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的实践感理论
大框架 ：共分为 实践理论 象征权力政治学 教育、文化与社会再生产 反思社会学的建构
实践理论 1、实践理论的逻辑 2、惯习和场域 3、关系主义方法论（从惯习与场域的关系出发）
象征权力政治学 1、社会世界双重结构（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 2、象征权力及其特征
3、语言、性别与象征权力 （男性统治）
教育、文化与社会再生产 1、教育与不平等 2、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3、文化与社会再生产
反思社会学 1、从实践到反思 2、社会学的道德与政治向度 3、社会学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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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来源：
① 迪尔凯姆 批判二战后法国社会学抛弃迪尔凯姆所开创的社会学传统的做法，认为迪尔凯姆把社会事实视为“物”来研究的思想是一种与萨特式主体哲学的抗衡力量。迪尔凯姆对社会分类的研究，使布尔迪厄关注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的关系并从中发现社会支配现象的根源。继承迪尔凯姆的追求，把社会学确立为科学，而非哲学。
② 韦伯 此外他还借鉴了马克斯韦伯的神正论合法功能的分析，支持自己的象征权力理论。没有止步于韦伯的分析，将权力定义为即使对方不同意也能使其服从，而是指出象征权力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合谋的结果，将理论矛头指向社会世界隐秘深处。
③ 列维施特劳斯 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使布尔迪厄从新的理论视野考察现象学，改造当时语言哲学，走上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道路。他发展了结构主义：质疑强调心智结构的固定不变性，意识到心智和行为结构都在社会历史中共时地进行内在化和外在化的双重运作，说明行动者心智及其行为都同时具有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特点。
④ 马克思 马克思的影响更明显。强调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在实践过程中提出和理解社会问题才能对人生和社会现实进行确切分析。布尔迪厄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践感”“实践的模糊逻辑”等。不仅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还能深入实际社会生活，体会大众尤其底层群体的生活境遇。关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观点也是在马克思经济资本的延续中加以阐发。
⑤ 梅洛庞蒂的现象学 有关身体、知觉、游戏感的分析对布尔迪厄阐释“实践感”、“惯习”等概念有所助益。引用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游戏感的例子，说明惯习的社会性的主观性和实践逻辑的模糊性。
⑥ 法国认识论大师巴什拉 巴什拉认为科学是一种经常性的革命，科学的成就在于不断和各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作斗争。这有助于克服盲目相信直觉的自发社会学倾向。
第一节 实践理论
1、 实践的逻辑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不仅是直接改造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一切人类活动，不是简单的主体指向客体，而是一个总体概念。因此二元对立无法理解实践的本质。布尔迪厄在对理论理性的批判基础上阐释实践的逻辑。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最具破坏性的人为造成的对立。他认为这种对立之所以反复出现，足以证明这是社会学不能简化为现象学，也不能归结为物理学所必不可少的。在保留各自成果基础上超越对立，必须阐明它们共有的假设。主观主义只强调行动构成社会结构，人们的决策、行动和认知对社会现实的作用。无法解释“这类体验为何成立”。把智力关系引入对象，用与对象的关系替代与实践的关系。客观主义确定一些不以意识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则，将社会看做客观结构从外部把握，无视深处客观世界中的人们的看法。把个人看做消极的承受者。
实践理论与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唯物论）相反。认为认识的对象是构成的，而不是被动记录的。也与主观主义（理智主义唯心论）相反，认为这一构成的原则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倾向系统。结构是外部世界客体本身存在的特征，建构是人对此加以认识并通过实践活动对原有的结构产生影响。这一构成的原则就是惯习。该系统构成于实践活动并总是趋向实践功能。客观主义是是与原初经验决裂和客观关系构成的必经阶段，但把这些关系当做现实事物实体化时，必然导致结构实在论。要摆脱这种实在论，又要避免陷入必然不可能阐明世界的主观主义。
