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德曼：《对理论的抵制》（1982）

【封面图片】木造宝志和尚立像，平安时代（794-1185），被用作罗兰·巴特（1915-1980）《符号帝国》（1974）日译本（『表徴の帝国』宗左近译，1996）的封面

【摘要】本文来自耶鲁结构主义学派的著名文学评论家、理论家保罗·德曼，最早发表在《耶鲁法国研究》（Yale French Studies）第63期（1982年），后来被广泛收录进各种选集。这篇文章一直是后结构主义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论述。文章探讨了20世纪美国文学理论的兴起及其面临的挑战。德曼指出：“当文学文本的研究方法不再基于非语言（也就是历史和审美方面的考虑），文学理论便开始形成。”他认为，将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引入文学研究，使得语言“在认识论上变得非常可疑和不稳定。他鉴索绪尔和尼采的观点，指出语言的修辞和表意维度使其成为传递真理的不可靠媒介。文学语言主要诉诸修辞和象征。因此，不要将文学视为除它自身以外任何事物的可靠信息来源，那是一个重大错误，会导致文学研究陷入一种特殊的危机，因为“文学性”不再被视为一种审美品质或一种模仿方式了。

对理论的抵制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作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

译者：陈荣钢

来源：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in David Lodge and Nigel Wood eds.,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A Reader (2005) pp 349–365.

起初，这篇文章并未直接讨论教学问题，尽管它的本意具有教育和启蒙作用，然而并未达到这个目标。应现代语言协会（MLA）研究活动委员会的要求，我撰写了这篇文章，它是《现代语言与文学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Scholarship in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一书的组成部分。我受邀负责文学理论的章节。这类文章通常需要遵循一个明确的目标，为读者提供该领域的前沿趋势和著作精选，做出全面的概述，总结和分类重要的问题领域，并对未来可预期的解决方案给出批判性和规划性的展望。在完成这一过程时，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十年以后，可能还会有人被要求完成类似的任务。

我发现，要在最基本的诚意上满足这个计划的要求实在困难，只能尽可能简洁地阐述文学理论的主要理论兴趣。委员会明确指出，这种方式并不有利于实现本书的教育目标，因此委托撰写了另一篇文章。我认为他们的决定非常合理，同时这个决定对文学教学的启示也很有益。

我讲述这些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为了解释文章中原本任务的痕迹，这使得在回顾和概括方面的尝试显得过于勉强。然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困境揭示了一个引人关注的普遍问题，那就是学术研究、理论和文学教学之间的关系。

尽管如此，教学主要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关系（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而是一个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和他者切身地参与其中。唯一值得称道的教学是学术性的（scholarly）教学，而不是个人的（personal）教学。原则上，学术研究必须具有明显的可教性（teachable）。就文学而言，这种学术研究至少涉及两个互补的领域——历史和语言学事实，它是理解的准备条件；阅读或阐释的方法。后者无疑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尽管有内部的危机、争议和争论，但它还是希望通过理性的手段来发展。

在探讨方法形成的过程中，理论被证实与教学完全兼容，我们可以列举许多著名理论家，他们同时也是杰出的学者。只有当用于理解的方法与这些方法所允许人们获得的知识之间出现张力时，问题才会出现。如果文学本身的某种特质确实存在着真理（Wahrheit）与方法（Methode）之间的鸿沟，那么学术与理论便不再必然兼容。基于这一复杂情况，我们不再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文学本身”（literature as such）这一概念，也不再理所当然接受历史与阐释之间的明确区别。一种不适合对象的“真理”的方法，只能教人产生错觉。

在文学和语言教育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有各种各样的发展现象。这些现象表明，上述困难是文学论述的核心问题。这些不确定性表现在，以道德和审美价值为名义反对理论的敌意，以及理论家试图重新强调他们对这些价值的从属地位。其中最有效的攻击指责理论阻碍了学术研究和教学。值得研究的是这是否属实，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在教授不应该被教授的内容时失败，要比在教授不真实的内容时成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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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文学理论的一般性陈述，在理论上不应从实用主义的考量出发。它应该解决文学的定义（什么是文学？）等问题，并讨论语言的文学和非文学用途之间的区别，以及文学和非语言艺术形式之间的区别。然后，它应该继续对文学属（genus）的各个方面和种类进行描述性分类，并从这种分类中得出必然遵循的规范规则。

如果选择现象学模型，人们理应尝试对文学活动（如写作、阅读或两者兼具）或文学作品（作为这种活动的产物或相关内容）进行现象学研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当然还可以想象出其他几种理论上合理的切入点），可以肯定的是，一开始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如此深刻，以至于即使是最基本的学术任务——确定语料范围和问题现状——也注定会陷入混乱，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参考文献太多，而是因为无法确定其边界。

