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 莫里斯·布朗肖
译者：lightwhite
译自：Maurice Blanchot, Artaud, trans. Ian Maclachlan, in The Blanchot Reader, ed. Michael Holland, Oxford & Cambridge: Blackwell, 1995, pp. 129-135. 原题为“Artaud”发表于《新法兰西杂志》（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第47期，1956年11月，第873-81页。再版于《未来之书》（Le Livre à venir, Paris: Gallimard, 1959, pp. 53-62）。
二十七岁时，阿尔托把一些诗寄给了一家杂志。杂志编辑礼貌地拒绝了它们。随后，阿尔托试着解释他对这些有瑕疵的诗的依恋：他正在遭受这样一种思想之遗弃的痛苦，即他无法简单地忽视自己从这一核心的非存在当中打造出来的形式，不管它们是多么地不完善。这些作为结果的诗歌的价值是什么？在随后的信件交流中，杂志编辑，雅克·里维尔（Jacques Rivière）突然建议发表这些关于未出版之诗作的信件，而部分未出版的诗作，如今会以一种说明性文献的地位出现。阿尔托接受了，但条件是真相不应被隐瞒起来。这就是同雅克·里维尔的著名通信，一起意义非凡的事件。
雅克·里维尔意识到这里的异常了吗？他认为不完善的和没有发表价值的诗歌，在得到其不完善之经验的说明后，就不再如此。仿佛它们所匮乏的东西，它们的缺陷，因为那种匮乏的明显表达和对其必要性的探索，变得丰富和完满。雅克·里维尔感兴趣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明显是作品的经验，引向它的运动，以及它笨拙地再现的模糊而无名的踪迹。不仅如此，这样的失败——它事实上没有像它随后吸引那些写作和阅读的人那样吸引里维尔——成为了被阿尔托的解释所令人惊讶地照亮了的心灵之核心事件的一个切实的符号。所以，我们正接近一个看似把文学和艺术联系了起来的现象：也就是说，没有一首诗歌不把其自身作为诗歌的完成当作其隐含的或公开的“主题”，而作品，出于它从中到来的运动之缘故，时而被实现，时而被牺牲了。
在此，我们会想起里尔克在大约五十年前写下的书信：
一个人走得越远，生活就变得越个人，越独一。艺术作品就是对这种独一现实的必要的、不可辩驳的、永远确定的表达……正是在这方面，作品为任何一个被迫创作它的人提供了非凡的帮助……这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解释，关于那种让我们自己屈服于最极端之折磨的需要，它看上去没有说什么有关折磨的东西，直到我们让自己沉浸于我们的作品，不是为了通过谈论折磨来减少折磨：独一的东西——别人无法理解或无权理解的东西，属于我们自己的特别的狂乱——只能通过在我们的作品里占取它的位置来获得任何的价值，以在那里揭示它的法则，一种只能由艺术的透明来彰显的原始的形象。
所以，里尔克绝不意图直接地传达作品从中而来的经验，极端的折磨，其价值和真理只能通过沉浸于它在其中——可见地，不可见地——出现的作品，艺术的遥远光芒而诞生。但里尔克自己总是保持这样的审慎吗？他明确地表达这样的审慎，不恰恰是为了打破它，甚至是在他保护这样的审慎，知道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无权打破它，而只能与之保持联系的时候？那属于我们自己的特别的狂乱……
思的不可能性就是思想
雅克·里维尔是无可挑剔地善于理解的，留心的和敏锐的。但在他们的对话中，明显有一定程度的同样仍难以定义的误解。这一次，阿尔托仍十分耐心地对这样的误解保持着不断的警觉。他明白他的通信者试图通过承诺未来会带来他所缺乏的一致性，或通过向他展示心灵的脆弱对此是必要的，而让他安心。但阿尔托不想要安心。他和某种如此严肃的东西联系了起来，以至于他无法忍受它的平息。所以，他同样意识到非凡者，以及其思想的毁灭和他不顾这“名副其实的衰败”而能够写下的诗歌之间存在的，对他而言几乎难以置信的关系。一方面，雅克·里维尔没有发觉事件的例外本质，另一方面，他没有看到这些在一种精神缺席的基础上产生的心灵作品的极端之处。
当他带着一种让其通信者印象深刻的沉着洞察给里维尔写信的时候，阿尔托让人毫不惊奇地掌控了他想要述说的东西。只有他的诗歌让他敞开了面对他正遭受的思想的核心缺失，一种他随后用尖锐的言词和，例如，这样的形式，唤起的焦虑：“我正在谈论的是一切精神之失效的缺席，一种没有图像、没有感觉的、冷酷的受难，就像对凄惨之失败的一种难以描述的抵触。”那么，他为何写诗？他自己为何不满足于成为一个为日常的目的而使用语言的人？一切都暗示了，诗歌，对他而言，关系到“思想的这种既本质又短暂的侵蚀”，因此，诗歌本质上被包含于这种核心的缺失，诗歌既让他确信，只有诗歌才能成为这种缺失的表达，又在某种程度上承诺保留这样的缺失本身，保留他的思想，就思想缺失了而言。所以，他开始有点不耐烦地、傲慢地说：“我是一个在其语言和思想的关系中几乎敏锐地感到了语言的令人困惑之混乱的人……我开始迷失于我的思想，正如一个人做梦，正如他在思想中渐渐地睡着。我是一个知道缺失的最内在之幽穴的人。”