理论逻辑的谬误在于人们把为解释实践而构建的模型当做实践的根由。（例如用精神分析去解释行为现象，就认为确实是潜意识因素导致了所有的行为）而实践的逻辑是一种“模糊的逻辑”或“实践感”，不是理论逻辑的概念图式。（我认为这里是在说一种复杂性，实践过程中的无限变量和复杂因素，是无论如何不能用有限的理论逻辑加以完全、无遗漏的阐释的，所以实践本身永远不可能完全清晰，只能是一种模糊）。为了避免把逻辑的事物当成事物的逻辑（不把用来解释事情而简化后的模型等同于事物原来的样态和根源），必须在理论中包含隐藏在策略背后的真正原则，即实践感。以身体技术的运作方式。运动员所谓对游戏的感觉，就是对游戏的逻辑或内在必要性的实践的把握。这种把握源自经验，在意识之外，在话语之外产生作用。（理解为意识过程必须依赖话语，在话语之外，也就在意识之外了）。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这样的概念，是摆脱结构主义客观主义的努力，也是免于陷入主观主义的努力。
布尔迪厄指出，实践有一种不是逻辑的逻辑。不能向实践索取某种不连贯性（不能把它等同于舍弃了一些因素的模型），也不能强加给它某种连贯（认为模型没有舍弃任何因素变量，就是本身原貌）。实践理论指斥严格的理性行动，后者是在意识中严格寻找经济行为或非经济行为的根源，常常与狭隘的理性结合在一起，往往假定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行动者追求和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行动者开展行为的社会空间的具体性和丰富性，以及选择意向的多向性和模糊性。社会行动者不一定是遵循理性的，但一定是“合情合理”的。
实践的逻辑是自在逻辑，既无明确意识反思又无逻辑的控制。“实践感”在前对象、非设定性的层面上运作。在我们设想客体对象之前，实践感体现的社会感受性就已经在引导我们的运动。例子：球类比赛中具有良好场地大局观的运动员。 通过自发预见，实践感就将有意义的世界加以改造。 凭直觉判断 “灵感式”的 迅速判断无需事后认识和计算理性助益。
一、惯习与场域
1、惯习
惯习确定了一种明确建构和理解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惯习克服了实证主义唯物论和唯智主义唯心论。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 来源上看，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生成惯习。惯习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生成的组织原则起作用。不用设定有意识的程序。是客观得到调节并合乎规则，而不是服从规则的结果。（集体协调一致但不是乐队指挥组织的作用） 惯习作为一种实践感，使制度中的客观化意义恢复活力。客观结构如果要使人生成持久的调试行为，就要反复灌输。惯习就是这种工作的产品。惯习使它的特殊逻辑加以身体化，身体化使自己在制度中生活，在实践中占有制度，从而使制度保持活力，不断使他们摆脱无效和衰竭状态。修正和改变是重新活化的补偿条件，因此惯习是被结构化的，也是促结构化的。 个体惯习存在差异，源自于社会轨迹的特殊性。人根据之前经验形成了一种结构，新的经验按照先前形成的结构被结构化，新的经验又对先前的经验结构施加影响。惯习在统计学上为同一阶级所共有的经验进行整合。惯习要保持自身稳定，抵御新的经验中有威胁的信息，受到意外时就会排斥那些危机已累及信息的信息，阻止这类信息的危害。
惯习的社会性：惯习是在场域形塑下的惯习。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2、 场域
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这一含义的重要之处在于将场域视为一个关系或社会网络系统。
网络是网络结构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强调社会成员或团体通过信息沟通、社会互动和社会资本的获取与占有来改变社会关系及其中蕴藏的资源。特点是从传统的实体论转向了关系论。不仅重视社会问题客观性研究，也重视社会成员主观性的交流互动。融合了主客对立。
场域概念所要表达的内涵，是某一个社会空间内，由特定的社会行动者或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不存在社会与个人的严格划分甚至对立。
从场域角度进行分析必不可少的内在关联的环节：
首先，必须分析场域与相对的场域位置。权力场域相对于经济场域、文学场域、科学场域等具有“元场域”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其他场域。
其次，必须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占据这些位置是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力，相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
最后，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行动者将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予以内化获得这些性情倾向。
