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相信很多读者都非常熟悉这句史学名言，它出自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他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进一步论述道，“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作为一个生活在风谲云诡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学者，柯林武德博学多才，涉猎领域极其广泛，在哲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宗教、人类学等学科都有贡献，尤其是其历史哲学思想，在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曾经在《自传》中把一生的成就归功于儿时自由的家庭教育以及牛津大学的古典人文教育。
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
1938年初，柯林武德遭受多次中风，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病重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写作。对于终生用笔思考的人来说，柯林武德非常坚定地认为：“任何疾病都不会妨碍我思想和写作的能力，也不会妨碍我思想和写作的质量。当我感到不适，写下一些哲学断想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停笔之前我会忘了所有病痛。”
1939年2月9日，柯林武德开始写作《史学原理》一书，并草拟了写作大纲。在写给考古学朋友辛普森（F. G. Simpson）的信件中，他明确表示此书是他的毕生之作，“我已经在爪哇写了4万字，这是一本我一生都在准备的书。假如能够完成，我也就没有遗憾了”。
然而，遗憾的是，柯林武德生前只完成了写作大纲第一部分的前三章，且手稿始终未被后人发现。而幸运的又是，1995年《史学原理》的手稿失而复得，沉睡半个多世纪后于1999年编辑出版。在这些手稿中，柯林武德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等问题的思考。
今天，让我们共读《史学原理》中的金句，重温柯林武德生命最后十年中的历史哲学思考吧！
01
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
1.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却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它是一门科学，其任务乃是研究我们的观察所不及的那些事件，并且是要从推理来研究这些事件，从我们观察所及的那些另外的事物来论证它们，历史学家称这些事物为他所感兴趣的那些事件的“证据”。
2.像各门科学一样，历史学是自律的（autonomous）。历史学家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下决心以他自己的科学所固有的方法，追求他在这门科学中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的答案。他绝没有任何义务或权利，让别人为他下决心。如果有其他人——无论是谁，甚至于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历史学家，或者是一个目击者，或者是一个对于做出他正在探究的那件事的人很有了解的人，甚至是做出那件事的当事人——对他的问题给了他一份现成的答案，那么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拒绝它；这不是因为他认为提供给他信息的人要欺骗他，或者提供给他信息的人受到了欺骗，而是因为他一旦接受了它，他就放弃了作为历史学家的自律性，而允许别人为他去做只能由他自己去做的事情，假如他是一个科学的思想家的话。
3.历史学家想象性的构造之网与他所依赖的来源密切相关，不是与他的权威们给出的事实有关，而是与他批判权威们而得出的结论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解释他的来源有关。给定事实的要素完全消失了。我们的常识理论认为，历史学中一切东西都是给定的，而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东西是给定的。我并不是说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可以简单而完全地接受报告者的权威，而不承担自己断言它的责任。如果我在某本书中找到某一事实的陈述，我不能接受这一陈述，除非我对一整套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例如，所宣称的事件是否已经发生，作者的可信度几何，以及他在哪些方面受到偏见或误导，等等。
BBC纪录片《德尔斐：古代西方世界的中心》截图
4. 没有提问，就没有科学。科学家的训练在于学习如何提问。这对侦探来说也是一样的。最好的侦探，就像最好的科学家一样，是最能以正当的次序提出正当问题的人。这样做的能力取决于方法的训练。忘掉了这一点，并假装发现的基本要素是“确定事实”“断言命题”等，就是对科学基础的破坏。
5.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提出的，期待着第二个人能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启发第一个人。就像所有的科学问题一样，这些问题都是由科学家自己向自己提出的。柏拉图通过将思想定义为“灵魂与自己的对话”，来表达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观念。
