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对现当代文学的作用
阿琪：我听说，如果一个女作家想在中国文坛走红，有一个捷径，就是尽量亲近您。您的文章，骂也好，捧也好，会使她的知名度一夜之间提高至少三分。是吗？我觉得作为一个批评家您比较宽厚友善，尽管你也很犀利，但是不刻薄。
陈晓明：真有这个说法吗？呵呵，我是第一次听到。说到宽厚和友善，这点我想为自己辩解几句。有些同行认为我太温和了一些，而我年轻的时候比较锋芒。现在，岁数大了，不可能一天到晚像一个“愤青”一样。除了最高的终极的正义与是非之外，其他的都应该宽宥一点。尤其文学事业需要各方面的人参与，特别是新人的参与。如果没有新人的参与我们这些老人就没饭吃，大学的中文系无法办下去。开玩笑。（笑）
阿琪：作为一个批评家，你的价值体系、立场、观点、方法是怎么形成的？
陈晓明：很多年前我对“批评家”这个称号还不很适应。我一直是做理论的，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结构主义和现象学混合的东西，和现实相差很远，但我始终关注当代文学。两者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我相信我对文学的阅读是比较仔细的，由于理论方面的准备，可能我做的批评尽可能把理论和文学结合起来。1995年至1998年我在英国和荷兰等国家做访问学者，这些经历对我做批评家知识方面的架构有一定的影响。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始终比较喜欢西方的哲学理论。我曾经在我的一本书里有点自吹，说我21岁就读康德、黑格尔的书而若有所悟，确实是从汉译学术名著那套书读下来的。后来有机会到国外去，看到国内找不到的书，有时候也到他们的学校听课，我觉得还是很受教育的。
阿琪：那你每天的阅读量是不是很大？我读你的评论文章的时候，还有一个疑惑，你作为一个批评家又作为一个男性，是不是经常把两个立场混淆？
陈晓明：这点很惭愧，对一个读书的人来说，总是觉得自己读的书太少。我现在每天白天要写作，所以读书越来越少。我最大的幸福是晚上有时间可以读书。批评的立场与我男性的身份，两个立场确实有时候很难区别开。尤其是性别的立场是很难摆脱的，特别是像在我对女性文化的理解上尤为明显。我们很多理论家也说过只有理解了妇女文化才能理解社会文化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从这个角度，我作为一个男性，有一个观点可能很偏激：我认为整个现当代文学中，女性文化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到后现代，其作用更是如此。可能很多人不同意，但是我有我的说法。比如徐志摩、金岳霖等都围绕着林徽音，徐志摩和胡适关系好，胡适经常起一个协调人的角色等等。你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可以从女性或者是私人性的这点上生发出来，但是由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被巨大的民族国家解放的背景压倒了。这条线索，文学女性气质是非常重要的线索，但是这点后来被压抑了。
女性写作很难摆脱自恋
阿琪：你有句俏皮话说中国文坛“男作家献技，女作家卖血”，我看了很难过。
陈晓明：你很善于抓住细节。这是一个半开玩笑的话。男作家在表现叙事故事，对生活的战胜和征服的时候，经常通过征服女性来表现。在这样一种表达中，总是表现他们以床上运动员的方式征服了女性，征服了世界。而女性作家总是有一个伤痛的回忆，把个人的直接经验抒发出来。每次书写都是重新揭示自己的伤疤，这些伤疤揭示得很美丽。
阿琪：谈到女作家的写作，你用到了“直接经验”这个词，你所谓的“直接经验”是什么？你觉得她们是因为不幸福而写作，还是因为写作而更不幸福？
陈晓明：她们的小说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当然夹杂虚构，但是总是很难摆脱自恋。对女性写作来说，我一直觉得，它是女人以写作的方式介入社会、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写作是重新介入主流社会，或者是向主流社会重新对话和对抗的有效途径。比如波西米亚式的文化，那些贫穷的子弟是怎么介入巴黎大都市的？他们是通过写作。
阿琪：我曾经看到过一句俏皮话，说所谓波西米亚风格，就是远看像一块破布，近看还是一块破布？
陈晓明：呵呵，现在就是这样，《哈利·波特》的作者就是这样，因为一本书积累了很多财富。很多来自边缘的青年，他们没有考上大学，但他们可以通过艺术手段，比如一幅画被大的买家看中，就是几万或几十万美元。这是一个边缘社会群体向主流社会重新介入的方式。我们从更大的整体来看，有一个文学资本建构的问题，文学资本争夺和重新创造、重新替代的方式问题。
