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rry Eagleton in conversation with Roger Scruton on culture，2012
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1943 - )，成长于爱尔兰一个天主教工人家庭， 毕业于剑桥大学，受教于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奠基者）。目前他是兰开斯特大学的荣誉教授，并在诸多大学任有客座讲席，已经出版四十多部论著。伊格尔顿的批评思想中，有三个重要的理论维度，它们是: 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当代西方从精神分析学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本文选自伊格尔顿的新近著述《论文化》一书的最后一章（耶鲁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主要内容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购一切，它消除了精神上的差异或高雅文化的辨识度，向一切消费者开放，但继续维持物质上的差异与不平等。各种身份政治都宣称与文化有关，但文化并非其核心。文化已成为取代政治的权宜之计。
论文化的自大
特里.伊格尔顿 昨非 译
文学批评家，与媒体大亨不同，对其自身的重要性，总是满腹狐疑。 一方面， 不可否认，文学应对的是最基本的人类生活，因此，文学从业者应该享有一定地位；但另一方面， 自从文学摒弃大众进入象牙塔， 文学研究的地位便退居其次， 甚至到了这样一种地步 -- 高等学府的文学专业（人文艺术之类的），曾几何时熙熙攘攘，如今却门可罗雀。纯学术的文学研究，自肇始之日起，便受到上流阶层的嘲讽（对绅士来说，获取自己母语的正儿八经的文学艺术教养，不就像出门打猎时拿上枪支一样简单吗，难道真的需要更多的窍门？）。文学研究，也不得不面对来自民间的质疑（比如：这个深奥难懂的行业，它对发展经济，真的有贡献吗？）。
流行文化观念，除了其他发展趋势，还承担起拯救文学批评的大任，尽管这样做要冒着完全丧失社会相关性的风险。 学者们一旦铤而走险进入电影、媒体、流行小说的研究领域， 就宣称自己身居要职，似乎也言之有理。 毕竟，他们研究的艺术品，有着数以亿计的大众消费群体。如我们所知，这些文学的智识分子，现在还承担另一项大业，也即在自己的研究中，介入了革命名族主义 -- 他们将研讨会当成了战场，理所当然，就扬言其研究具有世界历史地位。 比如爱尔兰的革命人士托马斯.麦克多纳，在都伯林的一个大学课堂，结束了关于简.奥斯丁的演讲之后， 随即离开校园， 奔赴反殖民统治的1916年复活节起义，他最后死于英军之手。从讲授小说《曼斯菲尔德公园》（1），到成为武装爱国主义分子，这个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从历史角度来看，革命民族主义的浪潮消退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少数族裔政治、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批评理论也从日渐式微的困境中走出，转而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同出一辙。所谓的反恐战争，也是如此。 文化喜好、种族身份、宗教信仰， 纷纷卷入全球的政治摩擦之中。而在此之前， 性政治崛起， 并叱诧风云几十载，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重获新生。 到了新世纪，文化观念，就其前景而言，无疑将与圣战一样绵延流长，只有当影视消失，力比多（性欲）从地球灭绝，它才会真正萎靡。因此，文化作为一种观念， 不仅方兴未艾， 而且在某些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这样说无疑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比如，“文化产业”一词， 就相当含糊不清。 如果“产业”一词显示了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它也提醒我们，文化所向披靡这一现象的主要动机，绝非来自文化本身。与通用汽车一样， 好莱坞与媒体，基本上是为其股东存在的。 驱动文化向全球扩张的，实际上是盈利动机。 文化产业现象，彰显的不是文化的重要性，而是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野心，只不过，以往殖民的是肯尼亚和菲利宾，如今统辖的是奇幻与娱乐，其癫狂程度不减当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大众文化越是发达， 似乎其自身越能成为一种现象，可实际上，它的自主性反而越差。另外， 大众文化越有影响力， 它对全球体系发生的作用也就越大，但这个体系的目标，与文化一词的本义，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