尽管如此，这种可预见的困难并没有阻止许多文学评论家沿着理论而非实用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而且往往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显然，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这种成功都取决于某个系统（哲学、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个系统可能始终隐而不显，但总是需要从系统的前提出发，而不是从文学事物本身出发（如果此“事物”确实存在的话），从而决定了对“文学”的先验概念。

这最后的限定当然构成了真正的问题，事实上解释了刚才提到的困难的可预见性。如果一个实体的存在条件本身特别关键，那么这个实体的理论就注定会回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的历史棘手而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文学来说，这一点比其他一些口头表达的现象（如笑话、甚至梦境）更为明显。尝试从理论上研究文学的人也应该认识到，他们必须从经验的角度出发。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十五到二十年里，人们对所谓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在美国，这种兴趣有时受到引进和接受外国理论的影响（主要是欧洲大陆，但不总是如此）。我们还知道，随着最初热情过去后某种饱和或失望的出现，这股兴趣浪潮似乎正在消退。这种涨落自然无可厚非，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很有趣，因为它使对文学理论的抵制如此明显。消除焦虑的一种常见方法是放大或缩小焦虑眼中的威胁。如果把一只猫称为老虎，那么它很容易被当作纸老虎对待。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开始我们会如此害怕猫。同样的策略也可以反过来使用，把猫称为老鼠，然后嘲笑它自诩强大。与其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不如试着把猫称为猫，并简要记录一下在这个国家对理论的抵制。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北美文学评论的主要趋势并不排斥理论。如果理论指的是将文学解释和批判评价与具有一定通用概念的体系相联系，那么即使最直觉、实证主义和理论上较低调的文学评论家也会使用一些基本概念（如基调、有机形式、暗示、传统、历史背景等）。在其他时候，人们公开宣称并实践着对理论的兴趣。那时有一种广泛共享的方法论，明确或含蓄地连接了那个时代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教材，比如《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布鲁克斯和沃伦）、《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韦勒克和沃伦）和《光的领域》（The Fields of Light，鲁本·布劳尔），以及像《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语言姿态》（Language as Gesture）和《语象》（The Verbal Icon）等理论导向的作品。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和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例外，但这些作者不会认为自己是60年代后期所说的那批理论家，他们的著作也没有引起后来理论家那样强烈的正面或负面反应。毫无疑问，存在着争论和方法上的差异，涵盖了广泛的分歧，然而文学研究的基本课程以及期望它们具备的才能和训练并没有受到严重挑战。

新批评（New Critical）方法毫不费力地融入学术机构，而无需以任何方式背叛文学的感受力。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在从事学术工作的同时还成功开启了诗人或小说家的职业生涯。他们在面对民族传统时也没有遇到困难，虽然这种传统没有欧洲那么严格，但也绝非无足轻重。从某种程度上讲，新批评的完美代表仍然是T·S·艾略特的个性和观念，他将原创天赋、传统学识、机智语言和道德诚恳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兼具英美特色的知识分子风度。尽管他的言辞中流露出更深深沉的心理和政治底蕴，但也并没有打破充满自满和诱惑的微妙礼仪的表象。

这种文学氛围的规范性原则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原则，而不是理论原则，旨在实现社会和历史自我的完整性，而不是理论所要求的客观一致性。事实上，文化允许一定程度的世界主义，而50年代美国学院的文学精神绝非狭隘。他们毫不费力地欣赏和吸收源自欧洲的杰出作品——库尔提乌斯（Curtius）、奥尔巴赫（Auerbach）、克罗齐（Croce）、斯皮策（Spitzer）、阿隆索（Alonso）、瓦莱里（Valery），以及萨特（J. P. Sartre）的部分作品。将萨特纳入这份名单很重要，因为它表明，我们试图唤起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准则不能简单地被同化为左翼和右翼、学术界和非学术界、格林尼治村和甘比尔群岛的政治两极。

以政治为导向的、主要是非学术性的杂志，例如50年代的《党派评论》，并没有真正与新批评方法站在对立面。把这些极其不同的趋势和个人汇集在一起的、广泛而消极的共识是他们对理论的共同抵制。这个观点在后来明确反对共同敌人的争论和共谋中得到了证实。