6.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起来的历史学，我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我再重复一遍，它根本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
7.在开始思考之前，你不可能收集你的证据，这意思就是说：因为思维意味着提问（逻辑学家们，请注意），只有跟某个确切的问题产生关联，证据才能称之为证据。
02
历史学家的洞察能力
8. 一位试图解释亨利一世特许状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涉及四种问题，这些问题确定了历史学家在试图利用潜在的证据时，可能需要运用的四个层面的思想。
首先，如果文件是原始文件的副本，历史学家必须考虑它是否是真实的副本；第二，历史学家必须让自己确信，原始文件是它所宣称的那样，而不是伪造的；第三，历史学家必须能够读懂它，并找出它所说的内容；第四，历史学家必须根据他自己确信的想法来确定它的含义——原始文件的作者在发布它时，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柯林武德认为，第一层面的思想，需要的是一种实务判断。第二层面，是文本的学术训练。然而，在这两个层面上的任何一种思维都不能被严格地描述为历史思维：什么事情发生只不过是历史思维的预备阶段。即使在第三层面，也不存在真正的历史判断。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是一种感性的技能，即阅读一种思想表达的能力。只有在第四个层面，当历史学家探究他所读内容的含义时，才可能会出现全面的历史思维。（出自编者导言）
9. 所有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这包括情感的历史，仅当这些情感本质上与所讨论的思想有关：不是任何情感都伴随着思想，就此而言，也不是任何思想都伴随着情感。
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波旁王朝的法国国王和纳瓦拉国王
10. 知道戴克里先颁布了《价格法令》或者路易十四撤销了《南特敕令》都不是历史知识，它们至多是历史知识的枯骨。在我们能够将它们变成历史知识之前，我在我们能够将它们变成历史知识之前，我们必须“读懂”它们，也就是说，找出戴克里先或路易十四做出这些行动意味着什么，然后(这是历史学家的特殊事务)，我们必须将其解释为这样一种暗示: 他设想他以某种方式发现了自己所处的局势，出于某种理由对它不满，并提议以某种方式加以修正。
11. 历史学家可能会发现，在某场战役过程中，某个军官在某个地方建造了某种堡垒。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找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它仅仅是一个营地，一群士兵可以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或更长时间，睡在防御工事后面，就像罗马人经常做的那样吗？这是一个可以安全储存物资和运输物资的地方吗？它是用来掩饰敌人的据点，还是用来封锁敌人的一条交通线？我们没有必要穷尽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无论历史学家采用何种替代方案，他都要求洞察负责建造堡垒的人的思想：洞察力取决于他对防御工事的性质的一般理解，以及对那场战役所建造的防御工事的性质的特殊理解。
12. 我们现在所达到的这一点可以用公式来表示：所有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对于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探究的目的就是获知事件、名称和日期，但对于科学的历史学家而言，这些只是手段。他仅仅收集他希望证明能够被读作语言的东西，从而使得唯一真正的事情就是获得历史知识：洞察在某个时间和某些环境下做出行动的人或人们的心灵，而这些行动仅仅作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才被称为事件。
03
影响历史进程的是人类对自然的信念
13. 黑格尔曾经说过，“大自然没有历史”，这句话仍然是真确的。许多现代科学将其研究主题放在时间框架之中，但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框架并不是历史学。对于历史学而言，使其成为历史的，不是时间框架，而是它所包含的内容的性质：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活动事迹，即表达思想的行动。
14. 我想要辩护的论点是，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够在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中找到“实存的和不可撤销的自然”或“自然本身”。影响历史进程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类对自然的信念，无论是真是假，都是正在讨论的人类行动的问题所要关心的。不是日蚀，而是他相信有日蚀的日子是不吉利的，这对尼西亚斯围攻叙拉古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不是伤寒病在那里流行，而是我们相信它是如此，再加上我们对某种预防方法的信念，影响着我们为准备在那里作战的军队接种疫苗。那些与航海、灌溉和探险技术相互作用而使得海洋可以航行、土地变得肥沃、森林或山脉可以穿越的因素，并不是实存的和不可撤销的海洋、土地，森林和山川的自然，而是我们所探究的文明中的人们所关心的关于各种不同自然的信念。而且，它与这些信念的真假无关。