三方面紧密相连促使场域形成一个动态开放系统。占据一定位置相当于掌握相应资源，争夺资源导致位置变化，而促使行动者投入到场域中去的是其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场域是争夺的、不断变动的空间，场域是力量关系旨在改变场域斗争关系的地方（不断摆脱自身所处弱势地位，争夺强势地位），因此是无休止变革的地方。如果场域在某个既定状态出现了协调的统合，那不是场域结构内在固有的自我发展的结果，而是始于竞争和冲突。（我理解为暂时的平衡态的出现是竞争发展至某个阶段的一切状态之间的特殊聚合，此现象的出现绝不意味着场域是平衡的，它依然是不断变化的，以冲突和竞争主导的。这种巧合的动态的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在社会空间里，场域与惯习之间、位置与资源之间以及竞争与冲突之间的张力，使得场域成为一个变动不居的“游戏场”。
场域是动态的、生成的、流动的。高度分化的社会由各种场域构成，那么也可以说社会是流动的。这与古典社会学理性化或者类型化的社会观明显不同，而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场域概念终结了以碎片化、僵化、逻辑化等为表征的“社会”概念。
场域概念对古典社会学范式的超越：微观与宏观的对立、能动与受动的对立。与前者相对的是关系论原则，与后者相对应的是生成性原则。社会结构不是抽象的，它与行动者具体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
惯习和场域之间的关联有两种作用方式：一方面，这是一种制约关系，场域型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场域，它们彼此交隔或歧异的程度，正式惯习的内在分离甚至是土崩瓦解的根源——固有的必然属性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知识的关系，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感觉和价值，值得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
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
三、关系主义方法论
布尔迪厄以关系主义方法论为基础建构社会学理论。
布尔迪厄把社会学的任务设定为解释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机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布尔迪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是“结构”、和“机制”，“结构”和“机制”又是嵌入在各种关系中，并通过互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就场域和惯习而言，惯习由累积沉淀在个人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而场域则由附着在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之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组成。布尔迪厄抛弃空泛的“社会”概念而用场域来代替。从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
场域、惯习两个概念都是关系性的。制约关系与知识建构关系。场域型塑着惯习，惯习赋予场域价值和意义。在彼此的关系之中，它们才能发挥作用。
布尔迪厄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迪尔凯姆传统对“社会事实”的过分关注，转移到关系及其维持和再生产模式的关注，虽然遭受批评，但为范式林立的社会学提供了一种崭新而独特的视角。
第二节 象征权力的政治学
一、社会世界的双重结构 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
象征权力理论来源是迪尔凯姆学术继承人莫斯关于“原始分类”的研究。分类的依据既不是逻辑学家所说的概念，也不是心理学家所言的个体活动的产物。最初的逻辑范畴就是人的范畴，最初事物分类就是人的分类。分类源自社会，社会结构型塑分类活动和分类结构。
布尔迪厄继承了迪尔凯姆和莫斯关于认知体系是社会体系的派生物、理解范畴乃是集体表象、心智图式由社会结构调整定型等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在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在对社会世界的各种客观划分（尤其是不同场域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和行动者划分世界的关注原则与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象征系统不仅仅是知识的工具，还是支配的工具。这是象征权力理论的重要前提。
布尔迪厄从以下几个方面扩展了迪尔凯姆和莫斯关于原始分类的研究。
