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就没有《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
威根，英格兰北部业已衰落的矿业城镇，英国早期工业化的象征。一九三六年一月，受出版人维克托·格兰茨委托，时年三十三岁的乔治·奥威尔只身前往伯明翰、曼彻斯特、威根、设菲尔德等地进行阶级状况调查。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他混迹于当地的煤矿工人、流浪者等群体之中，与他们同吃同住，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当年十二月，他交出这部别开生面的非虚构作品——《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其时欧洲正处于二战前夜，人们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毫无准备，但左翼思潮与右翼思潮的舆论交锋却已愈演愈烈。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到底是通向自由，还是奴役？身处云诡波谲的历史现场，乔治·奥威尔即将给出自己的答案。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其时英国兰开夏郡、约克郡煤矿工人工作、生活状况的调查体验记录，第二部分则引出社会主义理念及其运动，阐述社会主义在改善工人阶级生存状况方面的可能作用，并检讨其时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奥威尔在书中忆及自己的童年生活及在缅甸殖民地的工作经历，坦陈自己由统治阶层一员转变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呼吁英国各阶层搁置成见，团结一致，以改善底层人民生活，对抗其时声势日盛的法西斯主义。
写作本书期间，奥威尔的走访调查活动引起当局警惕，英国情报部门为此对他进行了长达十二年（1936—1948）的监视。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本名埃里克·布莱尔，出生于英属印度殖民地“上层中产阶级偏下阶层”家庭，早年入读伊顿公学，十九岁进入印度皇家警察驻缅甸部队服役，五年后辞去公职返英。一九三三年，他以“乔治·奥威尔”为笔名发表处女作《巴黎伦敦落魄记》，随后陆续完成小说《缅甸岁月》（1934）、《牧师的女儿》（1935）和《让叶兰继续飞扬》（1936）。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和左翼报纸工作，成为多产的新闻记者和文艺评论家，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农场》（1945）和《一九八四》（1949）的成功奠定了他在战后欧洲的文坛地位。
《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写成于一九三六年，其时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交稿后即奔赴前线，协助左翼政府军抵抗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势力，直到因左翼阵营分裂被迫逃回英国。本书遂成为他社会主义信仰巅峰时期的一份见证。
《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伽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译后记
伽禾
一
《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是奥威尔在英国出版的第五本书。
一九三四年十月，奥威尔来到伦敦，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的爱书角书店做兼职店员。之前的十个月，因肺炎，他一直在索斯沃尔德（Southwold）的父母家中休养（期间创作《牧师的女儿》）。兼职包食宿，写作时间充裕。一九三六年一月，《让叶兰继续飞扬》交稿，这恰是一部以在书店打工的年轻人为主人公的小说。一月三十一日，奥威尔乘火车前往考文垂，开始走访英格兰北部矿区。
这次走访是受出版人维克托·格兰茨（Victor Gollancz）委托。格兰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出版了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却对第二部小说《缅甸岁月》疑虑重重，拒绝出版（《缅甸岁月》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由美国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出版）。他的出版公司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一直小心避免惹上官司。到达考文垂次日，奥威尔步行十二英里，抵达伯明翰郊外，乘公交车抵市中心，又乘车去斯陶布里奇（Stourbridge）。在严寒中，他每天步行十几英里，兼乘公车，依次经过沃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潘克岭（Penkridge）、汉利（Hanley）、伯斯勒姆（Burslem）等制陶镇，于二月四日到达曼彻斯特，并停留一周，见到了伐木工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弗兰克·米德（Frank Meade）。米德夫妇没想到，奥威尔可以在那种寄宿舍过夜。十一日，他抵达威根（Wigan），借住在一户失业矿工家里，食宿每周25先令。户主在《码头》第三章出现，即是患眼球震颤，每周领29先令补偿金，公司欲减少至14先令的那名矿工。他的儿子乔，十五岁，已在井下工作一年，上夜班，白天睡觉，房客（也叫“乔”）晚上睡他的床。房客乔出现在第一章。十五日，奥威尔换了住处。工会为他找到一家兼营食宿的牛肚店，这家环境骇人的牛肚店以及店主一家构成了第一章的主体。
奥威尔走访了两个月。四月，他在赫特福德郡沃灵顿村的一座村舍住下，种菜种庄稼，养鸡养羊，并且开始写《码头》。六月，和艾琳·奥肖内西（Eileen O’Shaughnessy）举行婚礼。婚后住在沃灵顿村。写作接近尾声，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决定奔赴西班牙。他一边准备出境手续，一边修改文稿。十二月十五日，《码头》交稿。二十二日，奥威尔经法国前往西班牙。
二