阿琪：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女作家把自己的生活和写作另类化，是介入社会主流的一种方式？我最近看到网络上有一个说法是“胸口写作”，这是不是有意的标新立异？
陈晓明：我对世界上任何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可以理解，不是说我没有是非观念，而是说社会中的规范性力量过分强大，文学压抑机制超量发达，所以哪怕有歪门邪道也歪不到哪里去。有一个人“胸口写作”，不会跑出一群人来用胸口写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这些邪说为什么要用平常心看？文化总是有三大块，主流文化、边缘文化、以及崛起的文化。从主导文学中被边缘化，剩余化了，不能起主导作用；原来被主导文化排斥和被边缘化的文化中，有一部分新兴的文化崛起，它们充满了创生的欲望和力量。这种文化从传统的观点看显示为乱七八糟的东西，形成反叛，也会形成新的东西。文化总是多方作用的结果。
中国文坛十二钗排行榜
阿琪：如何定义中国的女性文学？
陈晓明：有女性自我意识并反映女性命运的、表达女性对男性社会的反抗的作品，我们称为“女性主义作品”。但从写作实践来说，这样的说法是不存在的。
阿琪：我请大批评家给现当代的女作家列个前十二名的排行榜吧，就叫“中国文坛十二钗”，如何？
陈晓明：这会让我得罪女作家们的，呵呵。戏说一下还可以。首先不能不提到张爱玲，她毫无疑问是可以列为第一。第二是萧红。萧红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是她这个人生命的存在，很多时候写作和生命构成了一种关系。围绕着萧红写作的本身构建了一个围绕着萧红的巨大的话语体系。有一个作家我也拿不定主意———丁玲，是否可以排第三？丁玲很多东西还可以研究。当然，丁玲后来变成了革命作家，在革命文学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整个革命文学在其中占的地位，如果在这样的、我们称之为“主流文学”中，我们不找到一两个作家作为代表，无法交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好说。“文革”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有张洁，她的《方舟》表现了女性的意识。还有残雪，这个需要在现代主义的框架中理解她。我个人对残雪的作品不大认可，她的作品总是不能持续地表达一种情景。第六是王安忆。她是一个很能把握潮流的作家，有她的吸引力和对女性命运孜孜不倦的关注和把握。第七个是铁凝，她的《玫瑰门》和《永远有多远》是很有内涵的小说，《大浴女》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由于题目通俗，大家对它都有不同的看法。第八位，比较难挑，因为有一拨人，并列说说吧。林白和陈染。我个人更偏爱林白。她的语言叙述是比较自然的，有一些飞扬的东西。陈染的《私人生活》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第十位，像虹影、海男可以排进去。虹影的《K》比较好，《K》因为牵扯到官司被淹没了，但是从浪漫派小说来看，《K》很充足，一方面特别，另外一方面又有经典小说所有的因素。《饥饿的女孩》表达的是第三世界受压迫女性的典型形象，对生活的伤痛解释得非常好。海男对生命力的把握很特别，尤其她对汉语的处理，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尊重，她的写作是一个表演形式。我自己还很欣赏一位女作家———斯妤，还有严歌苓。她虽然属于海外的，但也蛮重要。中国的市场太大了，严格从艺术水准来说，她和王安忆打个平手，她们确实各有千秋。
文字适合表达女性的趣味
阿琪：东西方女性写作的殊途最后能够同归吗？
陈晓明：当发现男性写作最后也不得不变为“很女性”，使我们这些男性非常尴尬。整个后现代消费的趣味就是女性的趣味，对文学文字的影响非常大。文字非常适合表达女性的趣味，文学最后是一个阴性的东西。阳刚的东西是政治、强权、暴力，阴柔的就是文学。这并不是意味着社会的衰亡，历史的终结或者是人类的末路。女性创造了这样的趣味，使未来更有可能处在一个和平的状态，这对未来文化的建构方式，也是一种有效的调整手段。女性文学的走向非常广阔，会出现男性模仿女性的写作，而且这个趋势已经有了。而近来西方的文学已不再有创造性，几乎变成一个读物。在后现代空间里面也不可避免地如此。这点东西可能要殊途同归。但是中国文学中还是会有雄性写作和阴性写作的对峙，最后鹿死谁手还有一个过程，最近一二十年不会看到。但我要说，一个女性主义的文学，在后现代的消费中会占到主导的地位，这点是不可避免的。（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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