如果不是因为对理论的抵制具有理论含义，这些思考的兴趣最多也就是轶事性的（20世纪文学讨论的历史影响如此之小）。这种抵制的局部表现本身就足够系统化，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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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发展起来的文学方法，以及如今在各种名称下构成的不明确、有些混乱的文学理论，它们威胁到了什么？这些方法并不简单地与任何特定国家一一对应。结构主义并不是唯一占统治地位的潮流，哪怕在法国也不是，而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也同斯拉夫领域的先前潮流密不可分。在德国，主要的推动力来自其他方向，如法兰克福学派和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后胡塞尔现象学和后海德格尔的阐释学（hermeneutics，或译作“诠释学”），而结构分析只是稍稍涉足。这些趋势在美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与民族国家根源相关的问题中相互结合，或多或少地产生了积极效果。只有民族国家或个人竞争的历史观才会希望对这种难以标记的运动进行分级。

研究文学理论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已经成为一个被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最大进展的人虽然最具争议，但同时也是最好的参考来源。当然，这其中包括了一些与结构主义有关的人物，他们的定义非常宽泛，甚至可以包括索绪尔、雅各布森（Jakobson）、巴特（Barthes）、格雷马斯（A. J. Greimas）和阿尔都塞（Althusser）。也就是说，这个定义如此宽泛，以至于已经不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历史术语。

当阐述文学文本的方法不再基于非语言学（历史和美学）时，或者说，当讨论的对象不再是意义或价值，而是意义和价值建立之前的生产和接受方式时，可以说，文学理论就产生了。这么看来，这种学科建制问题重重，需要一个独立的批判性研究学科来思考其潜力及其地位。

即使从最远离实证主义历史观的地方看，文学史也关乎人们“理解的历史”，我们总是默认这种理解是可能的。审美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因为审美似乎与意义生产的感受而非内容本身有关。实际上，自康德时代以来，审美一直是关于意义和理解过程的现象。审美可能过于简单，因为它设想了一种关于艺术和文学的现象学，而这可能正是问题所在。美学并不是一门具体的理论，而是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

在19世纪哲学传统中，尼采对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体系提出挑战，这是哲学普遍问题之一。尼采批判了形而上学，这其中包括审美，海德格尔的观点也是如此。提到这些哲学家，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学理论只是大哲学观念的副产品。虽然在某些罕见情况下，哲学和文学理论之间可能存在直接联系，但更多时候，当代文学理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领域，这些问题也出现在哲学中，尽管形式可能并不那么清晰严密。

哲学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都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模式。审美在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从未成为主导。因此，当代文学理论能够在哲学之外诞生，甚至有时是在反抗其传统压力下诞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文学理论可能已经成为哲学问题的合法领域，但在实际上或理论上都无法将其完全纳入哲学范畴。文学理论中包含了一个实用主义因素，这削弱了它作为理论的地位，但却增加了一种颠覆性的不可预测性，使其在理论学科中具有不可预知的影响力。

理论的出现，也就是现在经常被痛斥的、将其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区分开来的断裂，伴随着文学的元语言（metalanguage）引入了语言学术语（linguistic terminology）。语言学术语是说，在指定指涉物（referent，或译作“指称物”）之前先指定指涉关系（reference），并在思考世界时思考语言的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或者更具体地说，将指涉关系视为语言的一种功能，而不一定是一种直觉（intuition）。直觉意味着感知、意识、经验，并直接关乎逻辑和理解的世界及其所有相关因素，其中美学占据了突出的位置。们认为，可以存在一门不一定基于逻辑的语言学科，这导致了一种不一定基于审美的术语演变。当代文学理论在将索绪尔语言学应用于文学文本等方面展示了自己的价值。

结构语言学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联并不像事后看来那样明显。皮尔斯（Peirce）、索绪尔、萨丕尔（Sapir）和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最初并没有关注文学，而是关注语言学的科学基础。但是，像罗曼·雅各布森这样的语言学家和像罗兰·巴特这样的文学评论家对符号学的兴趣揭示了文学对语言符号理论的天然吸引力。通过将语言视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的系统，而不是一个既定的意义模式，人们改变甚至悬置了文学和非文学语言用途之间的传统界限，并从长期的文本规范化负担中解放了语料库。

符号学与文学相遇的成果比文学研究者之前尝试过的许多其他理论模型（无论是语言学、心理学还是古典认识论）都要深入得多。文学文本对符号分析的回应表现在，其他方法无法超越可以用常识术语改述或翻译的观察，而这些分析揭示出只能用它们自己特有的、具体的语言来描述的模式。符号学和文学的语言学显然有一些共同点，只有它们的共同视角才能发现这些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与它们有着特殊的关联。这个共同点的定义通常被称为“文学性”（literariness），它已经成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

