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界限到人类极限——关于后人类时代的探索

“无论身体是否受到干预，认知科学和人工生命等领域出现的各种新的主体性模式，都必然包含着一个可以称为后人类的生物学上依旧如故的'万物之灵’（Homo sapiens）。与这些典型的特征有关的，是有关主体性的建构/观念，而不是非生物成分的存在。”——自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出版以来，近30年的时间里，“后人类”一词逐渐进入相关专业领域和普罗大众的生活之中，也被越来越多人提及和讨论，似乎，伴随着21世纪的来临，人们正式面对“后人类纪元”的问题了。

据贝德明顿（Neil Badmington）的考证，“后人类”一词最早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神秘学家布拉瓦茨基（H.P.Blavatsky）的人类演化理论中出现，但很快就没有被提及。而从“后人类”衍生出来的“后人类主义”在20世纪成为西方后学思潮中一个新兴的概念，可以视作对人文主义、解构主义、媒介理论等问题的反思。1976年，美国批评家伊哈布·哈桑便提出：“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人类形式——包括人类欲望和它的所有外在象征物——也许正在激烈地改变，因而必须被重新看待。我们必须了解，历经五百年的人文主义也许正在走向终结，人文主义正在演变成某种东西，对之我们无可救药地把它叫作后人类主义。”

>《地球连线》由微生物代谢催化的行星生物地球化学反馈循环。通过亲密的呼吸过程，人类被束缚在地球上，沉浸在交流和谈判关系的内部流动中。但是，当这些连接以技术为中介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将如何呼吸？谁或什么将分配剂量？剂量将包含什么？谁会活下来？我们将如何悲伤？

后人类主义的出现可以看作是跨学科、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原子弹爆炸带来的科技与自然的冲击，追溯到图灵测试中机器对具体形象的消除，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者们对信息的重新定义，追溯到如阿尔法狗一类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由于这些科技发展使得人类从个体到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站在“后人类时代”的十字路口上，人们陷入了沉思，未来会是怎样？美国学者凯里·沃尔夫（Cary Wolfe）在其《什么是后人类主义？》一书中梳理了这一思想的脉络，提出人类发展的困境以及未来的无限可能性。这些看似新颖的概念其实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博物馆前不久开始的展览便可以回应上述的概念，以“人类界限”为主题的展览打开了探讨人类与地球未来的话题。展览通过作品向人们提出：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儿去？人工智能、机械技术、体育训练和基因突变能帮人类走多远？人类为永生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我们是否正在以进步的名义破坏地球，危害我们的未来？而在发展至今的这些现实面前，我们又将迎来一个怎样的未来？

“我是特别的动物”——人与动物的界限？

> 这是一个混合装置，它使用化学和物理反应来控制其行为和声音合成。该装置由主控制单元和三个平衡机器人组成。主控制单元具有三个反应发生的核心系统，一切都由计算机算法使用摄像头进行分析。它创建了一个

新的、更复杂的系统，因为它们通过机器人的运动和主要算法相互影响。

人与动物的界限在哪里？我们都有个共识，人类是高等动物，是优于其他动物的存在，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是什么区分人与动物？是直立行走？或是工具的使用？但这些似乎黑猩猩都能做到一点，只是有点初级。关于这个界限的讨论一直都有人在思考：展览中，英国艺术家马库斯·科茨（Marcus Coates）的《有趣的家庭》用动物的头颅置换了人类的形象，组成的“家庭”让人产生强烈的悖论感；作品《惊人的能力》纪录片中讲述了许多不同动物惊人的协作能力、心理投射或语言学习能力，这些一点都不输人类的技能让人们重新审视划分人类与动物的界限，那些人类自以为的优势似乎并不是独有的。这些作品就打破了我们固有的概念，就像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面世进化论为人们带来的巨大震撼之后，不到两百年间，研究者们不断努力、逐渐完善的学科研究使这条界限越来越模糊，也让我们进一步思索“我是特别的动物”这句话。达尔文在晚年的著作《人和动物的感情表达》中提出动物和人类的智力只是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区别：“即使是最不复杂的动物，也会像人类一样能够感受到快乐和痛苦、不幸等。”人们开始为动物大声疾呼，打击虐待动物、禁止动物表演、惩罚遗弃宠物等等看，一些法律条文逐渐出现，这些关注与呼吁也正好呼应了人类“界限”的思索，让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定义人与动物的关系。

