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如何在这世上开辟自己的一席之地

 

 

卡夫卡的世界不宜居住，但是他的语句渗入肌肤，发人深思，让你再也抖落不掉。

——莱纳·施塔赫

卡夫卡之所以对我们重要，是因为他的困惑亦即现代人的困惑。

——英国诗人奥登

一个人在这世上撑开的网越宽广，他的一生就越有吸引力，越让人难以忘却，或许对我们影响也会越大。财产，成就，事业，影响力，权力，性伴侣，子嗣，仰慕者，继承者，敌人：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人的“横向”维度，那是他生存的社会性延伸，让他的存在变得清晰可见，而不至于陷入社会匿名性的漩涡。卡夫卡穷其一生都在以一种乍看之下似乎有点天真的方式叩问自己：怎样结那张网，把控它；又如何在这世上开辟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热衷于阅读传记作品，但他并非不加选择、漫无目的地读。一位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奥地利女伯爵，一名将军，一位哲学家，一位十九世纪的剧作家，一位农场主，一位极地探险家和一位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活动家，他们的世界或许互不兼容，但无不施展策略和手段以捍卫和扩展自己那得来不易的生存领地。卡夫卡希望研究这些生存策略的内在联系，从中提炼出一种“生活的艺术”。

在诸如此类的“生活艺术”的追求中，卡夫卡并没能走多远，各个方面的失败已经彰明较著，无可辩驳。而且，最早翻开他日记和书信的那些读者会有这么一个印象：此人一定极为孤僻、脆弱，几乎是个非物质存在，就好像他撒出去的社会之网最后又不偏不倚落在自己身上，他仍待在原点。卡夫卡不也正是以如此笔法为自己画像的吗，不也声称要过“替代性”生活吗？好吧。但那些读者当时还并不懂得如何解读他。一个幽灵，一只虫子，一条飞狗，一只猴子，一只瞎眼的鼹鼠，一个永远的犹太人——人们对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拘泥于字面意义上的解读。“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这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世人对卡夫卡的印象。

卡夫卡

即便时至今日，弗朗茨·卡夫卡的传记倘冠以“一生”之名，仍难免有讽刺之嫌（虽然这可能并非传记作者本意）。这一点，并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对他的社会关系渐渐明了，他在我们印象中似乎变得更加形象、立体（特别是有众多他与周围人的照片佐证）而有所改变。倘若在哪里突然又发现一段录下卡夫卡身影的几秒视频，或者发现了存有他声音的录音机蜡筒，我们会感到惊喜不已，但这些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新认识。我们无法想象他坐在我们对面的沙发椅上，站在超市的收银台前，或坐在街角酒馆的吧台边。他身上散发出一轮文化的光芒，使他与我们保持着距离，那是一种陌生感，一种我们一刻也无法忘却的“异质感”，而这种异质感既与他的失败，同样也与他的声名有着令人费解的关联。

他留给我们的是一条难以通行的狭窄山脊。一边，是他微薄的生命遗产，巨大的缺失；而我们越是将卡夫卡的生存剔剥到实在、可见的“骨骼”部分，就越为其中的缺失感到沮丧。另一边，是人们对他文学光芒的盲目崇拜，却忽略了在如此独特的文学作品背后，他牺牲了多少幸福和自由，经受了怎样的精神苦痛，甚至不幸。以上两面都不能真正反映卡夫卡的生活，两种态度里都隐约闪现着粗暴的一面。

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人究竟从他的生活中获得了什么……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正如我们在他难解的作品面前难免会感到惊讶一样。卡夫卡日记和书信的读者，当然也包括卡夫卡的传记作者都无法绕开这样的疑惑——除非我们像用放大镜观察标本一样不怀任何成见地观察他。不过，卡夫卡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这个是非题却不是我们可以判断的。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群体，每一个人都会依据一定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一生，而这些标准并不能不假思索地直接套用于其他情境。而对于个人来说，这些标准同时又具有强大驱动力，甚至决定了他会在哪个方向追寻幸福，所以评论者倘若无视这些特定标准或者一味代入自己的标准，就会马上发现一个陌生人的生活如同一团解不开的谜，而评论者此时也就只能奉上一堆似是而非的解决方案，外加一些道德的注脚了。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在其莫扎特传记的前言中写道：“平庸的传记作品很不幸的一点就在于，无论对什么事，它都巴不得要在我们可理解的范围内、在我们的经历范围内寻求某种简单化的解释。”

