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前几日发布了一条讣告：2015年9月10日，美国著名学者伊哈布·哈桑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辞世，享年89岁。
而刚刚在前不久，哈桑教授的成名作《后现代转向》在中国出版，刘象愚翻译。
哈桑（Ihab Hassan）1925年出生于埃及开罗的一个官宦之家。年轻时学业表现卓著，英语尤其优秀，高中毕业后进入开罗大学工程学院，并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从该学员毕业。本科毕业后，哈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电力工程大学攻读电子工程专业，1984年获得硕士学位。但之后他就放弃了工程方面的研究，转向文学。1950年，他不仅顺利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还因成绩优秀被允许免试攻读博士学位。1953年，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哈桑在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主要源于他从1960年代以来对西方学术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他在自己漫长而成果丰硕的思索和写作生涯中，留下了值得我们回味的清晰轨迹：从学习电气工程的硕士研究生转向文学研究；从关注当代美国小说创作到将“后现代主义”理论化；从“超越批评”的个性化写作到探究人生与文学的关系。他最终被定格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先驱”，以致研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文化与哲学的人们都不得不关注他的理论。哈桑开列了那张从33个方面对比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特征的著名表格，在西方其他地区的学术界被广泛援引，这使哈桑的名字得以与利奥塔、德里达、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欧洲后现代理论家们相提并论。
刘象愚先生在译序中对哈桑的生平、兴趣转向的原因，以及本书在理论界引起的讨论和反响等问题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归纳，今摘录如下，与各位读者分享。▌
关于哈桑其人其书
刘象愚
在狭义后现代主义形成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它的早期，即70年代，哈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审美后现代主义向认知领域转化，并向广阔文化领域的纵深开掘，哈桑却淡出了人们的视域，在相当程度上遭到了冷落。哈桑对此是心有不甘的。本书在1987年出版时，詹明信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已经获得了绝对的理论优势和学界的认可，哈桑被有意无意地放逐到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之外。哈桑的心情谅必是不平静的、复杂的，诚如他自己所说，他是最早开始研究后现代主义，并对其“做出理论概括”的学者之一，20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后现代主义，而今在闹闹嚷嚷的后现代主义论争中，他却被遗忘了，人们似乎忘记了他在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做出的贡献，甚至忘记了他在后现代主义讨论中的存在；那时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界走红的正是当年指斥、否定后现代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中，他选择退出后现代主义的论争，转向其他领域，而这种“转向”难免带着几分无奈的色彩。从这一语境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哈桑要在本书“引言”开篇时引用威廉·詹姆斯那段与本书内容并无太多关联的话了，那段引文是：“大家知道，一种新的理论出现后人们首先是攻击它，说它荒诞不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承认它是对的，不过，依然要说它浅显易懂，无足轻重，最终才能真正认识它的重要性，到那时，甚至连它一贯的论敌们都禁不住要宣称，他们才是这一理论的首创者。”这里的用意显然是借古喻今，矛头无疑是指向詹明信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
客观地说，詹明信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桑采用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对哈桑的冷落甚至无视显然表现出学派门阀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应该是学术观点的差异。这一点，哈桑本人也许未必愿意接受。诚然，对于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被学界广泛认可，哈桑功不可没。
哈桑在早期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的确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在哈桑全力以赴推广后现代主义时，詹明信等对这一新概念是嗤之以鼻，大加否定的。不过，哈桑的研究确实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过多地关注了后现代的现象，而对造成种种新的后现代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浅尝辄止，未能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论探讨。佩里·安德森在其《后现代性起源》中清晰地指明了这一点，说哈桑仅仅看到了后现代产生的文化根源，但却“犹豫不决，终于掉头而去了”（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p.55）。导致哈桑在面对后现代现象探本溯源时止步不前的原因来自他对新马克思主义那种天然的敌视。他对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角出发的理论探讨充满反感，这一点在本书中多有表述，甚至在最近（20世纪末）接受一位波兰学者的访谈中，他依然毫不留情地抨击所谓的“政治正确性”，对那种将道德、艺术、宗教、文化、形而上学等一切精神领域甚至个人情感都缩减为政治的极端政治化倾向深为厌恶，将之指斥为“虚妄和疯癫”（inanities andinsanities）。