经典的后现代主义认为， 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出现了文化的转向。我们已经从一个原始的工业社会， 转向到一个带有文化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 所谓的“创造性产业”， 新兴的文化技术， 符号、图像、品牌、偶像、景观、生活方式、奇幻、设计与广告， 所有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的“美学”范式诞生了，也即从物质形式，转向到非物质形式。但是，这也等于说：资本主义已经裹胁了文化，使之为其物质目标服务， 而非美学的无偿的、自娱的自足的目标服务。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学范式，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马克思与莫里斯（2）看来，具有“创造性”特征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实用性是完全对立的， 现在却被用于收购与剥削之中。
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文化， 如今正被资本主义同化，而最能说明这一现象的，便是大学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它与共产主义的式微，（9.11）世贸大厦的倒塌一样，是我们时代最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即便其本身不那么突出。几百年来，大学一直是人类批评的中心，现在却受到侵蚀，在粗暴的市侩管理意识形态下，正被改造为伪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学术机构的批评场所，正在与赌场、快餐店一起，一步步堕落为市场的一个器官，为技术官僚所掌控， 其价值不外乎房地产。 他们评估学术界新兴的知识无产者，主要是看后者关于柏拉图、哥白尼的授课内容，能在多大程度上拉动经济发展， 而失业的毕业生们，正构成破落的知识分子大军。被按年征收学费的学生们，不久后就会发现，他们的老师正为这些思想所左右。最近就有一个英国大学，在将教员迁入新的办公楼之时，颁布指令，严禁教师在自己狭小的办公室里存放藏书。 大学教师的个人藏书，如同比尔.哈利（3）与瘦腿裤一样，已成了昨日黄花。我们的大学主管，梦想着拥有无纸办公环境， 认定书籍与纸张会导致杂乱无章， 有悖于仅由机器、官僚、保安构成的闪闪发光的新资本主义废墟；认定学生也会导致杂乱无章，所以在理想的校园，这种生物最好消失。如此一来，人文学科的死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2008年的经融危机，让我们最终怀疑，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向，是否真的存在。危机的一个结果，便是在一个很不恰当的时候，卸下了我们所熟知的生活方式（4）的伪装面具， 而后者也不再被看成特殊的历史机制。它内在的肌理暴露无遗， 也即生活方式的形成、物化、异化。 它不再是隐形的，而是一种最新的文明形式。值得指出的是，在这场危机中， 正是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行者们，第一次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语来描述危机， 而非其他的委婉语 — 比如“西方民主制度”，抑或“自由世界”。在这点上，他们可以说是抢了文化左翼分子的风头，后者由于热衷于差异、多样性、身份、边缘等领域的话语，已在几十年前停止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更不用说“剥削”、“革命”等词。而新自由资本主义， 既不排斥“阶级斗争”一词，也接受诸如“多样性”、“包容性”一类的语汇。
让宇宙的主人（新左翼）开口谈论资本主义，是很不妥当的， 因为这样做等于是承认：他们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众多方式的其中之一，与其他方式一样，有一定的源起，也会走向灭亡。也许资本主义仅仅是人性的体现， 但是不可否认，体现人性的历史时期，不一定与资本主义有关。2008年的金融危机，最让人尴尬的，就是它证明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并无多大变化，尽管过去，我们曾那么兴致勃勃地讨论过生活模式、杂糅文化、身份变迁、非物质劳动、地下机构、敞开衣领的新高管形象、劳工阶层的消失、制造业向信息技术与服务行业的转化等等。 即便有上述诸种创新， 资本主义制度的瞬间崩塌，仍然表明：世界上依然存在大量的失业者、挣得盆满钵满的高管阶层、让人目瞪口呆的不平等现象、铺张浪费的公共服务， 而政府呢，仅是统治阶层的一个驯服工具而已，与马克思曾经预言的恶劣程度，并无两样。最重要的是：曾经的偶像、肖像荡然无存，大行其道的是：大规模的诈骗与系统性的掠夺。 真正的不法之徒与无政府主义者，其实就是这些衣冠楚楚的人；银行的抢劫犯， 不是什么外来者，而是银行内部的高管们。
文化这一概念，传统上与辨识度密切相关。 高雅文化，讲求的就是地位。 普鲁斯特与托马斯.曼笔下的大资产阶级家族，伴随其权利与财富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腔调，但他们同时也要背负某些道义责任。 精神上的等级分化，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目标， 是要在维持物质不平等的同时，歼灭精神上的等级现象。