我们试图理解的人物思想越独立、越具独创性，那么诠释学的视角问题就越是紧迫。卡夫卡生命的厚度主要体现在心理世界，反映在不可见的层面，展开在一个表面上与社会领域完全无涉，但却无处不渗入社会因素的“纵向”维度上。那些刚开始接触《失踪者》或《城堡》的读者很难明白，小说作者的职业、婚姻状况、喜恶，跟他的作品有什么关联。而读他的日记则强化了我们对他的一个印象，即他沉潜于一个完全自主的内心世界里：卡夫卡具有一眼即可洞察局面的能力，并能从中滤出重要细节，找到事物之间隐藏的关联，然后再将这一切定格于他那充满精确意象又极为明晰的文字中；这种神奇的能力是所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都无法解释的。人们把这样的能力称为“天才”，但天才毕竟不受特定时代或地域所限，似乎只能说，他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而且如果人世间真有所谓天才，那么以我们的想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天才都可能出现。可是那样的话，写传记所为何用？是为了告诉大家，天才也要吃饭也得消化吗？

显然，天才这个概念是有些可疑的。一匹赛马可能是“天才”（援引穆齐尔的著名例子），而一位搞创作的作家，却不想因天赋异禀而受人夸赞。而文学研究就更忌讳天才这个概念了，毕竟文学研究者的任务恰恰在于，将那表面上的独一无二特性嵌入特定的历史。对文学研究界而言，“天才”是一个在方法论上令人生厌的概念，动不动就搬出这个词语的人无疑暴露了自己门外汉的本色。

不过，在文学研究之前就已经有文学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位饱览群书、接受力又强的读者在接触卡夫卡的文本时从来没有发出过“作者乃天才”的惊呼——即便他觉得这些文字夸张，残酷，晦暗，不够幽默。卡夫卡的世界不宜居住，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这里。但是他的语句渗入肌肤，发人深思，让你再也抖落不掉。在读者面前浮现出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是，“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另一个是，“这些都是怎么想出来的？”如果读者追随前一声召唤，会陷入作品诠释的密林；倘若循后一声而去，则会踏入一片生平传记的字谜方阵，费多少力也解不完。

无论在日记中，还是在书信里，卡夫卡自己总是一再唤出内心深渊的图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某些力量，它让我以一种在正常状态下根本无法感知的深度潜心于文学……”“完完全全的冷漠与迟钝。一口干枯的井，水在无法企及的深处，而且在哪儿也无法确定。”类似的表达举不胜举。“真实”（Wahrheit）并非来自上面，并非神启的灵感或上天的恩赐；这真相也并非来自丰富的尘世经历，来自感官体验，来自工作或悲天悯人的情怀；真正的文学只来自“深处”，而不扎根于深处的文字，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是纯粹的“构思”而已。上述图景让人信服，至少很契合卡夫卡，契合他的情形，当然我们或许应该拿更为谨慎的“本真”（Authentizitt）概念来替换卡夫卡使用多次的“真实”一词。如果真是这样，如果“难以企及的内心深处”这一图景果真能解释卡夫卡时而惊人时而干枯的美学力量，那么我们别无他法，也只得跟着他下去，潜得再深一点，一探究竟。

“又一本关于莱辛的书！”，黑贝尔在日记里写道：“可是，就算莱辛复活，也无法再提供关于他自己的新鲜事了。”这句话用来形容大学新生参观日耳曼语言文学图书区目录为“Ｋ”的书架时的压抑感，再恰当不过。瞧，那一排排绵延不绝的卡夫卡文献：早已泛黄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卡夫卡作品“解读大全”；各种版本的作家手册和职业描述；蔚为可观的卡夫卡研究论文集；令人望而生畏且早已过时的文献目录汇编；望不到边的学术专著：某部未完成作品的结构研究，卡夫卡的某个概念，作者的影响，等等。