然而，文学性常常被误解，这种误解导致了当今论战中无处不在的混乱。例如，人们经常认为文学性是审美反应的代名词或另一种模式。与文学性结合使用的词语（诸如风格和文体学、形式甚至“诗意”——如“语法的诗意”）都带有强烈的审美内涵，有助于加深这种困惑，即使是那些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人也是如此。比如，在一篇写给罗曼·雅各布森的文章中，罗兰·巴特热情洋溢地谈论了作家对于一个词的发音属性与其表意功能完美契合的追求：

我们也希望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坚持克拉底鲁式命名观（以及符号观）。【译注】普鲁斯特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有动因的，一个复制另一个，并在其物质形式中呈现出事物的本质（而非事物本身）。这种现实主义（经院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激进形式。但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观念是否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所有的写作中，一名作家是否可能不对“名”与“实”之间的自然关系抱有某种信仰。在这里，最广义形式的诗意功能可以通过克拉底鲁式的符号意识来定义，作家则传达了这一长期以来的神话，即期望语言模仿理念（idea），并与语言学科教导相反，将符号视为有动因的符号。

【译注】克拉底鲁是古希腊诡辩派代表，赫拉克利特的学生，柏拉图的第一位老师。他含糊地认为，理念、词语和交流的流动性使它们基本上毫无根据，并且可能无法支撑逻辑和理性。另参阅柏拉图对话集《克拉底鲁篇》。

在某种程度上，克拉底鲁主义认为语言的现象方面（如声音）与其作为指涉关系的意义功能之间存在一种趋同，这是一种以美学为导向的观念。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将美学理论（包括黑格尔最系统的阐述）视为克拉底鲁语言观的完整展开式。在《美学》（Aesthetics）中，黑格尔对柏拉图的隐晦援引很可能就有这个意义。巴特和雅各布森的观点往往似乎邀请人们进行纯粹的美学阅读，但他们的部分论述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巴特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赞美声音与意义的趋同。此外，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已经明确指出，后来，普鲁斯特自己把这种观点拆散了，认为它只是一种诱人的诱惑——让心智神秘化的诱惑。这是一种语言就可以完全实现的效果，但这种效果与特定效果之外的任何事物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类比关系或基于本体论的模仿关系。

这是语言的一种修辞功能而非审美功能，是一种肉眼可见的修辞手法（双关），它在能指层面上起作用，但并不对世界的本质发表负责任的论断——尽管它具有强大的、产生相反错觉的潜力。毫无疑问，能指的现象性（声音）介入了“名”与“实”之间的对应关系，但“词”与“物”之间的联系、关系并非现象性的，而是约定俗成的。

这给了语言相当大的自由，使其不受指涉关系的约束，但也使其在认识论上变得非常可疑和不稳定，因为它的使用不能再被说成是由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或快乐与痛苦所决定。每当语言的这种自主潜力可以通过分析来揭示时，我们就在阐述“文学性”。

因此，在实际的美学功能被悬置的同时，能指的物质和现象方面的强调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美学诱惑错觉。确实，符号学或类似方法被认为是形式主义，这意味着它们更注重美学而非语义，但这种解释并没有那么离经叛道。文学实际上是在消除美学范畴，而不是肯定它们。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虽然我们过去习惯于用类似塑造艺术和音乐的方式阅读文学，但现在我们必须承认在绘画和音乐中，语言性的非感知元素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并要学会阅读图像而非仅凭想象来理解意义。

如果说文学性不是美学特质，那么它也不主要是“模仿”。模仿只是众多修辞手法中的一个，语言选择去模仿非言语（non-verbal）实体，就像某种游戏模仿声音，而不强调言语和非言语元素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文学性”有一个最容易误导人的观点，也是针对当代文学理论最常见的反对意见，就是觉得，文学性纯粹是言语主义（verbalism，“咬文嚼字”），以虚构之名，基于伦理和政治上的可耻理由否认现实原则。

这种攻击实际上反映了攻击者的焦虑，而非被指责者的罪过。要允许非现象语言学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可以让文学讨论摆脱简单的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源于对艺术的未经批判的模仿观。在真正的符号学和其他以语言为导向的理论中，语言的指涉功能并没有被否定，而是质疑它作为自然或现象认知模型的权威性。文学之所以是虚构的，并不是因为它不承认“现实”，而是因为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语言是否按照现实世界的规律运作。因此，我们也无法确定文学是否是除了它自己之外的事物的可靠信息来源。

比方说，不要将能指的物质性与所指的物质性混为一谈。这在光和声音的层面上似乎很明显，但在空间、时间、尤其是自我的更普遍现象性方面就不那么明显了。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试图通过“白昼”（day）这个词来种植葡萄，但很难把我们过去和未来的生活想象成小说里的时间和空间故事，而非现实生活中的情景。这并不意味着虚构的叙事不是世界和现实的一部分，它们对世界的影响很可能强大到令人难以接受。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恰恰是混淆了语言与自然现实，混淆了指涉关系与现象学。

