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后现代性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1998）中的考证，“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与“现代主义”一样，“都诞生于诞生于遥远的边缘地区，而不是当时文化体系的中心：它们并非源自欧洲或美国，而是源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世界”。“现代主义”（modernism）一词来源于1890年代开启的一场名为现代主义的文学潮流，这股潮流掀起了一场西班牙文学束缚的解放运动。“后现代主义”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西班牙语的世界，它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的一股保守的逆流。“后现代”在英语学界中的出现，要追溯到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他以普法战争为界，把这场战争所开启的时代成为“后现代时代”。美国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iles Olson）也在他的诗中提出了“后现代”的说法，这一术语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它用来指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理性已经烟消云散的时代。到了70年代，后现代主义进入了理论的关键阶段，它以《疆界2——后现代文学与文化杂志》（Boundary 2）为起点，以它的早期撰稿人之一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哈桑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种文化变迁的方式，把它在文学领域的影响扩大到艺术、文化和社会的领域。哈桑在他的1978年《文化、不确定性和内在性：（后现）代的边缘》一文中指出，后现代最重要的特征是“不确定的内在性”（indetermanence），它由“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和“内在性”（immanence）两方面构成，哈桑在考察了20世纪科学的新发展之后写道：“相对论、测不准原理、并协原理以及不完全性不仅是数学上的观念，也是构成我们的文化语言的观念，它们是建立在不确定性和内在性之上的知识的新秩序的部分。”“不确定性”意味着人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去描述某个复杂的对象，它通过各种符号表现出一种关于“解体”（unmaking）的强大意志，影响着政体、个体乃至西方整个的话语领域。而“内在性”则是指明一种心灵的能力，使人能够在符号中概括自身，越来越多地干预自然并使之成为我们自身的环境，甚至使之成为我们“文化无意识”中的一部分。
虽然哈桑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得到了诸如佩里·安德森、利奥塔等人的认可，但是在美国的左翼理论家看来并不如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哈桑等一些早期理论家只是“用一些具有后现代主义性质的词汇（《泰凯尔》对表现的意识形态的抨击，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来研究后现代主义美学时，似乎已经做了一些事情”而已，认为哈桑的赞美中也包含了一种含混的姿态，因此在詹姆逊看来，有些案例只是一种高级的现代主义而已。而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和斯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则是在他们的《后现代理论》（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1991）中明确地表达了对哈桑的批评态度，一方面指责哈桑“经常喜欢采用一种由大量引文以及为炫耀自己而引用的名言警句所构成的文体”，另一方面指责哈桑把“新的'反文学’或'沉默文学’描述为'对西方的自我概念的厌弃’和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厌弃”。他们都没有对哈桑所提出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不确定的内在性”作出深入的探讨。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一书被看作是法国后现代思想的代表作，但实际上这部著作是为了迎合魁北克大学委员会的要求所作的关于“当代知识状况的报告”。“后现代”和“后工业”概念是利奥塔最重要的两个理论预设，但它们都并非利奥塔的首创。“后现代”一词主要来源于哈桑，“后工业”一词主要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他也是利奥塔在文科预备班时期的同学和挚友。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成为了主要的经济生产力，它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但同时也失去了许多传统的合法性。这本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并非“后现代”概念，而是“对哲学和伦理政治学的某些合法化话语作出语用学形式分析”，哈贝马斯是此书的主要理论对象之一，“合法化”（légitimation）问题是两位思想家讨论的焦点。哈贝马斯通过引入韦伯的合法化概念，试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危机中，找到能够奠定未来社会秩序的稳定的、规范的、公共的结构性基础，而利奥塔则是对哈贝马斯的这种通过共识而达成的“合法化”提出了质疑。《后现代状态》反映了利奥塔对哈贝马斯的著作和思想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这与当时法国大多数同行的情况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在《后现代状况》出版一年之后，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事业》（1980）一文中对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作出了回应，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也写道：“在利奥塔发表了《后现代状况—一份知识报告》之后，'后现代’这个时髦字眼亦已深入人心。所以，新结构主义理性批判的挑战构成了我力图逐步建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视角。”。哈贝马斯作为当代欧洲首屈一指的哲学家，他在英语学界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哈贝马斯对后现代的批判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语学界。事实上，《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这篇文章并非针对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而是针对在威尼斯举行的两年一度的建筑艺术节。而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也只是在前言中对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一带而过，而真正被哈贝马斯视为法国后现代理论代表人物的是巴塔耶、福柯和德里达。哈贝马斯曾经对罗蒂（Richard Rorty）的文章《哈贝马斯和利奥塔论后现代性》作出回应，然而，哈贝马斯既没有对利奥塔，也没有对后现代性本身作出回应，而是认为罗蒂的解释反映了一种野心勃勃的计划：消灭笛卡尔以来的意识哲学的传统，揭示关于知识的基础和界限的讨论是毫无意义的，社会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确证自己。
