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网络丨翻译刘云虹、曹丹红
人们并不是带着神经官能症写作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不是人生的历程，而是当过程被中断、阻止、填补时人们陷入的某些状态。疾病并非过程，而是过程的中止，正如在“尼采的病例”中。同样，这样的作家并不是病人，更确切地说，他是医生，他自己的医生，世界的医生。世界是所有症状的总和，而疾病与人混同起来。于是，文学似乎时一项健康事业：并不是因为作家一定健康强壮（这里可能存在与田径运动中同样的含混），相反，他的身体不可抗拒地柔弱，这种柔弱来自在对他而言过于强大、令人窒息的事物中的所见、所闻，这些事物的发生带给他某些在强健、占优势的体魄中无法实现的变化，使他筋疲力尽。作家从他的所见、所闻中返回，双眼通红，估摸刺破。怎样的健康才足以解放遭受人体、机构和属性重重束缚，并困于这三者之中的生命呢？正是斯宾诺莎的柔弱身体，只要它持续存在，始终证明它在经历时开始接受的一个新视野。
像文学与写作一样，健康在于创造一个缺席的民族。创造一个民族，这属于虚构功能。人们并非凭借记忆而写作，除非把这些记忆作为隐匿在背叛和否认中的某个民族的共同起源或目的地。美国文学具有产生能够叙述个人记忆的作家的特殊能力，但这些记忆是作为一个由所有国家的移民者组成的共同民族的记忆。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可以把整个美国写入作品中，只要美国能够存在于一个男人的经历中”。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被召唤来统治世界的民族。这是一个次要的民族，永远是次要的，被卷入一场革命的生成中。也许这个私生、低等、被统治、永远在生成中、永远没有完成的民族仅仅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中。“私生”不再意味着一种家庭状况，而是种族的形成过程或种族的偏移。我是一只动物，一个历来种族地位卑微的黑人。这是作家的生成。对于中欧而言的卡夫卡和对于美国而言的梅尔维尔（Melville）都将文学表现为一个或所有次要民族的集体陈述，这些民族只有通过作家并在作家身上才能找到他们的表达。虽然文学总是设计一些特殊因素，但它却是陈述的集体部署。文学是谵妄（délire），但谵妄并不是父亲——母亲的问题：没有不经过民族、种族和部族，不纠缠共同历史的谵妄。任何谵妄都是历史——世界的，都是“种族和大陆的迁移”。文学是谵妄，在这样的名义下，文学的命运在谵妄的两极之间上演。每当它建立一个自称纯净、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时，谵妄就是一种疾病，典型的疾病。然而，当谵妄援引这个私生的被压迫的种族时，谵妄就成为衡量健康的标准，这个种族不停地在统治下躁动，抵抗一切压制和束缚，并在作为过程的文学中以凹陷的形式呈现。还是在这一点上，一种病态总是有可能中止过程或变化；而且，人们重新发现了对健康和田径运动而言也同样存在的含糊不清，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危险：统治的谵妄与私生的谵妄混杂在一起，将文学引向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而这正是文学与之斗争的代价。文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在谵妄中引出对健康的创建或对民族的创造，也就是说，一种生命的可能性。为这个缺席的民族而写作……（“为”不仅意味着“代替他”，更意味着“为了他”）。
文学在语言中的所作所为似乎更好：正如普鲁斯特所言，它恰恰在语言中勾勒出一种陌生的语言，这并非另一种语言，也不是重新发现新的方言，而是语言的生成——他者（devenir-autre），是这种主要语言的缩小，是占优势的谵妄，是逃离支配体系的魔线。卡夫卡让游泳冠军说：我和你们讲同样的语言，但丝毫听不懂你们所说的话。句法创造、风格，这就是语言的生成：不存在词语的创造，也没有在句法效果之外具有价值的新词，这些新词正是在句法效果中得以发展。因此，当文学对母语进行分解或破坏，但同时也通过句法的创造在语言中构建一种新的语言时，它已经呈现出两个方面。“捍卫语言的唯一方式就是攻击它……每个作家必须创造属于他的语言……”似乎，语言受谵妄支配，而谵妄恰恰使语言离开了自己的领地。至于第三个方面，它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每当一种陌生的语言在主要语言本身之中开掘时，所有言语活动轮流摆动，被带入极限，带入由不再属于任何一种语言的所见、所闻构成的外在或反面。这些看法并不是幻想，而是作家在言语活动的缝隙和间隔里看见和听见的真实理念。这并非过程的中止，而是暂停，后者本身也是过程的一部分，正如永恒只有在生成中才能被揭示，景色只有在运动中才得以显现。这些看法不在言语活动的外在，它们就是言语活动的外在。作家是观察者和倾听者，因此，文学的目标在于：生命在构成理念的言语活动中的旅程。
这是阿尔托（Artaud）的永远处于运动中的三个方面：字母的失落，在对母语言语活动的分解中（R，T……）；字母的恢复，在新的句法或句法范围内的新词——语言的创造者（eTReTé）中；最后，呼吸次——一切眼与活动所趋向的反句法极限。而塞利纳（Céline），我们禁不住要说，尽管很粗略：《漫游》（Voyage）或母语的分解；《催命》（Mort à crédit）与新的句法，就像一种语言在主要语言中；《木偶剧团》（Guignol’s Band）与“被中止的惊叹号，如同言语活动的界限，爆炸性的视觉和声音”。也许，为了写作，母语应该是可憎的，但由此句法创造在其中勾勒出一种陌生的语言，并且，整个言语活动揭示出它的外在，超越任何句法。人们可能会祝贺某位作家，但作家清楚地知道，他远远没有达到为自己确定的界限，界限总是不停地闪躲，远远没有完成自身的生成。写作，同样也是生成不同于作家的另一个东西。当人们询问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写作由什么构成时，她回答说：谁跟您谈论写作？作家不会谈，他关心的是其他事情。
如果我们尊重这些标准，我们会看到，在所有以文学为目的而写书的人当中，甚至是在疯子中，很少有人能够自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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