“我是胜者”——运动中的人类极限突破

>《激光鼠》是一个机器人群体装置，由 60 个小型机器人组成，其灵感来自萤火虫等昆虫的同步行为。通常，群体网络是难以察觉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人通过激光-光电探测器通信创建了一个可见的网络。结果，它们产生了不断变化的节奏。这种节奏是由撞击地板的螺线管发出的。可见网络和可听节奏的组合在空间上进行了部署。它质疑是否有可能让人造的东西看起来像一种自然现象。

不论人类与动物的界限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在不断突破自我、不断演进的路上从没停止过脚步。尤其是在体育运动方面，特别能见证人类追求自我极限的努力。齐内丁·齐达内（Zinedine Zidane）是法国著名足球运动员，展览用他的蜡像唤起观众们对体育运动员的狂热。以他为首的世界冠军们在身心素质上的极限训练不断令他们突破已知的机能，展览中的一个双面镜装置就可以看出体育运动员和普通人的分别，装置将泰迪·里纳、梅勒娜、玛丽-艾梅丽-勒弗(Teddy Riner\Melanie De Jesus dos Santos\Marie-Amelie Le Fu)这三位柔道、体操和残运健将的身体与观众身体进行对比观察，再结合他们的特殊训练，不禁感叹人类的自身的极限是如此奇妙，他们是天赋异禀，同时又努力冲刺。正如奥运会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那样，在我们的努力下，人类不断刷出新纪录。然而，如果将人类与大自然中的动物进行对比的话，我们的冠军却远逊动物。此时，科技带来的创造力便显示出来了，科技推动了人类对自身极限的探索，人类发明了特殊的装备进行辅助，让人类突破天生形态的束缚，就像展览上展出的那些更加轻质材料、仿鲨泳衣、精心设计的鞋型那样，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体能极限的突破继续添砖加瓦。

“我是赛博人类”——人类身体的极限突破

>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周围看到的大多数动植物仍然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进行基因改造的。在江户时代（1603-1868）的日本，人们普遍对樱花等植物和花卉进行改造，以追求更美丽的绿色。蚕，随着服装材料的发展，是另一个基因改造的主题。今天，科学技术让我们可以极其精准地控制基因，反过来也要求我们有更高的道德感。

如果说上面的极限突破还是在自身体能的基础范围内，那么，心脏起搏器、残疾运动员的假肢、提高移动机能的外置骨骼、仿生手这类的创造，便让人们踏出了大自然机体、正式进入赛博人类的探索中。韩国艺术家李布尔（Lee Bul）充满未来感的女性形象电子人只有单边肢体，艺术家将电子人视作对当前先进技术的吸引和排斥的隐喻。在未来主义的气氛中，我们仿佛置身于1972年马丁·凯丁写的小说《电子人》的场景中。假肢、外置骨骼、植入物、接驳身体，这些与人类“杂交”的形式多种多样。这些“赛博人类”起初只是从医学军事层面考虑进行开发的，进而慢慢发展至运动、时尚、艺术等领域，被扩大运用。在“赛博人类”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卢卡斯·兹皮拉（Lukas Zpira）的行为艺术，他在身体里植入物件、穿孔、创作未来感的纹身，展览作品《身体的话语》便是他对“赛博人类”践行实践的艺术品。

“我是突变者”——基因科技的双面

> !brute_force，Maja Smrekar (SI)

村上春树曾在其《1Q84》中写道“究其根本，人类不过是携带基因的载体与表达功能的通道。基因是自然界万物生长的源泉。”基因决定了人类的表现，随着基因的密码被人类破译，改造就开始了。从优生优育到对“完美基因”的追求，生物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科技伦理问题，这些基因工程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对未来的影响是亟需谨慎的。在展览中“定制宝贝”的互动游戏里，我们可以选择特征、排除劣胚，最后还能修改基因，在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修改基因可以令孩子拥有其他物种的能力，像蝙蝠的回声定位、浮游生物的夜光特质等，然而，这样的修改同样会导致人类和社会的新变化，如某些特征的永久消失、性别失衡等等。据2016年一份报告显示，76%的法国人反对基因修改，后来美国也推出了相关法规，生物技术与基因改造犹如潘多拉的盒子，在打开它之前，我们需要从道德层面上进行讨论。在一日千里的科技发展速度下，道德在适应和抵制之间，也在寻求新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生命伦理学便是这个语境下的产物，生命伦理学不断地在遗传学、生物技术、社会愿景和人类伦理的博弈中保持思辨。