因此，比起任何其他的研究方式（包括经济学），文学性的语言学是揭开意识形态反常现象的有力工具，不可或缺。那些指责文学理论对社会和历史（也就是意识形态）现实视而不见的人，其实是在害怕自己的意识形态神秘化面纱被他们试图诋毁的工具所揭露。简而言之，他们是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的糟糕读者。

在这简短的论述中，我们开始找到开篇问题的部分答案——为什么文学理论会让人觉得有威胁，以至于引起强烈的反抗和攻击？它揭示了意识形态运作的方式，挑战了深入人心的观念；它与强大的哲学传统发生冲突，而美学正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它颠覆了公认的文学作品体系，并使文学与非文学论述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由此，它还可能揭示意识形态与哲学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些都足以引起怀疑，但对于问题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使得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传统之间的张力看起来只是某种历史性的冲突，恰好是在同一时期占据舞台的两种思维方式。

如果这场冲突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历史冲突，那它在理论上的吸引力就有限，就只是世界思想舞台上的一场短暂风暴。事实上，支持文学理论合法性的论据非常有说服力，以至于我们似乎没必要关心这场冲突。当然，反复提出、用来反对文学理论的意见，都是基于对模仿、虚构、现实、意识形态、指涉关系等术语的误解，因此也不能说具有真正的修辞意义。

然而，文学理论的发展本身可能因其内在的复杂性而受到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影响它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地位。对文学理论的抵制或许是它本身论述的内在组成部分，这在自然科学中难以想象，在社会科学中难以启齿。换句话说，争论性的对立、系统性的误解和错误表述、毫无根据但屡次出现的反对意见，可能是文学理论本身固有的抵制的替代症状。声称这足以成为不去思考文学理论的理由，就像因为解剖学无法治愈死亡而拒绝解剖学一样。

文学理论的真正辩论不在于它的争论性对手，而在于它自己的方法论假设和可能性。我们或许应该发问，为什么文学理论在开展工作时如此困难，为什么它容易陷入自我辩护和自我防卫的语言，或者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e）为一种过分乐观的乌托邦主义？这种对自身事业的不安全感需要自我分析，以了解实践者遇到的挫折，即使他们似乎沉浸在宁静的方法论自信中。

如果这些困难确实是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不受时间限制。在当代文学舞台上的的抵制表现为在美学和历史文学论述中引入语言学术语，这只是无法简化为特定历史情境并被称为“现代”、“后现代”、“后古典”或“浪漫”（甚至不是按照黑格尔的术语理解）的特定问题变体（尽管它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以历史分期体系的形式强加给我们，这当然是它问题的一部分）。这种困难可以在任何时代的文学理论文本中找到，而无关乎历史时刻。当代理论趋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使人们重新意识到这个事实。古典、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理论现在经常被阅读，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不希望称自己为“现代”。

那么，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扩大讨论的范围，将论战纳入问题之中，而不是让它们决定问题。对理论的抵制就是对语言使用的抵制。因此，它是对语言本身的抵制，也是对语言之中不能归结为直觉的因素或功能的抵制。

但是，我们似乎太容易假定，当我们提到称为“语言”的东西时，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什么。即使我们选择在远离任何理论模型的地方思考它，站在“语言”的语用史上，不把语言当作一个概念，而是当作一项没有人可以绕过的教学任务，我们也会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理论之谜。

所有语言学模式中最熟悉和最普遍的是古典“三学科”（trivium），它认为语言科学由语法、修辞和逻辑（或辩证法）组成。这是一组悬而未决的张力，足以产生无限绵延的、无休止的挫折。当代文学理论只是这些挫折的一页。这些困难延伸到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部衔接，以及语言领域与一般世界知识的衔接，即“三学科”和“四学科”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数字（算术）、空间（几何）、运动（天文学）和时间（音乐）的非语言科学。

在哲学史上，这种联系在传统上和实质上都诉诸逻辑的方式完成。在逻辑学领域，逻辑自身的语言学论述的严谨性与世界的数学论述的严谨性相一致。例如，在哲学和数学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的时候，17世纪的认识论把所谓几何学的语言（实际上包括空间、时间和数字之间的同质性串联）作为一致性和经济性的唯一模式。