从这种意义上说， 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与文化上层建筑，是不相协调的。 你在掠夺他国的自然资源的时候， 无需声明你的优越性， 只需保持你与他人在物质上的差距即可。 比如，美国人只要能在政治、军事上控制盛产石油的伊拉克即可，无需宣扬自己在种族上是否比对方优越。从文化角度来说， 晚期资本主义的本质，总体上是一种杂糅主义，而不是等级主义 -- 通过混合、并购、增生 -- 其社会阶层之间的物质差距， 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极端社会相比，可以说相差无几。但是目前，很多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士， 只看到了前者（文化的平等）， 却忽视了后者（物质的不平等）。 虽然当下的制度，对所有消费者开放，但是，财产与生产领域却是严重分化的。只不过，当下的文化，有别于普鲁斯特与曼恩时期，因其所向披靡性、大众性、精神上的杂交性等特征，使得财产与阶级的划分，受到了部分遮蔽。不同于过去庄严的社会环境，当下的文化与物质资本，出现了瓦解。交易商、批发商、奸诈之徒、运营商、投机倒把者， 浮游于资本主义的精神失重世界，所以他们的美学智慧，也就乏善可陈了。
文化等级制度的冰消，显然是受人欢迎的。但总的说来， 这种瓦解，与其说是真正的民主精神引领的结果， 还不如说是商品导致的结果。 商品，夷平了现有的价值观， 它并没有以特有的优势，与现有的价值观展开竞争，而是对这些价值观进行攻击 — 攻击的不是文化至上主义（文化的辨识度），而是价值本身。文化的辨识度，已变得不受欢迎了。 因为讲求文化辨识，不仅涉及到排他主义，还会不可避免地采取居高临下的姿势， 而这，似乎会冒犯所谓的平等精神。喜欢比莉.哈乐戴（5）胜过利亚姆.加拉格（6）的人，显然是精英分子（可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们指手画脚？）今天，在酒馆和体育场人人都可以发表议论，如同家常便饭，你讲究等级，反而显得持有一种精英立场。所以在当下，辨识度已让位给了差异性。 同是美食，出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叫做佛罗伦萨的地方，与出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相比，不能说谁好谁坏，只是差异而已。讲究辨识， 就是不公正地贬低一物，而错误地捧高另一物。如果你认定，特朗普不如弗朗西斯教皇那么卑谦，你已经自以为是地把特朗普打入地狱，从而藐视了包容性的至高原则；而你又是谁呢，居然可以僭越权威，自以为是？站在令人厌恶的奥林匹斯山顶， 认定自己有权作出如下评判：喂食沙鼠的人，要比炙烤沙鼠的人，更加高人一等？（7）
本期插图，为街头艺术家班克斯(Banksy)作品
商品（向一切消费者开放）的民粹主义特征，其实是虚假的，它拒绝等级制度、拒绝排斥与辨识的暖心做法，其实是基于一种极其冷漠的态度。无所谓阶级、种族、性别的差异，极度地一视同仁， 其实是提倡一种妓院精神 — 也即谁有钱，谁就可以购买。同样的漠视态度，存在于文化多元主义的历史进程。有史以来第一次， 人类成为完全杂交的物种，凡是愿意出售的劳动力，不管它们来自哪种文化，资本主义市场都愿意购买。当然，也存在一些过渡阶段的冲突。目前， 经济以杂交的姿势，欢迎一切参与者；只有种族主义文化，才会讲究辨识，设定门阀。
资本主义市场惯于在文化中植入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这样的国家，因其军事力量和文化统一性，过去几百年来，很好地为资本主义提供服务， 但现在，资本主义却将不同的种族撮合到了一处。这种现象，也使得种族主义与新法西斯势力被释放出来，并威胁到全球经济所依赖的民族统一。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的混合与增生， 也催生了一种新的等级与分裂。
当下，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与经济的步调并不统一。 经济可以全球化，但文化的大都市化，却很难操作。一个人可以去往一家多语咖啡店，或欣赏多国音乐，但这种涵义上的文化，缺乏需要扎根的价值与信念。诚然，确实存在各国人都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国际性事业， 它不单局限于社会主义传统；但正如伯克（8）指出的，文化的活力，在于本地人对它的拥护。很难想象英格兰的布拉德福德人，或比利时的布鲁日市民，会高呼“欧盟万岁”（9），前去冲锋陷阵。 跨国资本主义企图培育的是区域主义，以及区域主义裹挟下的不安全感，而绝不会去培育世界公民；上述不安全感所滋生的，是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而不是大都市的咖啡馆。
今天，某些文化的范式大大增多，但另一些范式也在衰减。人们不再相信，文化艺术可以取代万能的上帝（10）。由于后现代主义偏见席卷全球，文化作为文明的批判功能，已被大大侵蚀，同时削弱的还有其他功能。后现代主义的偏见是这样的：任何批评，它面对的是一个虚幻的社会总体， 它的出发点是同样虚幻的绝对知识。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背叛大学的做法，也使文化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文化的批判或乌托邦精神，已经江河日下。如果文化指的是共同的生活方式， 一如我们探讨聋哑文化、沙滩文化、警察文化、咖啡馆文化等，文化就很难同时充当一种标尺，去评判这种生活方式， 或在总体上去评判社会生活。时下所谓的身份政治， 并不擅长于自我批评。 比如，参与英国民间文化的意义，在于认同该民间文化， 而不是去批判与质疑该文化。 你成为莫里斯舞者（11）， 目的不是要讥讽莫里斯舞者。