“我是永生者”——科技让永生成为可能

科技让人类不断突破极限，那是否意味着，我们离永生不远了？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对抗死亡的历史，从极低的婴儿存活率到越来越长的寿命，在人类发展的道路上，死亡，如影随形，正如菲利普·帕斯夸（Philippe Pasqua)的作品《带有蝴蝶的虚空静物》那样，关于死亡的表现和寓意表达历来就有，而漂亮的蓝色蝴蝶和银箔却和主题形成鲜明对比。人类对生物性的终极超越和对永生的渴望成为一股强有力的动力，而从展览中那长达3米的动画交互墙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数据、图示视觉化地呈现出人类寿命的差异与变化。冷冻技术让人类永生成为可能，俄罗斯和美国已经有相应的公司发展此项业务。除了延长寿命，冷冻技术也可以为疾病和衰老问题进行解决。雷·库兹维尔是物种改造工程先驱之一，在冷冻技术的语境下，他提出大脑上传是后人类主义者提出的永生方法之一：“三十年后，人类将能把自己整个思想下载到电脑上，成为不朽的数字……一个人所有的个性、记忆、才能和过去或将重新植入机器人，甚至是存放于云端。”似乎，永生离我们不远了。

“未来之路”——与科技共存发展

> 后藤明典的作品《穿越》起源来自对“移动”意味着什么的质疑。艺术家着眼于与运动密切相关的时间概念，试图用运动来创造时间的视觉表现。使用这种技术，艺术家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寻找时间、运动的意义以及它们

之间的关系。乍一看，这件作品只是一块网状材料，但通过狭缝投射光线，它再现了人们行走的动作。他们是在艺术家访问过的各个国家的交叉点拍摄的人，年龄、性别和种族各不相同。当他们被重新组织到一个时间线上时，这个多样化的人群形成了一种朝着某种目标前进的社区，

而另一方面，人类不断突破极限为世界带来了什么？显然不是可持续的共同繁荣。根据今年的世界野生动物日最新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自2008年的记录以来，已经有187种物种灭绝、2400种物种濒临灭绝。人类活动早就造成地球生态的失衡，而后人类时代以来的高速发展更是急剧加重这些失衡，甚至带来世界末日的可能。从上述的界限与极限的探索突破中，人类达到相当深的程度，这些探索突破其实也是双刃剑，对未来的悲观也许能转化为新的启示或希望。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机械植入等科技能为人类的未来之路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展览中的作品相当具有启发性：我们看到斯洛文尼亚艺术家斯姆雷卡尔（Maja Smrekar）将爱犬与人工智能共同编程的人工神经网络算法挑战了后人类主义的困境，传达出极有深度的生物讯息；在“共生群落”里，可以看到一个水培的生态系统，三叶草和根瘤菌在这个系统中互为共生，静静地处理室内的空气，同时也与闭环中的其他物种互为协调；又如日本AnotherFarm工作室创作的《改造的天堂》，他们用发光水母和珊瑚的基因改造了蚕，从而创造出“荧光蚕丝”并制成衣；还有利用人工智能和自然智能来理解植物的生命等等。正如罗斯·布莱多缇提出的那样：“后人类主体的关系能力并不局限于我们人类本身，而是包括所有非拟人化的元素。”

一切并未结束，所有的讨论仍在继续。从人类界限到人类极限，地球的剧变我们有目共睹，一切科技与艺术的发明创造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上述的所有探索也是如此。我们希望能一起走得更远，在后人类时代，不是走向毁灭，而是在更多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存中继续前进，这，才是人类的界限。正如展览中塞缪斯·耶尔的雕塑装置那样，碎片的形象正是人类文明以及科技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人类文化结构的集合，只有将这些碎片都集中在一起时，才能看清本质，就像人类的未来，也是在各种界限和极限的突破中，慢慢集合，探索前进。

文/陈烨Chen Ye

图/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博物馆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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