有；茫茫大地，稀疏枝条，统统无遮无掩，一览无余。我们不禁思念那众生躁动、万籁并作的六月，那时候，哪怕一片小小的林子里也是生机盎然；你静静地站着，就会听见矮树棵子里有些身体灵巧的小动物在那里探头探脑、哼哼唧唧、走来走去，忙着它们的什么活动。在英国文学当中也是这样：我们必须等到16世纪结束、17世纪过了很久，那一派萧条景象才能有所改变，变得充满生机和颤动，我们才能在伟大作品产生的间歇，听到人们说长道短的声音。（《多萝西·奥斯本的＜书信集〉》）

维吉尼亚·伍尔夫，一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蓝袜子”，为了文学“把她的天才燃烧尽了”。她的一生表明了“一位语言雅致精妙的艺术家在一个粗野的、物质主义的时代维护着美和精神的价值”①。在世纪末的今天，关于她作为小说家能否跻身于“伟大”之列，看来还有争论，但是她那一大批写得细腻而灵活、具有独特风格的评论文章，将作为一种散文珍品为后人所爱读。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选的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作品共分四辑：第一辑选入《普通读者初集》的文章十五篇，第二辑选入《普通读者二集》的文章十四篇，第三辑选入作者其他文集的随笔和评论十四篇，第四辑选入作者的女权主义名作《自己的一间屋》的一种新译本。这些作品先后由七位学者译出，编选者谨向各位译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