互联网上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倘若某位美国大学生天真地以为，只要输入“卡夫卡”这个关键词，就能了解卡夫卡的基本信息，那么恭喜他，电脑将跳出十三万多个英文网站，是搜索“汉弗莱·鲍嘉”的两倍，甚至比“歌德”的搜索结果还要多几个。倘若卡夫卡起死回生，我们也会怀疑他还能抖出点什么关于自己的新料。再次打量Ｋ字头的图书架，你就会冷静下来。大部分书籍都是主观臆断的投机之作或学术道路上的必修功课。什么样的无稽之谈都被提出来过，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都像车轮一样碾过一遍卡夫卡。还有一些专门研究，好比自闭症患者玩的游戏，简直想不出会有什么人愿意读。

几乎每篇文章都能发现半打卡夫卡经典语录，要不然就是作者之间大量引用。卡夫卡研究似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行业，又好比一座高高在上的庙堂，一些人被准许进入，另一些人则被拒之门外。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当中的少数精品——那些熠熠生辉的绝妙散文和富有启发的思想随笔——几乎都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

互联网表面繁荣，实质令人失望：撇开那些五彩缤纷的图像、漂亮的装饰字体和Java动画，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张网不过是次要媒介。

要阅读关于卡夫卡的重要文献，还是得靠那排标着“Ｋ”的图书馆书架，而且纸质书也更方便查阅；更不用说互联网是没有过滤功能的，后果显而易见。重复和轻松抄袭是互联网舞台运行的法则。我们唯一需要质疑的是：网络上流传的一切是对“卡夫卡崇拜现象”的增强，还是模仿？还是预示了它的衰落？

那些原本打算了解一下卡夫卡的门外汉被那如烟海的文献搞得精疲力竭，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卡夫卡传记上。最好是读读那种笔法生动、图文并茂的传记，出自某位懂行的，却并不喜爱掉书袋的卡夫卡专家。当下流行的观点是，这类传记才是了解一位经典作家的最佳途径：

读者终于不必战战兢兢面对一大堆文献史料，不必咀嚼空洞乏味的陈词滥调。像生产标准零件那样成批生产传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的阅读要求大大提高。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关于歌德、叔本华、维特根斯坦、托马斯·曼、弗吉尼亚·伍尔夫、纳博科夫、乔伊斯和贝克特的经典传记，让人自然地想到：传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终于获得了它应有的文学地位。

但我们马上就会惊讶地发现，世上还没有一部出色的卡夫卡全传，甚至记述他完整一生的尝试之作也不多。世界范围内，值得一读的介绍卡夫卡生平的导读类作品不超过三到四部。而在德国，这个与卡夫卡说着和写着同一种语言的国度，在卡夫卡死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和卡夫卡作品全集第一版问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尚未出版过一部卡夫卡传——除了克劳斯·瓦根巴赫那本古旧难觅的青年卡夫卡传，还有已经脱销的哈尔穆特·宾德写的《卡夫卡手册》。宾德的卡夫卡手册按词条编写，常被拿来查阅引用，却不是真正地被阅读。卡夫卡传的缺席是一个迫切需要解释的异常现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众声喧哗中出现了沉默和空白，为什么人们对写卡夫卡传有望而却步的羞怯？

肯定不是缺乏素材之故。虽然，卡夫卡的一生仍存在不容忽视的空白点，但自七十年代以来，人们对于卡夫卡生平和生活环境的了解已经大大增加。哈尔穆特·宾德几十年的卡夫卡研究结出了丰厚成果，这些成果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我们对卡夫卡的整体印象，目前还无法预估。

此外，资料详实的专著，例如诺西和瓦格内罗娃关于卡夫卡家庭关系的研究，翁泽尔德对卡夫卡与出版社渊源的论述，巴约尼和罗伯逊关于卡夫卡犹太身份的专著，还有斯佩克特关于布拉格文化环境的考察，不胜枚举。另外，汉斯-格尔德·科赫对卡夫卡日记和书信作了大量批注，卡夫卡作品全集的批注版以及部分手稿的复制版让我们得以窥探卡夫卡的创作过程，更不用说早已众所周知的卡夫卡致菲莉丝·鲍尔的书信了，它们还未经系统梳理和分析。与六十年代可怜巴巴的“背景资料”相比，如今的卡夫卡文献为传记作家提供了一个素材宝库，传记作家可以充分借鉴和利用，而且也必须这么去做。