首先 传统社会共同体中观察到的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存在于发达社会，发达社会这种对应关系大部分通过学校教育体系的职能生产出来。
其次 由于社会划分和心智图式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随着个人不断接触某些社会状况，个人也被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而行动者通过将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使其在实践中注入超个人的、无意识的关注原则或划分原则得以建构。
再次 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象征系统是知识的工具也是支配的工具。象征系统能够反映和建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人们可以一定程度通过改变世界的表象来改变这个世界。
最后，各种分类系统构成争论的焦点，各个个人和群体为此在日常生活的常规互动中，发生于政治和文化场域中的单打独斗或集体竞争而相互对立。
布尔迪厄不仅把象征当做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而是在象征系统与社会结构的联系之中挖掘象征所体现的权力关系。象征存在于人们对象征的合法性信仰，以及制造出这一象征的人的信仰之中。所以象征是在实施权力与接受权力的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得到界定的，也就是说是在生产并再生产信仰的场域结构中得到界定的。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达成的对应关系为社会支配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ps 存在某种权力的社会结构对应着人们相信这种权力的象征的心智结构，权力存在，也得人们相信它，支配才能实行）
二、象征权力及其特征
布尔迪厄在学校体系中揭示象征权力的重要内涵：强加并灌输各种分类系统，使人把支配结构看做自然而然的，从而接受。社会行动者并不领会强加给他们的暴力是暴力，认可了这种暴力，这是一种误识。这是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的对应关系所衍生的一种支配的政治学。
误识的深层原因：降生在某个世界中，就有喋喋不休的劝导和潜移默化的灌输，就接受了。这种接受源于客观结构和认知结构之间直接的一致关系。简单明了地通过事物的秩序发挥作用的那种劝服。（ps 这种秩序指的是认知结构对应着客观结构的这种客观事实，所以被灌输的客观结构什么样，人就形成了什么样对应的心智结构。一致性导致了不会去反抗。）
“象征权力”这一概念强调了社会行动者具有认知能力。支配的效果总是产生与各种决定因素将人们构成社会行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国家内部的阶级支配，与国家间的支配关系，象征权力都不可或缺。因为它揭示出权力关系往往是在“合谋”情况下完成。
布尔迪厄说：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不是人们所相信的有目的的哄骗的产物。宁愿说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行动者面对客观世界的感知评价结构，正是社会世界客观结构的产物，所以将世界视为不言自明的。任何象征支配都预先假定，在受制于象征支配的社会行动者那里，存在某种形式的合谋关系。这种合谋既不是屈从于外在束缚，也不是自由信奉某些价值。象征权力的特殊性在于：它要求承受支配的人有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使自由和约束之间寻常的对立站不住脚。（ps 不是被迫地承受束缚的痛苦，也不是出于自由意志选择认同某种价值。而是心智结构从社会结构中生发，自然而然就认为那是对的，没有选择也没有抵抗。这种情况下是无所谓束缚与自由选择的概念。）
三、语言、性别与象征权力
语言是温和的暴力。语言关系象征权力的关系。任何言语行为都是两方面的产物：一方面是语言惯习，一套社会因素构成的性情倾向，暗含以某些方式去说，只说某些东西而不说其他东西的倾向，并在既定情境中运用。另一方面是语言市场，作为特定的约束和监督力量强加于自身的力量关系系统。通过决定语言产品的价格（追捧高的排斥低的）来推动语言生产方式的更新（有的被支持，有的被舍弃）。语言市场越严谨官方规范，监督就越强，就越受使语言合法的技能的拥有者的支配。
不简单是技术能力，而是规范能力。并非所有语言说法都被接受，并非所有言说者都平等。语言不稀缺，但进入合法语言的渠道不平等。语言技能在现实中由某些人垄断，属于某些范畴的言说者被剥夺了在某些情境下说话的权力，人们经常接受这种剥夺。
语言技能的不平等在日常交流中展现自身。政治上各种发言人被授予垄断权。经常越俎代庖，取代集体来表达个人自己的意见。布尔迪厄称之为“演说效应”，蕴含了“合法骗局”的可能性。
性别支配是象征权力的典型体现。男性秩序借助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之间的相符关系，作为被支配者的女性，将那种无思想的图式运用到这一支配关系借以实现自身的人们身上，应用到她们深陷的支配关系上。权力化关系出现在对偶范畴中，如高贵-低贱，坦荡-琐屑。男性意味支配者-干的、南方、热的、白昼、夏天、官方的、宗教性的、公共的活动。 女性意味被支配者-湿的、北方、冷的、夜晚、冬天。非官方的、魔幻性的、日常的活动。