据说，几何推理是“几乎是唯一不容易出错的推理方式，因为它是唯一遵循正确方法的方式，而所有其他方式都天然地陷入一种混乱，只有几何的心智才能意识到这一点”。这是现象世界科学与语言科学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明显例子，后者被认为是定义性逻辑，为正确的公理演绎、综合推理提供先决条件。如此自由地在逻辑和数学之间流通，既有其复杂而棘手的历史，也有与不同逻辑和不同数学的现代对应关系。

对于我们现在的论证来说，重要的是将语言科学与数学科学联系起来，也就是将语言理论（作为逻辑）与数学赋予我们接触现象世界的知识结合起来。在这样的体系中，只要不质疑逻辑在“三位一体”模型中的优先地位，美学的地位就是预先确定的，丝毫不陌生。即使以论证为目的，假设逻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牢不可破，也仍然没有回答在“三位一体”范围内“语法、修辞和逻辑”之间关系的问题。而这正是文学性（强调修辞而非语法和逻辑功能的语用）介入的时刻，这个时刻很重要，也带来了不安，它以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上搅扰了“三位一体”模型的内在平衡，从而影响其向非语言世界的外延。

逻辑和语法似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笛卡尔语言学的传统中，语法学家们也不难成为逻辑学家。如今，尽管研究方法和术语有很大不同，但人们仍然坚持认为逻辑与科学有共同的普遍性。面对那些认为文本特殊性与符号学的科学普遍性相矛盾的人，格雷马斯做出了回应。他质疑，如果不追求普遍的阅读，是否还有资格使用“语法”这个尊贵的名词。他写道，对于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他们认为有必要为每个特定的文本建立一种语法。但语法的本质在于它能解释很多文本。”毫无疑问，这里谨慎地说“很多文本”，意思是希望未来的模式能够适用所有文本。同样，我们眼下的目的不是讨论这种方法论乐观主义的有效性，而仅仅是提供一个实例，证明语法和逻辑之间持久的共生关系。很明显，对格雷马斯来说，就他所属的整个传统而言，语言的语法功能和逻辑功能是共同扩展的。语法是逻辑的“同位素”。

这意味着，只要基于语法，任何语言理论（包括文学理论）都不会威胁到认知和审美语言系统的基本原则。语法为逻辑服务，而逻辑又使我们能够认识世界。学习语法是科学和人文知识的必要前提。只要这个原则没有遭到破坏，文学理论就不会有什么威胁。理论与现象决定论（phenomenalism）之间的连续性由系统本身来断言和保持。只有考虑到不再能忽略的话语修辞维度的认知动力时（也就是说，在不再可能将其视为语义功能中的一个简单附属品或简单装饰时），困难才会出现。

在所谓的“三学科”历史上，语法与修辞之间的不确定关系（与语法与逻辑之间的关系相对立）表现为修辞或比喻（tropes）的不确定地位，这是一种横跨两个领域争议边界的语言成分。比喻曾是语法研究的一部分，但也被视为修辞在说服和表达意义方面发挥特定功能（或效果）的语义要素。与语法不同，比喻最初与语言有关，它们是产生文本的功能，不一定要基于非语言实体。语法则在定义上具有跨语言的概括能力。当修辞与语法之间的潜在冲突在阅读问题中显现时，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两者。结果显示，对理论的抵制实际上是对阅读的抵制，这种抵制在当代研究中可能最为有效，体现在那些自称为阅读理论的方法论上，但它们回避了自己宣称的目标功能。

当我们断言对文学文本的研究必然依赖于阅读行为时，或者当我们声称这一行为被系统地避免时，这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必须至少读过一个文本的某些部分（无论多少）才能对它做出陈述。这当然不仅仅是赘言（tautology）。道听途说的文学批评很少被视为典范（虽然很常见）。阅读的必要性绝非不言而喻，它至少意味着两件事。首先，它意味着文学不是一种透明的信息，在这种信息中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信息和传播手段之间存在明晰的区别。其次，更有问题的是，它意味着文本的语法解码（grammatical decoding）留下了不确定的残留物，这些残留物必须解决，但不能用语法手段来解决。

将语法扩展到包括类似修辞的维度是当代符号学最引人瞩目和有争议的方法，尤其是在研究句法和叙事结构方面。对超出句子句法限制的语境元素做规范化处理，这使得系统性研究直译维度（metaphrastic dimension）成为可能，并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文本编码的认知。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这种扩展总是有策略地朝着用语法编码取代修辞的方向发展。这种用语法术语取代修辞术语的倾向是一个明确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在意图上是完全值得赞扬的，因为它趋向于掌握和澄清意义。用符号学模型取代阐释学模型，用解码取代阐释，这在面对文本含义（当然包括经典文本）令人困惑的历史不稳定性时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样，与“阅读”相关的很多犹豫和踟蹰就可以消除了。

