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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索科学史的伊恩·麦克尤恩,发现了哪些对文学天然适用的法则?|此刻夜读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近期,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关于科学和人文的随笔集《当我们谈论科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被收入企鹅兰登书屋的经典Vintage Minis人类学系列的随笔集,共收录麦克尤恩的5篇随笔:“文学、科学与人性”“物种独创性”“平行的传统”“世界末日蓝调”和“自我”。

在文学创作中凸显现实关注是麦克尤恩近年来创作的一大倾向,对社会热点话题的关注和讨论时常折射于其作品之中,例如英国的“脱欧”困局、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等等。2019年出版了人工智能题材小说《我这样的机器》,随后又发表了讽刺英国“脱欧”的中篇小说《蟑螂》。多年来,麦克尤恩笔耕不辍,紧密关注时代热点,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

在本书中,麦克尤恩围绕着文学、科学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阐述其精辟独特而富含哲理的观点,辅以数段科学史上的公案——首先提出进化论的是达尔文,还是华莱士?广义相对论属于爱因斯坦,还是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还有列文虎克写给英国皇家学会的信……从科学到文学,麦克尤恩的文字生动有趣、蕴含哲思,游走于感性与理性之间,读之令人心折。今天夜读摘选其中《物种独创性》一篇以飨读者。

1858年6月,一个细长的包裹,从荷属东印度群岛德那第寄到了查尔斯·达尔文位于肯特郡唐恩村的乡间别墅中。他或许已经认出,上面是阿尔弗雷德.·.华莱士(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的笔迹。他和华莱士通过信,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样本。但达尔文发现,包裹中是一封投稿信,还附着一篇小论文。而这篇论文,将会改变达尔文的人生。

在那个事关重大的早晨,华莱士这20页纸在它们的读者看来,似乎涵盖了自然选择进化论的所有主要思想。而那些思想正是达尔文研究了20多年,以为归他自己所独有的——并且他还没有将其发表。华莱士孤军奋战,没人鼓励他,也没有钱,凭借的是给收藏家寄送样本时积累的大量自然史经验。他简明扼要地表述了基本原理和信息来源,这I些也都是达尔文所熟悉的:人为的选择,生存的斗争,竞争与灭绝,物种变化的方式——通过客观、可描述的过程,借助无须神明干预的逻辑,演变为不同的形态。华莱士和达尔文一样,也受到过查尔斯·莱尔地质学推测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

华莱士(左)与达尔文

投稿信中,华莱士礼貌地请达尔文把论文转交给莱尔。眼下,达尔文本可以悄悄毁掉华莱士的包裹,而不走漏半点风声——包裹寄了好几个月才到,而且在19世纪中期,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之间的邮政往来几乎一点也不可靠。但达尔文是正人君子,而且知道他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做出这种下流勾当。可他也非常郁闷。达尔文当天就把华莱士的论文寄给了莱尔,还附上了一封自己的信,信中哀叹道:“故我所有的独创性,不管总计几何,都将被击个粉碎了。” 他很惊讶,自己对拥有优先权和成为第一人的感情竟如此之深。正如珍妮特·布朗恩在她的《达尔文传》中指出的那样,他研究发现的兴奋已经被占有和所有权的深切焦虑所取代了。他被低落情绪——屈辱、恼怒、仇恨——偷袭了。用一句常被引用的话说,他“满心都是毫无价值的情感”。

他迟迟不发表自己的研究,是希望它尽善尽美,多积累些例子,尽可能让它免受反驳。当然,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研究对神学的影响——这也让他格外小心。但他已经被别人“占了先机”。所以那天他决定,必须把优先权拱手相让给华莱士。他必须,他写道:“听天由命。”

达尔文物种笔记的其中一页,写于1837-38年

图 / 剑桥大学图书馆

不出一天,就有了更让他急着去担心的事情。他15岁的女儿汉丽埃塔病了,怕是得了白喉。第二天,他和艾玛的第十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宝宝查尔斯发起了烧。与此同时,莱尔正在敦促达尔文不要让步,把“草稿”发表出来,这样就可以最终证明达尔文比华莱士有优先权。