男性社会将统治关系纳入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中，将这种关系合法化，而这种生物学的自然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化的社会构造。男性统治的逻辑通过“身体化统治”而深深嵌入社会世界和人们的性情倾向之中。
第三节 教育、文化与再生产
一、教育与不平等 布尔迪厄把教育视作当代社会中资本积累和调控社会阶层的主要结构。教育系统反复灌输占统治地位的分类系统，象征权力就是通过这种分类系统表达的。
学校以一种貌似平等的方式生产与再生产社会文化的不平等。现代社会学校演变成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场域。社会集团取得成功的可能不取决于它们本身好坏差异，而取决于学习人为制定的分类系统。学校文化推崇的技能和礼仪是一种精英文化，获得精英文化对一些人来说需要付出高昂代价，对另一些人来说只是一种继承。
不平等的射社会可以使教育在经济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把这种不平等引导人们归因于天赋或个人的努力，从而掩盖不平等的事实继续维护不平等。
布尔迪厄指出，教育不仅具有将只对支配阶级有利的内容转化为普遍接受的通识教育的内容的功能，还可使转化功能以隐蔽方式进行。被支配阶层不但不把这视为压迫和强制，反而看做理所当然的东西欣然接受。之所以没意识到象征权力强制性的存在，是因为包括家庭在内的各个生活领域里早已开始了某种“教育”。人们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被灌输的内容和方法成为一种惯习，影响着之后的学习生涯。
二、经济资本 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空间好比市场系统，人们根据不同利益进行特殊交换活动。布尔迪厄在早期著作中把资本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后来加上所谓象征资本，即被人们接受了的上述三中资本。
经济资本，是由生产要素比如土地工厂劳动货币、经济财产、各种收入及各种经济利益组成的。
社会资本，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
文化资本是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同经济资本一起成为一切社会的两大基本区分原则。文化资本是一种信息资本，涉及文化知识、能力和秉性的形式。只有将经济资本同文化资本结合起来，并使两者的质量和数量达到显著的程度，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并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文化资本可以采取三种形式。其一是身体化的形式，在人体内长期稳定内在化一种秉性和才能，构成惯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是客观化的形式，指的是物化或对象化为文化财产（比如画作和古董文物本身没什么价值，被赋予极高价值）其三是制度化形式，指的是合法化正当化的制度确认的各种头衔、学位及名校毕业证书。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更加牢固，钱是身外之物，但物质可以通过文化资本内化为惯习铭刻在行动者身体之上。
布尔迪厄研究教育问题运用大量文化资本的概念，指出不同经济出身的学生在学业成就和人生道路的差异。官方认可的文化资本成为人们力求获取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成为进一步积累文化资本的保障。
三、文化与社会再生产
以往的教育理论倾向于把教育体系定义为保证文化一代代传递下去的所有习惯性和组织性机制的总和。这种观点掩盖了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没有把文化视为特权阶级的垄断物。
教育作为一种象征权力手段在从事社会的再生产。通过教育资源的获得，一种权力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得以确立。现代社会中教育成为人们获得各种资格和能力的通行证。拥有更多文化象征资本的人可以支配文化资本少的群体。因此，对个人而言，通过教育、文化、知识、语言等，象征权力为人们提供或剥夺其所需要的关于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我价值认同感。主导性文化资源的权力体系的存在，使所有非主导地位的文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危机。文化趣味高雅低俗的区分反映了权利关系。为了减轻和消除文化的合法性危机，文化资本的获取成了现代社会中最大的神话，现代巫术。
为什么社会不平等没有遭到有力反抗？在他看来，这是因为统治阶级改变了统治策略，温和的文化实践形式取代了粗暴的身体控制，统治变成类似催眠术的象征支配，使支配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达成共识。