“左翼图书会”（Left Book Club）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成立，格兰茨是三位选书人之一。他试图说服奥威尔的代理人伦纳德·摩尔（Leonard Moore），出版两个版本的《码头》：图书会版和普通版。图书会版只出版第一部分，印量可观。提议遭到拒绝。
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格兰茨才以图书会名义出版了完整版《码头》，并附上自己写的序言，以示立场不同。此时，奥威尔所在的马统工党民兵部队驻守在韦斯卡（Huesca）东边，每天站岗、巡逻、挖战壕，不知何日才会发动围攻。五月，奥威尔被狙击手击中喉部，子弹从气管与颈动脉之间径直穿过。在医院养伤期间，马统工党“成为”非法组织，警察四处搜捕该党成员。奥威尔和艾琳侥幸逃脱。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记录了这段西班牙经历。格兰茨拒绝出版。弗雷德里克·沃伯格（Fredric Warburg）出版了这本书，日后也出版了被格兰茨等四家出版社拒绝的《动物农庄》。
英国对西班牙奉行“不干涉”政策，然而英国离战争还有多远？一九三八年九月，奥威尔和艾琳去了摩洛哥，以为那里的气候对疗养肺病有益。他在致查尔斯·道兰（Charles Doran）的信中写道：
……把张伯伦看成是和平使者未免可笑，我也不否认，《慕尼黑协定》对捷克人十分不公。但是不管发生什么，都比打仗强，一场欧洲大战意味着几千万人丧命，更意味着法西斯扩张。毫无疑问，张伯伦在积极备战，其继任者也一样; 我们或许还有两年的喘息时间，能够把人们号召起来，抵制战争，不只在英国，更在法国以及各个法西斯当政的国家。各国国民不同意参战，那就是希特勒的末日。
《反思战争危机》文中写道：
……如果成立“人民阵线”，很可能假以抗击德国的名义。……争论焦点在于，左翼是否应该支持这场旨在维护英帝国利益的战争。“人民阵线”的倡议者高呼“阻击希特勒！”，而反对者大喊“不与资本家结盟！”——似乎都确信如果大选开始，普通民众肯定会给“人民阵线”投票。
……过去两年间，《新闻记事》《工人日报》《雷诺兹新闻报》《新政治家》以及左翼图书会的主办人始终在宣扬全体国民（在伦敦西区俱乐部里安享晚年的绅士除外）一心捍卫民主，渴望开战，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左翼图书会已有五万名会员，这个数字堪称庞大。但是，我们有五千万人口。不能只看在阿尔伯特厅内集会的五千人，更多民众——五百万人在场外，嘴上不说，不等于没有想法，他们会把票投给谁？而左翼图书会这样的宣传机构对此漠然视之，坚称自己就是民意。
……对民意的错误估计使得工党领导人离战争又近了一步，愈发难以赢得大选。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九月一日，德国入侵波兰；三日，英国对德宣战。奥威尔回到沃林顿村，收地里的土豆、做果酱、卖鸡蛋、翻地、剪枝。期间写了《在鲸鱼腹中》《查尔斯·狄更斯》《男孩周刊》，并以《在鲸鱼腹中》为名结集出版。艾琳在陆军部审查司工作。奥威尔早就递交了服役申请，政府复信说已将其登记在册。后来因体检不合格，被拒绝入伍。次年五月，奥威尔和艾琳在摄政公园附近的简陋公寓住下。应“探照灯丛书”之邀（奥威尔本人亦是丛书策划人之一），奥威尔写了丛书第一本《狮子和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传统》。“世界在变，英格兰也在变，但那只能朝着某些方向，也就可做预测。这并不是说未来已注定，仅仅是指某些变化可能发生，而另一些变化不可能发生。一粒种子可能发芽，也可能不发，一粒芜菁种子却长不成欧洲防风。首先要厘清何谓英格兰，才能预测英格兰在未来能起何种作用”。文中写道：
我们爱养花，也爱集邮、驯鸽、做木工活、攒礼券、玩飞镖、猜字谜。即便是参与人数众多的活动，亦非官方组织——小酒吧、足球赛、自家后院、火炉边以及“一杯好茶”。……人们仍然相信，业余时间是自己的，乐意怎么消遣就怎么消遣，谁也无权干涉。
……国人并非清教徒：好赌；只要口袋里有钱，就喝个痛快；爱讲荤段子，用语无所顾忌，平日里说话也一样。
……仍然相信“法”高踞于国家或个人之上，尽管残忍，却不受腐蚀。
“不存在法律，唯有强权”的极权主义观点不曾在国人脑中扎根。
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五月，奥威尔作为战地记者，从德国、法国和奥地利发回报道。三月，艾琳死在手术台上。
次年，奥威尔实现夙愿，在内赫布里底群岛（Inner Hebrides）中的朱拉岛（Jura）北端定居，继续种菜、种玫瑰、照顾养子、养鸡养羊、出海钓鱼、鞣兔皮……以及写作《一九八四》。
《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问世八年后，《动物农庄》出版。
三
本书译自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son）所编《奥威尔的英格兰》。这本书收录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也收录了与之相关的散文、诗歌、书评以及信件。戴维森编纂《奥威尔全集》（二十卷），又编“还原语境版”《巴黎伦敦落魄记》《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动物农庄》。我在某大学二手书店买的英文版《动物农庄》，薄薄一本，只需十元；而戴维森编的《奥威尔与政治：动物农庄》有五百页。
最初促使我翻译的是第十二章。这一章让我想起《上来透口气》（奥威尔在摩洛哥期间所作）。该书主人公乔治·保灵听了左翼图书会的嘉宾演讲，去拜访波提欧斯老先生：
“告诉我，波提欧斯，你怎么看待希特勒？”
波提欧斯老先生肘部搭着壁炉台，脚蹬着挡板，颀长的身体斜靠在那儿，又不失优雅。听到我的话，他吃惊得几乎要把烟斗从嘴里取出来。
……“为什么关注他？不过是个冒险家。这种人来了又去。蜉蝣一世，绝对是蜉蝣一世。”
我不能肯定“蜉蝣一世”是什么意思，可我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你搞错了，希特勒这家伙跟别人不一样……不像古代那些伙计，把人钉十字架、砍人头，只为寻开心；他的目标前所未有，闻所未闻。”
“我亲爱的朋友，'太阳底下无新事’！”
当然，那是老波提欧斯最爱说的一句谚语。……你告诉他如今的什么事，他马上会告诉你在某某国王治下，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就算你提起飞机这种东西，他也会告诉你在克里特岛或者迈锡尼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很可能早就有了。
（孙仲旭译）
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是奥威尔的“精神自传”，也是一部现代史。这个问题依然没过时——
“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