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同性恋、女性主义、少数族裔、音乐剧等等），它们 确实对现实有所批判。 它们继承了“文化批评”的异见精神， 但同时也摈弃了（提倡文化辨识与等级的）精英精神。 为了某一生活方式，它们摒弃了抽象意义上的乌托邦精神。 如果说它们挑战的是从席勒到劳伦斯的传统 — 为藐视现代性而摆出一副贵族式的高冷姿态 — 它们也有别于共同的生活方式，后者存在的目的仅是为了认同某种特殊的社会身份， 而非从总体上批判社会秩序。只有受到高度盅惑的民众，才会为了推翻资本主义，而投身成为莫里斯舞者， 很多女性主义者的出发点也是如此。这一类的政治文化，结合了批评与团结两种途径，它与传统的工运，并无区别。
身份政治与文化多元主义，可以显得很激进，但基本上缺乏革命性。诸如此类的一些政治潮流，已经抛弃了革命动机，而另一些，在肇始之时，就压根没有革命理念。因此，它们与将英军逐出印度，或将比利时人逐出刚果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历史上的这些运动，其本质是排斥， 而非多元与包容，是想象一个超脱于资本主义现实之外的社会， 尽管大部分想法如今已经遭到挫败。今天的文化政治， 总的来说，不是提倡革命性。它操持的是有关性别、身份、边缘、多样性、压迫的语言， 而非有关国家、财产、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剥削的语言。所以上述区别，基本上是反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说， 今日的文化政治，与精英主义的文化（批判）观念正好相反，但能以独特的方式，共享精英们改造文化的做法 — 包括不愿对文化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冷漠姿态。
反恐战争的最终实质到底是什么？在政治社会，我们需要不断质疑文化，难道不是这样吗？也许有人会把世贸大厦的倒塌，看作是古老的文化势力在现代文明中心的超现实崩塌。但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与激进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地缘政治的冲突，它与文化或宗教并无瓜葛，就好像北爱尔兰不久前的冲突，与宗教信仰的冲突无关一样。在北爱地区，现在人们认为，应该让所谓的“两种文化传统”（联合派与独立派）进行亲密的接触。但这样一来，不公正与不平等的历史，新教徒统治与天主教徒臣服的历史， 就可以转化为无关痛痒的另类文化身份之类的问题。 可见在当下，文化，已成为取代政治的权宜之计。
至于革命的民族主义， 它可以利用文化的某些词汇，将物质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但缺乏实质内容。总的来说， 原教旨主义，时下已成为某些人的信条， 因为他们深感自己被现代性抛弃、羞辱，而源于这种病理学心态的现象，与驱策文化多元主义的动机一样，本身并不具备文化的任何特质。人类进入新纪元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实际上与文化无关。我们面临的问题要世俗得多，实际得多。战争、饥荒、毒品、武器、种族灭绝、生态危机等等， 都有文化的一面， 但是文化绝非它们的核心。所以，言必文化并夸大其辞的人，最好闭上嘴巴。
-- 译自特里.伊格尔顿的专著《论文化》一书的结论部分，耶鲁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注解：
1. 《曼斯菲尔德花园》， 简.奥斯丁发表于1814年的小说。
2. 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 1921 - 1988)，战后英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与文化行动主义者。他的论著涉及政治、文化、大众传媒、文学艺术等领域，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3. 比尔.哈利（Bill Haley, 1925 - 1981), 美国摇滚乐之父。
4. 伊格尔顿在本书第二章，提到了维特根斯坦对文化一词的定义，也即文化就是约定俗成的、事先给定的生活方式，其成因是无法合理阐释的。
5. 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 1915 - 1959), 美国天后级爵士歌手。
6. 利亚姆.加拉格 （Liam Gallagher, 1972- ）, 英国绿洲乐队主唱。
7. 指当下一些环保分子、动物保护主义者，自认为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可以指责他人的言行。
8.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 - 1797), 爱尔兰政治理论家、哲学家，被视为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伊格尔顿在本书的第三章论及伯克对文化的看法。
9. 欧盟成员国的民众中，有支持欧盟一体化的，也有反对欧盟政策的。支持本地文化的民众，显然不会高呼“欧盟万岁”。
10. 参见伊格尔顿的另一论著《文化与上帝之死》。
11. 莫里斯舞，英国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
Terry Eagleton: 'The Death of Criticis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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