传记作家们之所以下不了决心写卡夫卡全传，个中缘由肯定与传主本身有关。毕竟，材料数量并不仅仅意味着优势：把一大堆碎片组成一幅拼图固然更有趣，却也更有难度。而且，材料和传记之间并不像加数与总和的关系，传记作者的任务可不只是把一堆写得满满当当的资料卡片进行分类和归整，然后关上卡片盒子，就算大功告成。（奇怪的是，一些重要的卡夫卡专家至今仍然抱有这种误解。）歌德传的作者尼古拉斯·博伊尔在传记序言中写道：“我为读者提供的，是合成之合成。我的工作就是要处理对象的复杂性，复杂性本身比传记工作更经得起时间考验。我若不能时不时地，为某个年代的人进行这样的整合工作，那么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又有什么用处？”没有比这更准确或更真诚的说法了，也没有比这样的整合工作更富挑战性了。“合成之合成”挪用到卡夫卡身上，还获得了一层特殊的意义，可用来解释为何少有人打破为卡夫卡作传的禁忌。

假设我们要为一位著名运动员作传，这位运动员成长于一个不幸的家庭，有一段时间还染上了毒瘾，但自从有了孩子，他就戒了毒，在训练之余勉力照顾孩子，还投身于国际特赦组织的公益活动。这番生涯提供了一个传记写作的结构样本：家庭出身，出于心理补偿而投身于运动的决定，运动生涯，危机时期，公益活动，婚姻和孩子——作为私人生活的核心以及通往未来的窗口。写作主题明晰，且完全可以根据主题来划分章节。如果传记作者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依赖蒙太奇式或百纳被式的拼接策略，他的合成工作可能就是连接各个主题板块，章节之间再进行一番巧妙过渡。毕竟，读者不希望读到一本购物清单般的传记。

大多数传记，甚至那些最好的传记，都可能是这么诞生的。传主的生平被划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主题，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按主题分别收集和处理素材：家庭出身，教育轨迹，所受影响，个人成就（或劣迹罪行），社会关系，宗教、政治和文化背景，等等。在此过程中，就算有种种相互牵扯的因素搅乱了传主清晰的人生画卷，只要作者不存心迷惑读者，那他就必须保持写作大主题的清晰，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分主题素材进行分析整合：也就是说，需要逐一闭合主题“蜂窝”，然后再进行第二步工作：粘合各个蜂窝，尽量填满它们之间的空隙，这就是所谓：合成之合成。

由此可见，倘若传主是一个外部经历极为丰富的人，为其作传恰恰不会像外行人以为的那样面临巨大技术难题。外部事件可以采用线性方式叙述，通常有信件和印章签名之类来呈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外部事件让生平记述更丰富，却并不因此增加了写作难度：种种经历如蜂窝排成一排，于是，理想的作传模式就是开启一趟“生涯之旅”。如果传主的生活经历较为有限，且事件之间的关系难以看透，往往说明：传主性格复杂，生活中的种种因素相互胶着不清，卡夫卡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他不是一个性格活泼，喜欢变化的人，他一辈子纠缠于同样的问题，不喜欢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父子冲突，犹太身份，疾病，性和婚姻问题，雇员身份，文学创作，文学美学——为卡夫卡写传，无须大费周章就能确定这几个焦点。它们似乎都是静态的，作者会忍不住自问（事实上已经问了），如此这般的一生能否谈得上“生涯发展”。卡夫卡的生活之网似乎从未被抛入现实世界，它早就已经在那里了。