哈桑出身于埃及一个总督的家庭，幼年因看到父亲血腥镇压群众和学生运动而大为震惊，后来到美国留学，接受自由主义教育，先学工，后转而学文，数十年研究并教授美国文学。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应该是出身于一种“左的自由主义传统”，对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本不应如此反感。但他天性中有着浓厚的文学艺术情愫，对政治和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从来就缺乏热情和兴趣，更厌恶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唯我独尊、绝对正确的极左倾向。可以说，哈桑不愿从社会、文化（实即他所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等角度进一步探究后现代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乃是天性使然。然而后现代主义这一论题本身却蕴含了浓重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色彩，要求它的研究者必须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深入探索其本源。正是这一悖论导致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出现了难于克服的致命缺憾。而恰恰是在这一领域，詹明信做出了令学界不能不拍案叫绝的精彩论述。就在哈桑出版本书之时，詹明信那篇《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长文正在西方学界不胫而走，不仅受到新马克思主义们的喝彩和追捧，而且受到学界大多数中间派学者的赞赏。其影响之大，甚至连哈桑本人恐怕也难于否认。数年后，此文扩展为同名专著，成为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讨论被奉为圭臬的经典之作。詹明信们的势头如日中天，其声誉和影响完全遮蔽了哈桑的早期影响。
平心而论，詹明信们对哈桑的态度的确有欠公允。詹明信并非不知哈桑的研究，对于哈桑提出的“后现代主义”，他曾从消费社会的角度加以指斥，后来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用法从无视变为正视，从排斥变为采纳，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无人企及的成就。但他却始终不愿承认哈桑在这一领域的早期贡献。在其1998年出版的论后现代主义的专集《文化转向》中，仅一处轻描淡写地提及哈桑，说他只是“似乎”（seem）从反现代主义的立场欢呼后现代主义到来的先行者之一。（Cultural Turn, p.22）。詹明信的追随者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克尔纳在此前一年出版的与哈桑本书完全重名的专著，除一两处轻描淡写外，也只在前言的一个注释中表明他们的书与哈桑前书的根本区别，其中不乏揶揄和讥诮的意味。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也不全都持这种态度。英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家，长期担任《新左派评论》主编的佩里·安德森对他的态度就比较客观、公允。实际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学术领域，批评家们对他还是做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的，譬如，前面提到的查尔斯·詹克斯、利奥塔等人，还有荷兰批评家汉斯·伯顿斯、加拿大批评家琳达·哈琴等都充分肯定了他在有关后现代主义早期讨论中的重要意义。哈桑自己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以“独立的批评家”自居，说自己在广大既不左也不右的中间派学者中不乏同道。
哈桑对后现代主义早期研究的贡献无疑是不可抹杀的。伯顿斯在其《后现代观念》（1995）一书中对哈桑的评价具有代表性：“哈桑在70年代早期推动[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并使其充满活力，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哈桑对这一术语的采用使其在学界广为流传。更为重要的是，哈桑对文学批评论争产生的形构性影响是巨大的：“事实上，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文学中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与著作没有一篇（部）不参阅哈桑论著的。”（The Idea of the Postmodern, p.37）。从历史的事实出发，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深入、全面的理论探讨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哈桑对这一概念的早期确立在后现代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贡献也是不容抹杀也无法抹杀的。
