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谈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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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英] 马修·博蒙特著

王杰 贾洁 译

在《文化的观念》中，你第一次提到斯拉沃热·齐泽克，你将他解读为“我们关于他者性的一位主要的技师”。你还记得吗？

 

齐泽克十分嫌恶特定的用语，我真的是这么说的吗？因为这使他听起来像列维纳斯的追随者，但他肯定不是，也许当时我对他的了解还很有限。我记得读他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989）时很兴奋，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他。他很不合潮流地从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有一个词可用来形容齐泽克的思想，即非常态（perversity），这个词有较深刻的含义，不是简单地指不好对付。齐泽克很像王尔德，喜欢透彻地抨击被一致认可的思想，推翻正统观念。在《陌生人的麻烦》（2008）中，我讨论了他的小国风范，由于爱尔兰，我很能理解。在跟你谈话前，我刚从齐泽克筹办的会议上匆匆赶回来，在会上我谈到奥斯卡·王尔德对于宗主国大都市文化的卓绝的雄心。我想，齐泽克其实也差不多。我曾经造访斯洛文尼亚，几乎没人不提“齐泽克”，这或许就是小国家对名人经常有的一种反应。爱尔兰的形式则是：“那家伙真的被法布尔（Faber）出版社接受了吗？”

《文化的观念》的批评话语有时候看上去在风格上类似于齐泽克的书。例如，书中有一段讲美国的中产阶级害怕吸烟，你认为这是跟惧怕外星人一样惧怕肺癌。“就像令人讨厌的外星生物，烟和癌症是那些令人畏惧的他者，它们设法伸入人的身体的核心部分。”这句话明显有齐泽克的味道。

 

是的，有。我们两人的书的共同点之一是幽默，但采用的方法不同，齐泽克讲笑话，而我不讲。另一个共同点，我想是各个方面或者说是理论与日常的狂欢交织，这在他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使他赢得了“后现代哲学家”的头衔。他喜欢《陌生人的麻烦》，他对这本书有个有趣的回应，即把该书看成是一个地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法国的某种哲学精英主义的批判。他支持我在论“真实界”的一章中对这种哲学趋势进行的批评，但不完全赞同该书的全部内容。我在书中谈到了某些英国和爱尔兰理论家的突降法和粗俗，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不光彩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经验主义的压力，但理论家们这么做也有助于放松精神。说来也怪，齐泽克写作时也这么做，但他并不在理论上予以支持。比起他自己的写作风格，他的伦理理论要高尚和精英化得多。

 

过去，齐泽克曾称赞你将精妙理论与常识在一起的写作方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为了成为最深刻的意识形态的知识宝典，一般情况下是贬低常识的，但像葛兰西等人都试着利用常识，将它作为无产阶级可以运用日常生活经验以削弱意识形态的一块领地。请问常识能被拿来利用吗？

 

欧洲大陆有些左派哲学家对常识的喜爱较为适度，就像杜松子酒配奎宁水，齐泽克便是其中之一。但欧洲哲学积累了相当多的文化资本，自然不被允许沉溺于常识之中。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真正耐人寻味的欧陆哲学家，从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和尼采，到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阿多诺和德里达，都是真正的反哲学家（anti-philosophers），他们对欧洲哲学抱持着深刻的怀疑，因为他们分别都在各自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构。这涉及到讽刺紧缩（satiric deflation）、自嘲、开门见山地进行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等很多方法，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另行书写的渴望或冲动，并且以不同的途径传播开来。我想起德里达对于牛津学哲学的人的奇特的吸引力。德里达喜欢哲学上的戏谑、悠然自得和日常性，人们最不愿意把这些跟他联系起来。就像我常说的，法国的玩笑是件很庄重的事情。在你可以从事法国幽默之前，你必须先拿到好几个学位。因此我认为齐泽克、德里达等人跟英国的思想潮流或英国鉴赏力之间存在一种矛盾的关系。

但，对，葛兰西确实争取给不屑一提的概念平反昭雪。他讲的良好的常识（good sense）的概念，在我看来是回到了一种实践理性的传统，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phronesis），当然葛兰西未必是自觉的。实践智慧是推理的另一种方式，更接近于物质性的技术而不是抽象。思想家们在推理方式上的鲜明的分野不难被察觉，比如马克思和海德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