然而，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论点——无论语法解码多么精细，都无法声称还原了文本中的修辞维度。所有文本中都存在一些元素，它们绝非不符合语法规范，但其语义功能既无法从它们本身来定义，也无法从语境中定义。我们是否需要将济慈（Keats）未完成的史诗《海伯利安的陨落》（The Fall of Hyperion）标题中的属格解释为海伯利安“的”陨落（Hyperion’s Fall）。济慈确实从这个新势力战胜旧势力的故事写起，这个故事很好辨认，但后来越来越偏离这个故事。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解释为“海伯利安（正在）陨落”（Hyperion Falling）——这是一个含糊不清但更令人不安的实际陨落“过程”（process），这样解释就不涉及陨落的开始、结束和真实遭遇陨落的实体身份。

这个故事确实在后来的片段《海伯利安的陨落》中讲述了，但描述的角色更像阿波罗而非海伯利安。在第一版本（名为《海伯利安》）中，同一个阿波罗如果没有被迫中断胜利的故事，那么他肯定会胜利地站立，而非陨落。标题究竟告诉我们，海伯利安已陨落，阿波罗站立；还是告诉我们，海伯利安和阿波罗（以及济慈，有时很难区分他与阿波罗的不同）可以互换，因为它们都必然且不断地陨落？两种解读在语法上都是正确的，但从语境（接下来的叙事）中无法判断哪个版本才是正确的。叙事语境既不适合两者，又同时适合两者。

人们可能会认为，济慈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版本，因为他和我们都无法阅读他自己的标题。我们可以将标题《海伯利安的陨落》中的“海伯利安”这个词以象征性方式阅读。如果愿意，我们还能以互文性（intertextual）方式阅读，不将其解释为历史或神话人物，而是指济慈自己早期的文本标题（《海伯利安》）。但我们是拿第一个文本的失败论证第二个文本的成功吗？显然是的，但又不完全是，因为第二个文本也未能完成。或者我们是在讲述为什么所有文本都可以说是在“不断陨落”？显然是的，但又不完全是。因为第二个版本中讲述的第一个版本的陨落故事只适用于第一个版本，因此不能理所当然地解读为《海伯利安的陨落》的陨落。

在此，无法确定的问题涉及到名字“海伯利安”的象征或字面意义，以及动词“陨落”的意义，这与表象有关，而非语法。在“海伯利安的陨落”中，“陨落”这个词显然是象征性的，代表一种象征性的陨落。但在“海伯利安（正在）陨落”中，情况就不那么明确了。因为如果海伯利安可以是阿波罗，阿波罗可以是济慈，那么他也可以是我们，他的象征性陨落也成为了他和我们真实的陨落。两种阅读之间的差异本身就像一个修辞手法。我们如何理解标题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对语义的探讨，还涉及到文本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实际影响。面对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语法或逻辑分析无法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正如济慈不得不中断他的叙事一样，读者在深入参与和被文本召唤的时候也必须中止理解。在这个时候，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这种“可怕对称”已经不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一个真实的陷阱，问题也不再流于理论了。

理论的解构，从语法到逻辑再到对人类和现象世界的一般科学的稳定认知领域的扰动，反过来又可以成为一种修辞分析的理论，揭示非阅读的（non-reading）语法模型的不足。修辞学通过对语法和逻辑的“主动消极关系”（actively negative relationship），确实破坏了“三学科”（以及扩展到语言）的稳定认知结构。抵制理论就是抵制语言的修辞或比喻维度，这一维度在广义的文学中可能比在其他语言表现形式中更为明显，此外在文本化的（textualized）阅读中也能揭示出来。既然语法和表象都是阅读的组成部分，那么阅读将是一个消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法认知始终被修辞取代。“三学科”的模型本身就包含着解构它的“伪辩证法”（pseudo-dialectic），而它的历史就在讲述这种辩证法的故事。

这一结论使得我们可以对当代的理论界进行更系统的描述。当代理论界的主要特点在于，人们越来越强调阅读是一个理论问题。正如它有时被错误地表述为文本的接受重于文本的生产。正是在这一领域，各国作者和期刊之间进行着最富有成效的交流，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包括艺术、语言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进行着最有趣的对话。