哈桑这本书是他讨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论文集，书中收入的文章不仅反映了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60、70年代美国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化的历史进程。细读本书，我们不难看出哈桑在后现代主义问题讨论早期阶段所做出的贡献，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作者最早开始试图用“后现代主义”来归纳60、70年代美国乃至西方文化特别是文学中出现的种种新变化，敏锐地察觉了现代主义之后产生的种种文化与文学转变，将这些新的变化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思考，并以现代主义作为参照加以分析，通过提问题的方式引发了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深入讨论。
二、他首先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和“内在性”（immanence）两个方面。认为不确定性涵括了那些要“解体”（unmaking）的意志、欲望和倾向，诸如含混、分裂、解构、离心、移位、变形、多元性、随意性等；而内在性则代表了心灵在符号中概括自身的能力，也就是人的智性运用符号和语言干预自然、创造自身的能力，它涵括了散布、传播、推进、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交流等重建的欲望和倾向。这个概括的理论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准确全面，而在于它可以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深化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从不确定性我们看到后现代文化中那种疯狂的、要反叛瓦解一切的巨大力量，其矛头无疑是指向西方数千年来形成的那套形上思维模式和一切现存的、确立的规范、体系和权威的；而从内在性我们看到潜藏在这一疯狂的解构意志下一种创造的力量。这是一种破旧而后立新的伟大力量，是人类心智中固有的、内在的，因而也是富有朝气的、充满活力的，它必将创造出新的意义。它那种凤凰涅槃式的创新精神是毋庸置疑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代表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虽然它们不是辩证的，但却是相反相成的，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哈桑将它们合而为一，创造出了“不确定–内在性”（indetermanence）的说法。那种只看到“不确定性”而忽略“内在性”（如玛格丽特·罗斯在其《后现代与后工业》一书中对哈桑的分析[The Post-modern and the Post-industrial, pp.42—53]）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
当然，哈桑对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或者说不确定——内在性内涵的具体分析并非没有可以商榷和论争的余地，但就总体而言，窃以为它大致描述了构成后现代运动的基本模式。此外，哈桑以现代主义特征为对照，对后现代主义特征所作的种种描述（见《后现代转向》第二章、第四章）虽然可能存在某种交叉、重叠、不明晰等问题，但对于人们认识后现代种种特征依然是富有启迪的。
三、哈桑研究当代西方文学数十年，在这本文集出版之前，他已经发表了7部著作，其中绝大部分（如《沉默的文学》《奥尔菲斯的解体：走向后现代文学》等）是从后现代的视角研讨西方当代文学的。虽然他将“后现代主义”的用法推广到文学之外的各种艺术领域，但不难看出，本书的重点仍在文学上。他广征博引，分析归纳当代西方文学中的后现代特征，将之归结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并与现代主义文学对照，提出了许多颇有启示的观点，因此本书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必备参考书，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领域，其价值和地位不可替代。
四、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哈桑借鉴威廉·詹姆斯与罗蒂等人的观点，提出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因此被来自左和右两面的批评称之为“新实用主义”，尽管他没有进一步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分析后现代文化的历史成因，但这一立场并非毫无意义。对于繁纷复杂的后现代文化现象，看到其破坏、颠覆的一面，力图加以遏制；看到其重建的潜力，大力加以弘扬，未必不是一种实际的立场。即便是詹明信等在提出后现代主义乃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之后，又能怎么样呢？不也要要采取一种温和折中的立场吗？由此看来，完全否认这种所谓实用主义的立场未必客观，而采用这种宽容、求实的立场也许恰恰是当时的一个正确选择。
五、哈桑宽容、求实、理智的态度还表现在本书总是以提出问题为要务上。作者在分析归纳大量后现代现象和事实并试图作出某种理论概括与抽象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文化现象，任何概括和抽象必将承担巨大风险，因此总是不忘记申明这些概括和抽象的临时性、相对性、不稳定性。这样看来，这种以问题代结论的做法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做法目的也在引发读者与广大学者的积极参与，可以集思广益，以学术界的集体力量更好地解决复杂的理论问题。
自然，本书的缺憾也是明显的。哈桑未能从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视角对后现代文化的历史成因做出进一步深入的讨论，这一点已如前文所述。此外，材料的过分繁富和征引的过分广博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芜杂和晦暗的弊端。然而，瑕不掩瑜，本书的价值与地位自在，不是可以轻易磨灭的。
节选自《后现代转向》译序
后现代转向
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
[美]伊哈布·哈桑 著
刘象愚 译
2015年9月出版
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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