哈贝马斯认为，当代的文化现代性批判潮流，实际上没有看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把现代性的后果转嫁到文化现代性之上，这种批判否认了文化、炸毁了艺术，无论是反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实质上都是一种保守派的立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保守主义。因此，哈贝马斯坚持现代性的事业在自我调整的前提下继续发展下去。两年后，利奥塔在《回答这一问题：什么是后现代？》（Réponse à la question:qu’est-ce que 1e postmoderne?，1982）开始正式地以自己的观点对“后现代”作出回答，同时也是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作出回应，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也是对康德《回答这一问题：什么是启蒙？》一题的借用，康德对启蒙的定义被看作是现代的解放叙事的哲学典范，这似乎也包含着利奥塔政治哲学的一种意图：不是放弃现代性事业，而是对现代性进行“清算”。后现代依然是现代的一部分，康德所奏响的现代性序曲同样为后现代揭开了序幕。这也说明了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有其内在的演化过程。
安德森对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的评价相当公允：“从标题和论题来看，《后现代状况》是第一部将后现代性当作人类所处境况普遍变化的著作。这位哲学家的见解使它比以往任何一本后现代主义研究著作都能在各类读者当中获得更广泛的反响：直到今天，它或许还是被最广泛引用的作品。不过，若孤立地看——通常情况都如此——这部著作导致人们对利奥塔独到的学术立场产生误解。因为受官方委托而写的《后现代状况》主要限于探讨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命运，利奥塔后来承认，他这方面的知识有欠缺。”由于他提出了一种认知多元主义，而这种多元主义又建立在一种不同的、不可通约的语言游戏观念的基础上，因此《后现代状况》引发了一种相对主义的解释，不管在追随者还是在反对者看来，它都是后现代主义的标志。
在安德森看来，詹姆逊之所以转向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一方面是由于他察觉到19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要面对的现实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阶级冲突的消退、广告和媒体的遮蔽性，以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分离。另一方面，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 1975）一书为詹姆逊提供了一种理解战后资本主义历史的系统理论，它为思考当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未来发展轨迹和新兴形态提供了经验和概念的基础。此外，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也是詹姆逊的一个潜在的写作契机，因为正是在《后现代状况》的英译本于1982年出版的前一年，詹姆逊出版了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1981），这本书隐含着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所要批判的命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宏大叙事。詹姆逊写道：“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在哲学上符合逻辑的、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信服的解决上述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充分说明文化过去的本质神秘性……这些问题若要向我们恢复它们的原始迫切性，只能在一部伟大的集体故事的统一体内加以重述；不管它们采取怎样的掩盖和象征形式，只能认为它们共有一个单一的基本主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就是从必然王国争取自由王国的集体斗争；而且只能把它们理解成一个单一庞大而未完成的情节中的关键插曲。”可以说，利奥塔在詹姆逊之前已经察觉并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且向詹姆逊的理论本身提出了挑战。
安德森把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区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也就是说，探讨后现代主义如何以晚期资本主义整体逻辑里的主导文化形式呈现于社会生活之中。“消费社会”和“跨国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化，已经影响了发达工业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所遗留下来的空间和自然，因此，文化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生活组织，开始成为了我们的客观世界，成为了我们的第二自然。第二，外部世界的变化导致了主体经验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动荡使人们失去了关于过去和未来的历史感，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社会下的享乐与虚无。第三，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领域进行内部扩张，从哈桑所关注的绘画和音乐领域，到詹克斯（Charles Jencks）所关注的建筑学领域，到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哲学领域，扩张到所有艺术领域以及相关的主要话语领域内加以考察。第四，探讨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地缘政治模式。后现代主义消解了“高雅”与“低俗”之间的界限，形成了与现存的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并逐渐成为一种全球化的、主导的文化形式，成为一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的投射，它有其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根据。第五，我们必须为自我和集体的位置重新界定，以辩证法的形式重新刻画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认知图绘”，发展出一种真正有政治效用的后现代主义。
尽管以凯尔纳和贝斯特为代表后现代理论研究者把1980年代的“法国理论”看作是一种后现代的话语，认为后现代理论最重要的发展出现在法国，但是这种“法国理论”毫无疑问是一种“美国化”的产物，是经过美国包装后法国各派先锋理论的总和。正如利奥塔所说，法国思想家（或者换一种表述，讲法语的思想家）“一点一点地，通过很不相同的途径，发展起了写作、符号、文本性、延异的概念，这些概念成了被外国人称为法国思想（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在法国几乎不为人所知，而且没有共同性质）的特征。”具体来看，福柯力图回避人们给他贴上任何派别的标签，从未把自己的理论认同为后现代理论，德勒兹和加塔利也没有明确地采用后现代话语。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最初不情愿用“后现代”一词来形容他的作品，但是也偶尔用它来描述自己的观点，他后来也亲自否认了自己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在鲍德里亚看来，后现代“是一种表达，是人们所使用的一个词语，它什么东西都没有解释。它甚至不是一个概念，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正如利奥塔所说，在宏大理论已经终结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去定义当下发生的事物。它是一种空虚和真空”。在鲍德里亚看来，利奥塔也并没有建立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教条，毋宁说，后现代主义是人们赋予他们的一种标签。利奥塔实际上也对后现代主义概念感到不满，相比于后现代一词，利奥塔更愿意用“重写现代性”（rewriting modernity）一词来解释他的观点。（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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