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月，薛忆沩是文坛上曝光率最高的名字之一，北京、长沙，常能见到他的身影。春夏之交，他携带三家出版社联手推出的5本新书来到上海，向生活周刊记者讲述了人生经历、文学理念。
文l 唐骋华 叶佳妮 图l 资料
薛忆沩是热爱长跑的，抵沪首日，他就冒雨从上海宾馆跑到外滩。“我是个长跑迷，几乎每天一万米。”在外人看来，长跑是枯燥之事，因而毋宁说，薛忆沩是一个擅长和孤独打交道的人。他不用手机，也不上网——尽管，他的专业曾是计算机。实际上，他还是坐火车从北方赶到上海的，并且是二等座，“这样一路上就能看到没见过的风景。”
对很多人而言，60后的薛忆沩也是没见过的风景。
1980年代末，薛忆沩出版了长篇小说《遗弃》，但没能激起多少回响。之后他去广州读书，后移居异域，在国内留下了长长的空白。不过，他的作品偶尔出现在《收获》《天涯》等顶尖杂志上，被人读到了，立刻口口相传。就这样，他在批评家和读者心目中树立了独特的形象：神秘，却无法绕开。有人称他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
2012年，薛忆沩终于以强劲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联合出版了薛忆沩作品集5种：长篇小说《遗弃》（修订本）、书评集《文学的祖国》、微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散文集《与马可·波罗同行》和《一个年代的副本》。薛忆沩究竟是谁、何以迷人？
从未幻灭
“认语言为故乡，缓解了我的焦虑”
生活周刊：这次同时推出的5本书里，《遗弃》是你的成名作，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不过当年刚出版时并未受到重视。
薛忆沩：1989年出版时我的期望值很高，甚至认为这部小说会走向世界（笑）。直到7年后的深圳全国书市，周国平带着何怀宏来到我家，周国平提到我写过一本叫《遗弃》的小说，何怀宏说想看，我就给了他一本。一年后有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何怀宏在《南方周末》的专访里推荐了《遗弃》。这样这本小说才引起了关注。我曾开玩笑说，包括作者、编辑在内，大概只有17人看过它。
生活周刊：当人们开始关注这部小说后，惊讶地发现它似乎是一部预言作品，你预言了1980年代将以何种方式收尾、1990年代又以何种方式开头。
薛忆沩：《遗弃》写于1987年，现在看来，它的背景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某个阶段，主体则是人。我讲的是人的危机，而人的危机与现实的撞击分不开，小说里有一句话：所有制度都无法拯救人的危机。我并没有做预言，和时代相契合只是表明，作家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竟如此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生活周刊：隔了二十多年你才推出第二部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是因为《遗弃》的遇冷令你灰心丧气吗？
薛忆沩：1990年代我在广州读书，确实一度想放弃写作，有好几年甚至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不过令我欣喜的是，后来能写一点随笔了，慢慢地恢复写作能力。
写《白求恩的孩子们》是因为我小时候西方过来的东西很少，在那个相对闭塞和对外部认识不足的情况下，白求恩作为少有的西方人形象，成了生活的楷模、样板，也构成了我们想象西方世界的基础，比如我对加拿大会有很多好感。因此在小说中，我试图把白求恩变成中国符号、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寻找他对两代人的影响。
生活周刊：后来你移居加拿大，对这一完美形象有没有经历了一个幻灭过程？
薛忆沩：不是幻灭。其实七八十年代我就有一定的批判，并且认为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这批判是正确的。
生活周刊：但小说的结局是个悲剧，两个孩子死了，一个孩子也离开了父母。他们的道路恰好和白求恩相反。
薛忆沩：小说中的孩子们发现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这是成长的过程。看上去他们走的是和白求恩相反的道路，却加强了和精神上的联系。你可以说最后的出走是背叛，也可以理解成回归，精神的回归。我的语言都是带有双面隐喻的。
生活周刊：你生长于长沙，曾移居北美，两年前去了香港，不断地离去和回归，会不会带来身份的迷失，你如何安顿自己的乡愁？
薛忆沩：中国的变化太大了，“乡愁”这个概念已经模糊了，即便是我在其中长大的长沙，也很不一样了。对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我越来越淡漠，我认语言为故乡。这缓解了我的焦虑。只要我还在写作，我的内心就能平静。
不是异类
“我相信人性、爱和善念”
生活周刊：说到语言、结构，你是一个对自己十分苛刻的人。
薛忆沩：是的。像《白求恩的孩子》，有33个故事，每个故事互相穿插，都有很多枝节，所有枝节勾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经历。这需要很多技巧，段落和段落间的关系、结构的搭建等等。我用写短篇小说的技巧来写长篇，要求长篇像短篇那样精致，写得非常辛苦非常费劲。所以我对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定警惕，不是随便什么题材都会动笔。
生活周刊：通常你构思和写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薛忆沩：我会去想一个好题目，一个好的开头，结构慢慢打开，故事可能来得慢一点，结构带领故事的发展，而故事本身应该是经典的。我总在想，小说里的“我”应该是什么人物，才能把故事讲得更清楚？所以我不在乎他一定是个男的、一定是个中年人、一定要戴眼镜，我不在乎这些。别人说我的写作一直在“跨越边境”，挑战自己。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
生活周刊：为什么给自己树立那么高的写作标准？
薛忆沩：汉语经得起对语言的苛求，汉语是了不起的，作家要对得起自己的语言。我的写作是一件非常耗时也是非常奢侈的事，但我仍在写，我对语言和学问有天生的热爱。
生活周刊：有评价说，你是“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
薛忆沩：应该这样看。有人说我创造了一种文体，也有人说我是文学的“异类”，但这两个概念是错误的。我的写作手法是创新的，不断地做现代主义的探索，思考写什么和怎么写。我的文学理念却是正宗的，我相信基本的人性、爱和善念，这也是从古至今所有伟大作家都在讨论的。可以说，我是手法上的异类和理念上的正宗。正宗怎么会被说成异类呢？我想这不是我的问题。
生活周刊：对自己如此苛刻，累吗？
薛忆沩：于我而言，写作是快乐的最重要来源，达不到预期效果才令我痛苦。
生活周刊：身为作家的你和日常生活中的你有区别吗，还是一样的“顽固”？
薛忆沩：我经常说“文不如其人”，现实中我是个随和幽默的人，而且很会妥协。但作品中不是那样，因为我内心没有妥协。写作需要面对很大的压力，当受到阻挠的时候，就会觉得文学这条路很难、生活很荒诞。作家必须清楚，你的命运可能是非常痛苦的，尤其当你被看作文学的异类——尽管那不是我的选择。
生活周刊：你如何应对这种压力？
薛忆沩：强大的意志，以及运气。我给北大学生演讲的时候说你要相信运气，就是创作过程中的运气。如果我成为了一个伟大作家，我会说那是我运气好；如果失败了，那我就说没有运气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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