达尔文和家人轮流照顾生病的宝宝,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只能将此事交由好友约瑟夫·胡克和莱尔处理。他们商议之后,提议将达尔文的“草稿”和华莱士的论文在林奈学会(伦敦一个建立于1788年,得名于生物分类系统早期建立者、瑞典博物学家卡尔·冯·林奈,致力于研究和传播关于自然史、进化论和生物分类学的信息,拥有一些重要的生物标本、手稿和文献收藏,并出版动植物生物学的学术期刊和书籍的学术学会)的会议上一并宣读,将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学会的学术期刊上。速度很重要。华莱士也许已经把他的论文寄给了某家杂志,这样一来,达尔文抢占先机的希望就会落空,或至少要打个折扣。已经没时间征求华莱士的许可来宣读他的论文了。

然而,还没等达尔文考虑这一提议,宝宝就夭折了。悲痛的达尔文匆匆整理了一遍稿子,交由胡克编辑。1844年的那套笔记尽管已经过时了,但似乎成了确定优先权的最终依据,因为上面有胡克用铅笔写下的批注。在之后1857年达尔文给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阿萨·格雷的信中,他简要阐述了关于自然选择进化论的思想。

华莱士在马来群岛考察插图

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都市科学界是个封闭的小圈子,莱尔、胡克和达尔文都是知名的圈内人士。华莱士则是圈外人。他的出身卑微得多,就算有人知道他,也只知道他是为绅士专家提供物料的。按照林奈学会的惯例,两篇做出同样贡献的文章,要按照作者姓名字母表顺序宣读。于是,在达尔文缺席的情况下——那天他和艾玛要为宝宝下葬——会议宣读了他1844年的笔记,接着是1857年那封详尽的信件,然后才几乎像是做脚注般,读了读华莱士1858年的论文。

达尔文钻研多年,要深入得多,当然应该拥有优先权。华莱士难以参透自然选择的蕴意,在之后的岁月里,也不愿承认人类也会受到进化变异的影响。但关键在于,达尔文为失去占有权而深感屈辱。正如他后来给胡克写信说:“我总觉得很可能会被别人抢占先机,但我幻想自己心胸足够开阔,不会在意。”

胡克开始敦促他的朋友,写一篇关于自然选择的正式科学论文。达尔文反对。他要把所有的事实都列出来,一篇论文写不下。但胡克执意如此行事,于是达尔文便开始写了,假以时日,文章变成了《物种起源》一书。按照布朗恩的描述,“压抑多年的谨慎”突然释放。在唐恩的别墅中,达尔文没有用书桌,而是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大腿上铺了一块木板,发了疯似的写着。“多年来所有的思考,”布朗恩写道,“在这几个月的最终洞察中达到了高潮……华莱士燃起了他内心的激情。”

《物种起源》中文版封面

《物种起源》一书耗时13个月写成,表现出了非凡的智力成就:洞见成熟,学养和观察力深厚,对事实进行了梳理,用近乎无可辩驳的论据阐明了对自然进程的深刻洞察。他本不想颠覆妻子艾玛的宗教信仰,也不想否定科学界同事对神学的确定,也不想担任希望渺茫的习俗破坏者角色,成为维多利亚社会的激进反对者——但这些不情不愿全都被抛到了脑后,因为他害怕另一个人会把他相信属于他自己的想法占为己有,并获得赞誉。

在现代,我们已经把至关重要和经久不衰的独创性观念视为艺术——文学、绘画与电影——中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尽管有各种理论上的反对意见,它仍然是我们质量观的核心。它承载着一种“新”的、以上帝的方式无中生有的理念。“完美的非借鉴感”,就像柯勒律治对华兹华斯诗歌的评价一样。独创性和强大的个体意识是不可分割的,而且这种个体性的界限也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

在传统社会里,遵从某些受到尊崇的模式和惯例是一种规范。壶、雕刻和精美的编织不需要签名。相反,现代手工制品则带有个性的印记。作品即是签名。个人真正地拥有他或她自己的作品,享有对作品的权利,通过作品来定义自己。作品是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围绕着这种所有权,已经形成了一套庞大的法律体系。那些没有签署《伯尔尼公约》和其他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协议的国家,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全球化文化的主流之外。艺术家拥有自己的作品,瞪着眼睛坐在上面,就像孵蛋母鸡一样。每当剽窃丑闻爆发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独创性和个体化融合后的剧烈反应。