公元前5世纪时繁荣的叙拉古城邦
15. 如果一个人难以越过一座山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山中有鬼，那么历史学家要跨过若干个世纪的鸿沟而向这位古人说，“这纯粹是迷信。根本就不会有鬼。面对事实就会知道，山中并没有危险，除了岩石、溪涧和积雪，或许还有狼，又或许有坏人，但绝不会有鬼”，这便是愚蠢的事情。历史学家说，这些都是事实，因为这就是他被教导的思想的方式。但是，怕鬼的人会说，有鬼存在也是一个事实，因为这是他被教导的那种思想的方式。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错误的思考方式，但是，错误的思考方式就像正确的思考方式一样都是历史事实，而且都决定着持有这种思想方式的人所处的局势（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总是一种思想的局势）。
这一事实的坚固性在于，人没有能力以别的方式去思想他的局势。山上有鬼对于想要翻山的人所起的强迫作用，就在于他无法不相信有鬼这一事实。毫无疑问，这纯粹是迷信，但这个迷信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我们所考虑的这一局势中的关键事实。当他试图翻越高山时，他所遭受的痛苦，并不只是因为教导他相信有鬼存在的祖先们的罪过（如果那是一种罪过的话）；他正在受苦是因为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信念，是因为他已经分担了这种罪过。如果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山上没有鬼，那也只是以恰好同样的方式接受了一种信念。
04
历史学家在现在之中发现活着的过去
16. 在自然中，过去是必然的，以便现在有存在的可能（例如，过去必定有一个鸡蛋，现在才可能有一只母鸡），当现在产生时，过去就被抛在后面。而在历史中，只要这是真实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时间序列，过去就在现在之中保存自身。除非它过去存在，否则现在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如果有一个思想的历史，牛顿的物理学仍然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中的必要元素：如果没有这些元素，那么就没有历史，而仅仅有变化。历史学家并不是简单地从现在追溯过去的如其所是：他在现在之中发现活着的过去。这种情况的直接形式是记忆，过去作为意识中的过去而继续存在，构成了一个元素，没有它，现在的意识就不会如其所是。
秦始皇兵马俑城平面示意图
17.正如培根和17世纪的思想家普遍所言，历史学家收集并汇总了他人的记忆，无论是生活在自己的时代的记忆，还是以文字记录下来的记忆；但即便是这样的陈述，也忽略了历史思想的真正本质，即它的目的是发现一个没有人记得或曾经记得的过去，因为从来没有人知道它。勾勒罗马帝国经济史的历史学家所描绘的是一种当代还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事物的状态，而这个整体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大脑从同时代人分别看到和报告的各个部分组建起来的，因为历史学家思想的对象的这个整体不是这些部分的总和，而是联合它们的关系体系。正是因为他掌握了这种关系体系，他能将某些同时代的人所宣称的事实认定为不准确或误导的，从而拒绝它们，并插入他自己对于某些关心的事情的推论，而关于这些事情，它自己的来源是沉默的。
18.历史的过去不是一个被记住的过去，也不是个人所记忆的过去的总和。它是一个观念的过去，通过理论化或思想的过程进入他的心灵，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科学家通过理论或思想所形成的概念的观念世界。
19.历史学就像科学一样，是对世界的片面和不完整的观点，不是旨在无事不知（de omni scibili）的知识，而是针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它脱离了经验所给予的现实性，故意忽略现实中某些必要要素。历史学家把自己限定在对过去的研究中，无疑为自己的思想发现了一个客观的、可理解的、迄今为止值得研究的对象。
20.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已经承担了一项严肃的任务，不仅要发现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且要根据我们自己的道德理想进行判断。我们是作为人的存在，要对自己群体的过去做出判断。即便我们不愿意承担这一责任，但就我们作为历史学家而言，仍然要接受这一责任。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能承担它，就应该放弃历史研究，而做些别的事情。我们所不能做的，就是继续玩弄历史研究，但却逃避评判我们所叙述的行为的责任：指出这是明智的，那是愚蠢的；这个勇敢，那个怯懦；这个做得好，那个做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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