在文化与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上，布尔迪厄与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概念有很大区别。布尔迪厄看来，行为主体为了获得利益，借助自己的资本在特定社会场域的空间里相互斗争，而在场域中空间位置相近的人就构成一个阶级。这些行动者有相似的位置，有相同生活处境，就有了相似的惯习。反过来导致他们有共同的实践。
因此阶级不单单通过生产关系中所处位置界定，更通过阶级惯习来界定。这种惯习通常与阶级地位相关联。一个阶级可以通过其存在、感知、消费来界定。生存条件的一致性赋予他们惯习的一致，致使实践活动趋于一致，而无任何策略考虑和有意识参照某种规范，使他们在无明确协商情况下可以相互调整。
第四节 反思社会学的建构
一、从实践到反思
布尔迪厄否弃种种二元对立，因为社会学必须从一个整体上去把握社会现实。社会是能想象到的最复杂的各种因素如身体、灵魂、社会等融合在一起，这就是社会的总体性。而不是思维某一部分的特别事实。
现代社会，工具性的扩张造成了社会的单向度，总体性社会被肢解为破碎的社会事实。
实践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揭露假象，批判揭露象征权力机制这一将社会事实碎片化的二元论者和假象的维护者。要把通过各种方式灌输给人们熟视无睹的社会无意识予以揭发、批判、连根拔起。建构一门“反思社会学”。
布尔迪厄的反思性不是以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方式进行反思，而是要求对那些未被反思的范畴进行系统探索，然后又返回超出经验主体范围而延伸到学科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中。对反思性的关注，不是自我中心的，也非逻各斯中心的，而是本质上根植于实践并面向实践的。
总而言之，布尔迪厄倡导的反思性，是将有关学术实践的理论纳入整个批判体系。研究对象是根植于研究过程中的社会无意识与学术的无意识。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力图使更多的人拿起反抗象征权力支配的武器。
二、社会学的道德与政治向度
鲍曼研究纳粹大屠杀将其归结为现代科层体系导致的道德模式。这属于用现代性本身去解释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忽视了道德行为与道德选择这一更本质的原因。社会学已经过多与现代性保持同一性关系（我觉得可以说是被现代性同化、驯化了）社会学的风格已经被调适（理解成调教也行？）和现代社会本身一模一样了。
布尔迪厄从一般性的知识层面寻找大屠杀问题的答案。深切地关注社会学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意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社会学当做“解放的工具”。
社会分析可以被看作精神分析在集体层面的一种对应方法。社会分析帮助我们揭示根植于内心的社会无意识。社会学家的任务是祛除社会世界的宿命性，揭露行为的必然性，这种反思力批判力帮助被统治群体获得自由。（原来人们意识不到社会已经潜移默化悄无声息塑造了他们的无意识行为，经社会学的反思一揭露，他们才能明白，原来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原来这是压迫，而我可以反抗压迫）。
布尔迪厄把社会学看作一种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因为它极为关注象征支配的各种策略和机制。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在场域中所处的被支配地位，以及社科研究对象的特有性质，决定了社会科学不可能保持中立，不可能像自然那样无可争议。所有永远不断面临抵制和监督。社会学困境在于，自主性增大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中立性随之增大。反思社会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在权力场域的斗争中捍卫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三、社会学的社会学
布尔迪厄始终坚持对整个社会学学术传统不停追问、质询，冷静而有条理地怀疑。具体教学中，我们一方面必须反复灌输经过反复检验的现实建构工具，如“问题框架、概念、技术、方法”，又要培养批判性情，无畏地质询这些工具的倾向。
反思社会学要与社会预先建构的观念保持距离。社会预先建构的观念把自己藏在不证自明的外衣下。社会学的任务是去开辟，去创生，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令人感到习以为常、是常识的思维方式、概念类型、方法途径通通划清界限。
反思的关键之处在于建构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参与性对象化，就是把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过程本身对象化。要求研究者和最不自觉的因素决裂。往往正是这本身使研究者产生兴趣（揭露了哪些东西神不知鬼不觉操纵了人们，恍然大悟，一拍大腿，当然快乐和感兴趣）只有以社会学、社会学家为研究对象，才能对社会现实彻底质疑，把握那些可以通过科学目的直接寻求的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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