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报快递 | 走进乔伊斯《流亡者》，欣赏心灵的镣铐之舞

编者按：

徒劳的反抗让精神流亡者们在病态社会焦虑而痛苦；孤独与压抑使渴望自由的心灵负重前行；希望在代际传承中发出微弱的光亮。让我们走进乔伊斯的《流亡者》，欣赏心灵的镣铐之舞。

詹姆斯·乔伊斯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流亡者》是他的唯一一部现存戏剧，主要讲述了四位人物之间的爱恨纠葛，他们对爱与自由的追求中充斥着对传统道德准则和婚姻规约的反抗。乔伊斯通过呈现这些精神流亡者对各种规约束缚的反叛挣扎，表达了他对二十世纪初爱尔兰病态社会的态度，也就是在个人强力反叛的强化下，异化的社会却使他们变得更加瘫痪，沦落为病态的人物。

《流亡者》中的四位主角竭尽全力地抵抗中产阶级的道德信条以及冷漠异化的环境。然而，他们不管是身在国外，还是处于病态的爱尔兰社会，都始终处于一种精神流亡状态。他们是病态社会中遭受着孤独、异化和焦虑的病态群体。强烈的时代性，人物与压制力量的斗争，都为我们提供了以新的视角审视这部作品的契机。

反抗的失败

主人公理查德是异化社会环境下的典型病态案例。在他的反抗及最终失败的历程中，二十世纪早期爱尔兰的病态社会被缓缓呈现在我们眼前。理查德虽极力反抗令人压抑的外部世界，但因爱尔兰宗教氛围浓厚，传统家庭价值和中产阶级婚姻观念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小成长于爱尔兰的他，即便逃离、抗拒，也无法真正摆脱故土的影响，反抗只能以失败告终。

理查德是一个有抱负的作家。他离开祖国，在外漂泊九年。对于理查德而言，放逐是对爱尔兰这个病态国家的拒绝。他将自由和独立视为作家不可或缺的品质，因此他反抗所有的传统束缚，甚至试图通过疏离外部世界以确保自我的完整。他在整部剧中都处于痛苦焦灼的状态，这种痛苦源自于他与爱尔兰社会的对抗。他的抗争挑战了主流价值观。然而，这一颠覆行为还是屈服于社会。理查德无法冲破自己所蔑视的一切，相反，它们压抑着他，将他变成了异化社会中病态的一员，在矛盾中不断挣扎。

精神流亡者群体

除了理查德，戏剧中的其他人物伯莎、罗伯特和比阿特丽斯也是爱尔兰异化社会中的病态群体——一群徒劳挣扎着的精神流亡者。迷失于爱情的伯莎，只能无力地怒吼；沉沦于追逐自由的罗伯特，被自己的欲望击溃；沦落于道德准则的比阿特丽斯，沉溺于自己的孤独之中。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尝试颠覆。然而，他们却被这个异化社会以各种形式压抑着，直至成为病态的人，无法实现自我，更不可能拥抱、理解彼此。

如果说理查德的孤独和异化主要是由于他有意地自我疏离，那么伯莎的病态则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压迫——丈夫宣称给予的绝对自由却遭遇了来自他的背叛，以及周围的人对她的物化。她试图通过与罗伯特之间的调情来证明自己在爱情中的主体性，打破被动压抑的局面。然而，她无法隐瞒深爱着的丈夫，从一开始便向理查德袒露了罗伯特追求自己的细节。出于对丈夫的爱以及中产阶级道德规约的束缚，她选择隐瞒和罗伯特共度一夜的真相，乞求理查德的信任和爱。她还试图与情敌比阿特丽斯做朋友。可见，她不可能在爱情和社会中寻得主体性，注定失落。

罗伯特一般被视为一个虚伪放荡的负面人物。实际上，他也处于精神流亡之中。为了追寻自由，他全力挑战着传统道德观念。然而，满口谎言、充满欲念的他注定会失败，沦为一个病态的自由追求者。不同于被物化的伯莎，比阿特丽斯精神独立，在爱情中始终保持着绝对的主体性。尽管如此，她仍是一个孤独的囚徒，心中强烈的道德感驱逐着她，让她无法随心而动。

希望的诞生

虽然这四位主人公前途暗淡，但民族仍然存在希望，这个希望便是以理查德的儿子阿奇为代表的下一代。和失落、焦虑的大人们相比，阿奇的周围总是充满了欢乐，他的存在是阴郁环境中的一抹亮色。正如罗伯特指出，理查德和他自己所追寻的自由，不在于他们自己，更不在于二十世纪早期爱尔兰社会中其他病态而不自知的人们，而在于阿奇。

四位人物对爱与自由的追求是痛苦的，代表着精神的瘫痪和流亡，代表他们反抗异化社会时的绝望挣扎。然而，前路并非完全阴暗。充满活力和欢乐的阿奇正是希望所在，他开辟了一条通往光明未来的全新道路，与病态的环境正面对抗。

川大研究生

信息来源：四川大学研究生团委研究生会

文字：赵素素

编辑：李巧玥 钱炜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