美国文学理论现状的报告需要强调对阅读的重要性。这一方向在40年代到50年代的“新批评”传统中已经存在，现在的方法则更加技术化。然而，当代人对文学和诗学的兴趣显然与阅读问题有关，这是传统的观点。当前使用的理论模式不再是简单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也不再简单地假设文本具有单一起源和绝对性（阐释学观点）。因此，对阅读的关注似乎重新发掘了与修辞学相关的理论理论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情况确实如此，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当代理论中最有启发性的方面可能是技术的进步。这些技术的有效性已经进步到能够避免以主题和现象的常见观念误导对修辞障碍的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理论的抵制实际上是对阅读的抵制，这种抵制以最严格和最理论化的形式出现在主导当代理论界的阅读理论家中。

证明这一点的过程相对简单，尽管有些冗长。这对于像格雷马斯、里法台尔、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这样的阅读理论家来说确实如此，他们都对美国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明确的影响，他们都在使用语法模型（或者借助接受美学）的情况下使用传统的阐释模型。这些模型不允许阅读现象决定论的问题化，因此依然驻留在根植于美学的文学理论中。

这样的论证很容易提出，因为一旦读者意识到文本的修辞维度，他在寻找那些无法通过语法或历史意义来阐释的文本实例时就不会出错（只要他愿意承认自己肯定会注意到这些实例）。问题很快变得更加困惑，因为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承认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但这个论证会很冗长，因为它必然涉及一种稍显复杂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简单地指出《海伯利安的陨落》的标题语法具有不确定性，但要将这个无法确定的谜题与济慈文本的批评接受和阅读相结合，就需要一些篇幅来进行探讨。

在阅读理论家那里，证明就不那么容易了（尽管也许不那么令人费解），他们对修辞的回避又起了新的变化。近年来，我们目睹人们对语言中的某些元素产生了强烈兴趣，这些元素的功能不仅不依赖任何形式的现象学，而且也不依赖于任何形式的认知，因此这就排除或推迟了对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而这主要是施为性（performative）阅读。在某些情况下，施为、语法、逻辑和稳定的指涉意义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由此产生的理论在本质上与那些语法学家或符号学家的理论没有区别。

但是，最精明的阅读言语行为理论的实践者避免了这种情况，并且正确地坚持认为，有必要将言语行为的实际表现与其原因和结果分开，这种表现是传统的而不是认知的，用他们的术语来说，是为了将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s，译注：又称“施为性”，同“performative”）与言后功能（perlocutionary function，译注：又称“语效性”）分开。修辞被理解为说服（persuasion），从施为时刻被强行驱逐，被放逐在语效的情感领域。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在一篇精湛的文章中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一点。让人对这个结论产生怀疑的是，它将说服降格为一种纯粹的情感和意图，而说服与修辞是分不开的，在文学文本中也同样有效，但它们是通过证据说服的，而不是通过诱惑说服的。因此，我们或许会消除修辞的认识论影响，只因为它的比喻学、修辞学功能被绕过了。

暂时回到“三学科”的模式。修辞可以从语法和逻辑共有的一般性中分离出来，并被仅仅视为一种言语能力的相关物。将修辞学等同于心理学而非认识论，这开启了实用主义平庸的沉闷前景。事实上，阅读的言语行为理论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重复了以牺牲修辞学为代价的“三学科”的语法化（grammatization）。

我们能够构想一种“真正的”修辞性阅读，远离任何不适当的现象学化（phenomenalization）或任何不适当的语法或施为编码（performative codification）的文本。这并不非不可能。文学理论的目标和方法当然应该为此而努力，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解读的确是对语法结构的有条不紊的解构，并且在对“三学科”的系统性拆解中，理论既合理又有效。技术上正确的修辞学解读可能是枯燥的、单调的、可预测的和不愉悦的，但它们是无可辩驳的。它们也是总体化的（而且可能是极权主义的），因为它们揭露的结构和功能并不导向对一个实体（如语言）的认识，而是导向一个不可靠的知识生产过程。理论上，它们始终是终结所有模式的最具弹性的理论和辩证模式，它们可以正确地声称，在它们自己的缺陷自我中包含了所有其他有缺陷的阅读模式——回避（avoidance）、指涉、符号学、语法、施为、逻辑等等。它们既是理论，同时又不是理论，是“理论之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theory）的普遍理论。

然而，在它们仍是理论的范围内，它们可教（teachable）、可概括、对系统化有高度反应。像其他种类的阅读一样，修辞性阅读仍然避免和抵制它们所倡导的阅读。没有什么能克服对理论的抵制，因为理论本身就是这种抵制。文学理论的目标越高，方法越好，它就越不可能克服对理论的抵制。然而，文学理论并没有破产的危险。它必然蓬勃发展。它越是受到抵制，就越是蓬勃发展，因为它所讲的语言是自我抵制的语言。只不过我们尚不能确定，这种繁荣是一种胜利，还是一种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