华兹华斯画像、《威廉·华兹华斯传》中文版

护封上的照片,尽管与欣赏一本小说几乎毫无干系,却确定了所有权。这是我,它说,而且你手里的东西是我的。或者是我。我们也在围绕着艺术家的个人崇拜中看到了这一点——用个体化和个性去激发近乎宗教化的虔诚。格拉斯米尔(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故居所在地)的大巴旅行团,海明威、毕加索或聂鲁达崇拜。这些都是大人物——他们的人生有时比他们的艺术更让我们着迷。

这种着迷出现得相对较晚。莎士比亚、巴赫、莫扎特乃至贝多芬,在他们那个年代都没有受到过崇拜,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显赫,既不如他们的资助者,又不如拜伦或是肖邦,也不如今天的诺奖得主。谦逊的艺术家是如何荣升为俗世之神的,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重大话题,是对个体化和现代性长期探讨的一个分支。可能的原因列表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资本主义,增长的休闲阶层,新教信仰,浪漫主义运动,通讯新技术,工业革命后专利法的制定。其中的一些或是全部带我们走到了这一步:如今,对个体和她创造力的鉴别是彻底、自动和毫无疑问的。今天,在自己写的书上为读者签名的小说家,以及排队等待自己买的书被签名的读者,合伙密谋了这一场自我与艺术的联姻。

还有一种与之对立的艺术创作概念,尽管被艺术家、评论家和理论家以多种形式表达过,但却从未在学界以外生根。这种观点认为,当然没有人能够逃离历史。无中生有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天才,也会被环境的约束和机遇所限制。艺术家只不过是历史和文化用来演奏的乐器。不论艺术家的作品与传统相符或是相悖,他都只能无奈地成为传统的产物。奥登散文的标题《染匠之手》,无非是对这一含义温和的表达。前人开发的技巧和惯例——比如说透视法,或是自由间接文体(受人物主观状态影响的第三人称叙事),都是唾手可得的现成的工具,而且具有深远的影响。艺术首先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对话。有意义的呼应、戏仿、引用、反叛、致敬和仿作都有它们的位置。文化,而非个人才华,才是支配力量;在创意写作课上,年轻的写作者被告知,如果他们阅读面不广,就更有可能无奈地被那些他们不了解其作品的作家所影响。

这种文化传承的观点,对科学天生友好。达尔文以各种进化论观点为背景开展研究,包括他祖父伊拉斯谟斯的观点。达尔文依赖动物饲养者、鸽子迷、自然历史学家的观察,以及马尔萨斯和莱尔的研究。另一位伟大的创造者爱因斯坦,如果没有包括亨德里克.·.洛伦兹和马克斯·普朗克在内无数其他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开始他的狭义相对论研究的。他完全依赖数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牛顿“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名言几年前被反转了, 借以说明前人在科学中的力量:“如果我没有别人看得远,那是因为巨人站在我的肩膀上。”)

考虑到20世纪中期科学家们已有的工具,包括X射线晶体学,再考虑到流传的假设,以及已经在这一领域开始进行研究的不同群体,DNA迟早会被张三或李四描述出来的。在纯理性和科学发展的领域中,谁先到达那里,应该都无所谓。如果那个人是莱纳斯·鲍林(美国著名化学家,量子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的先驱者之一),而不是克里克与沃森,又会给公共利益带来什么不同呢?但领先了几个月,却给克里克与沃森的人生带来了多少不同啊。

对造福全人类而言,不管发现氧气的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英国化学家)还是安托·拉瓦锡(法国化学家、生物学家),也不管发明微积分的是艾萨克·牛顿还是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又有什么关系呢?

再来看看另一个著名的“优先权焦虑”时刻。在这一时刻到来前的10年间,爱因斯坦都致力于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他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广义化”。随着他的思想在发表后数年间的不断发展,他预测出光会受到万有引力的影响。他的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指出,爱因斯坦的成功到那时为止,都“建立在发现自然界潜在物理原理的特殊才能上”,而把提供最佳数学表达这种较为平凡的任务留给了别人。“然而,”艾萨克森指出,“到1912年,爱因斯坦开始意识到,数学可以成为发现——而不仅仅是描述——自然法则的工具。”