一张网，对，没错。所有点之间的距离几乎都是一样的。卡夫卡与强大威严的父亲之间的对峙重塑了他的犹太身份、身体想象和性生活。

但是，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东欧犹太文化的关注、他的忧郁症和数次“结婚企图”反过来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冲突，导致俄狄浦斯情结如一团乱麻，无法解开。为了能更看清他的人生，我们是否应该将卡夫卡与犹太性的关系与他的成长经历、阅读犹太著作、他与布罗德的友谊，还有他的“世界观”或者他对反犹主义的亲身体验放在一起考量？这些因素当中，究竟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在这过程中，最不起眼的话题转移都有可能引起根本性的变化，也许就会得出一幅错误的、颠倒的人生图景。为了理解卡夫卡生活世界的种种回声和勾连牵绊，为了能够叙述它们，传记作者可以允许自己作哪些简化呢？简化的分寸界限在哪里？卡夫卡人生主题之间的多重交互关系超越了叙事几何学的可能性，这就像人们要凭借一个三维图像来想象出一个四维图像一样，仿佛想象出它的影子。虽然可以这么去做，但每一个解决方案都将以损失细节和形象直观为代价。毕竟，在某些情形下，一根线和一个刀片会投下同样的阴影。

面对卡夫卡，得保持谦虚，为他作传，就得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关于卡夫卡的二级文献数不胜数，往往作者的论述和穿插其间的卡夫卡引文差异之大，使人读之如洗冷热水交替浴。即使是最好的“合成品”——比如埃利亚斯·卡内蒂的长篇文论《另一场诉讼》也有一些段落，其语言描述和事实的多样化远达不到卡夫卡的水准。这样的情形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卡夫卡的传记作者必须明白，他参加的是一场赢不了的竞争。

但他同样无法躲过竞争。如果传主是一位钢琴演奏家，传记作者就未必需要出色的听力，为冒险家作传也不必非得通过航海测试。但是，为哲学家作传就得善于哲学思考，为作家作传就应该擅长写作。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在其解释学意义上却会产生令人生畏的后果。卡夫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固执而完美的方式，将语言变成了自我发展的手段。传记作者别无选择，只能拿起同样的语言工具，使用同样的语言手段，来讲述卡夫卡的自我发展。

然而，在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已被占领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将永久地被占领。因为卡夫卡从不睡着，他永远保持警醒。他从不轻视任何一个短语，从不允许语言之流掺杂不明杂质或者乏力的隐喻，甚至躺在沙地上写明信片的时候，他也保持严谨。卡夫卡的语言不是“流淌”出来的，它却总是满溢出岸。这是一种被高度控制的语言，像一把烧红的解剖刀刺穿石头。卡夫卡没有忽略任何东西，没有忘记任何东西。虽说他常常抱怨自己心不在焉和无聊空虚，但我们其实很难感受到他的这些特质。相反，卡夫卡拥有几乎令人痛苦的永远“在场”的精神，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可接近。一个人得醒着。于是卡夫卡把其他人逐一抛在了身后。他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变得与世界疏远，和人类疏远，在完全世俗的和荒诞的意义上。

纳博科夫的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说明，写一部恰如其分的传记几乎是不可能的。小说采用内视角描述了卡夫卡式的深度失眠所带来的痛苦：“当一个饥饿的人吃着他的烤肉，他只对眼前的食物感兴趣，而不会想起七年前做过的一场梦，梦里出现戴着礼帽的天使；可我呢？所有通向意识的锁钥和门户整天且同时打开着。大多数人的意识都有休息日，我的意识却得不到半天假期。持续的警醒不仅本身令人痛苦，其直接后果也是极其痛苦的。每件芝麻小事都会被无限放大，引发重重联想。它们是如此黑暗，如此令人难堪，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所以，我要么完全蜷缩在问题周围，要么就因为神经紧张而最终坏了事。”这段描述可以一字不差照搬到卡夫卡身上。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拥有这副个性，卡夫卡真正“破坏”的程度却很小。

无论把他安放在什么环境，他都能很好地自我证明——无论是作为一名学生，还是作为一名公务员。只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每个决定都如此艰难，哪怕是一个最小的决定，都得费力挣脱重重联想之网。他曾写道：“每件事都会让我想到一切。”任何事情都会促发写作，至于生活本身，他却得先做一番“摆渡”。

摘自《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德]莱纳·施塔赫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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