艾萨克森引用了物理学家詹姆斯·哈特尔的话:“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万有引力源于时空弯曲。”它要描述两个互补的过程——物质如何被引力场影响,以及物质如何在时空中产生引力场,并使其弯曲。这些惊人的、几乎不可理解的概念,最终由爱因斯坦借助数学家黎曼和里奇发明的张量的非欧几何,找到了表达方式。到1912年,爱因斯坦已经快要找到方程式的数学方案了,但随后他又转变方向,去寻找一条更基于物理的路线。这条路线只成功了一部分,他只得满足于和同事马塞尔·格罗斯曼共同发表了一篇理论大纲,也就是1913年著名的《纲要》(Entwurf),后来爱因斯坦渐渐意识到,其中包含着重大的错误。

一战的动荡,以及爱因斯坦与科学界同事中德国民族主义的斗争,还有他为探望在苏黎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并与他们的母亲离婚所做出的不断努力,构成了又一颗非凡知识分子超新星诞生的背景,这次用时并没有超过13个月,而只出色地花了4周。

1915年6月,爱因斯坦在哥廷根大学做了有关《纲要》的演讲。演讲非常成功。此外,在与同为和平主义者的德国杰出数学家戴维·希尔伯特的私下谈话中,爱因斯坦解释了相对论,以及他正试图想要实现的目标,还有他当时遇到的数学问题。之后,爱因斯坦公开宣布,自己为希尔伯特而倾倒。他似乎可以完完全全、细致入微地理解爱因斯坦想要达成的目标,以及他前进道路上的数学障碍。

爱因斯坦(左)与希尔伯特

事实上,希尔伯特理解得未免太好了一点,他很快就开始埋头苦干,为广义相对论寻找他自己的公式。而与此同时,爱因斯坦在《纲要》中发现了更多的错误和矛盾。他在10月份抛弃了它,回到1912年以数学为基础的方案上来。爱因斯坦痛苦地意识到,希尔伯特这位杰出的数学家正紧随其后,于是,他开始陷入了确如艾萨克森所言的,“史上最为专注的科学创造力狂热”。在研究理论的同时,他也立刻在普鲁士科学院开展讲座,阐述自己的想法,从1915年11月4日开始,每周一次,共计4周。

在他的第三次讲座中,爱因斯坦当时的理论准确地预测了水星轨道的变化——他写信告诉一位朋友,他“简直欣喜若狂”。就在距离爱因斯坦最后一次讲座还有几天的时候,希尔伯特向一本学术期刊提交了他自己关于广义相对论公式的论文,标题不算谦虚,叫作《物理学基础》。爱因斯坦心酸地给朋友写信道:“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说,这几乎是我所知的最不幸的人间惨剧了。”

和独立于达尔文工作的华莱士不同,希尔伯特试图用数学表达的理论是属于爱因斯坦的。尽管如此,爱因斯坦也和达尔文一样,因为害怕失去优先权,而被激发出了汹涌澎湃的创造力。他在11月28日最后一次讲座中给出的公式,被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描述为“人类对自然思考的最伟大成就,哲学洞察、物理直觉和数学技巧最令人惊叹的结合”。爱因斯坦自己认为,这个理论具有“无与伦比的美”。

爱因斯坦—希尔伯特优先权之争仍在小规模持续。但值得注意的是,华莱士和希尔伯特都很快便慷慨地把优先权让给了达尔文和爱因斯坦。就算爱因斯坦与希尔伯特的友谊在1915年那个意义重大的11月变得紧张,两人不久也就重归于好了。

我们小时候会互相比赛,看谁第一个跑到海边。人们也开展过勇敢、有时甚至致命的比赛,看谁第一个抵达北极或南极,或绕西北航道一圈,或沿着这条河而上,或穿过那片沙漠。有时,其中也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第一个游过或飞过英吉利海峡,第一个登上太空,第一个登上月球、火星——这些伟大的努力,它们所有的英雄气概和技术成就,都带着孩子气。

《堂吉诃德》插图

在文学中,每个人都是第一。我们不用问谁是第一个写《堂吉诃德》的人。事实上,我们最好考虑一下成为第二人的可能性,就像皮埃尔·梅纳德,他在博尔赫斯的著名故事(指的是《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德》)中从头到尾独立构思了整部小说,比塞万提斯晚了好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差的小说家至少可以肯定,他会是第一个写出他那部糟糕小说的人。所幸也是最后一个。然而,当第一、去开创、做原创,都是一部文学作品质量的关键。无论多么微小,它必须——在主题方面,在表达方式方面——增进我们对自身的了解、对我们所在这个世界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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