他不关心“清楚地思，清晰地看”，不关心具有一致的、恰当的、表达清晰的思想，他知道自己拥有关于这一切的才能。当朋友们对他说，你想得很好，为词语而迷失是一种普遍的经验时，他就感到烦恼。（“我有时被认为在表达我的不完善性，我的根本缺陷，以及我所声称的无助上，过于地出色，因为这种表达不过是一种虚构，一种完全的无稽之谈。”）带着苦难的经验所提供的深刻性，他知道思不是简单地具有思想，并且，他具有的思想只是让他感觉自己还“没有开始思考”。这就是他反抗的可怕的痛苦。仿佛他不顾自己并通过一个让自己发出呼喊的悲惨错误，他抵达了一个点，那里，思总已经不能够思考——就像他说的，一种“非权力”，它，可以说，是思想的本质性东西，但又让思想变成了一种最痛苦的缺失，一种虚弱：思想从这个中心立即发散出去并消耗它所思考的一切有形的实体，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分化为如此之多的个体的不可能性。
诗歌同作为思想的思之不可能性相联系，这是无法自我揭示的真理，因为它总是转身离去，要求他在他真正经验到它的那个点之下来经验它。这不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困难，它也是受难的迷狂，而诗歌是这种永恒的受难，它是“黑暗”，“灵魂的黑夜”，“呐喊之声的缺席”。
在一封大约二十年后写下的信中，那时，他已经历那把他变成了一个固执、暴躁的存在者的折磨，他最为简朴地说：“在文学中，我通过写书来开始，为的是说，我根本不能写任何的东西。我的思想，在我有东西要写的时候，就是最被否认的我。”再一次：“我书写只是为了说，我没有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且，当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我的全部工作已经并且只能建立在虚无之上。”常识迅速地提出了问题：如果他无物要说，那么，他事实上为何不说无物？我们会回答，当无物几乎只是无物的时候，一个人自己无法满足于说出无物；然而，在这里，我们表面上面对着这样一种根本的无性，以至于在它所代表的过度中，在它所接近的危险和它所唤起的张力里，仿佛是作为一种从中摆脱的代价，它要求构想一个最初的词语，以驱逐一切说了什么的词语。一个无物要说的人如何不努力开始言说，开始表达自己？“我特别的虚弱和我的荒谬在于不惜一切代价地渴望写作，渴望表达我自己。我是一个已忍受了巨大的精神苦难的人，为此，我有权言说。”
一场斗争的描述
在一场承受着其自身之特殊权力的运动中，阿尔托接近了其作品——当然，它其实不是一件作品（“正如我所说，没有作品，没有语言，没有词语，没有智力，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个绝妙的神经称重仪[Pèse-Nerfs]”）——将称赞并谴责，拃量并保卫的这个空虚，作品填补了空虚，正如它被空虚所填补。在一开始，在这样的空虚之前，他仍寻求重新捕获某种他认为他所肯定的丰盈，这样的丰盈将让他接触其丰富的直觉能力，其感觉的健全，以及一种如此完满，以至于在他体内已然结晶为诗歌的事物之连续性。他拥有，他相信他拥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才能”，以及一笔用来表达它的形式和词语的财富。但“在灵魂正准备整理其财富的点上，它发现，这样的启示，在事物即将出现的那个无意识的时刻，一种高级的、恶毒的意志像一种酸一样攻击了灵魂，攻击了词语和图像的体块，攻击了感觉的体块，而对我来说，它让我难以呼吸，仿佛是在生命的门槛。”
不难说阿尔托在此是直接者之幻觉的牺牲品，但一切都以这种把他从他称为“生命”的直接者当中驱逐出去的方式开始；这发生了，不是通过某种自恋的狂喜，也不是通过一个梦想的感官遗忘，而是通过一种如此显著的断裂，以至于把一种永恒之偏差的肯定引入了他的核心，偏差以一种最与众不同的方式成为了他自身的东西，也就是说，其真正本质的令人震惊的揭示。
那么，通过一种精准而痛苦的探索，他开始颠倒这个运动的观念，首先是根据剥夺而不是“直接的整体”，整体的纯粹缺失似乎首先就是这样的剥夺。最先到来的不是存在的丰盈，而是打破和开裂，侵蚀和撕扯，中断和让人痛苦的褫夺：存在不是存在，它是存在的这种缺失，一个活生生的缺失，它让存在踟躇着，难以捉摸，无法表述，除非是通过野蛮之戒绝的嚎叫。
当他认为自己拥有“不可分之现实”的丰盈时，或许，阿尔托只是察觉到这个空虚在他身后投下的阴影一般的深度，因为只有这种完整之丰盈在他内部的迹象才是否认它的可怕权力，一种总在运作并能够进行一种空无的无限增殖的巨大否定。这是一种如此可怖的压力，以至于它表达了他，甚至是当它要求他把自己完全地投身于其自身之表达的生产和维持的时候。
然而，在和雅克·里维尔通信的时候，他还在写诗，他明显地怀有成为自身之对手的希望，一个注定要被诗歌所同时完成和挫败的抱负。这一次，他说他“在一个更低的层面上思考”；“我在我自己之下，我知道——这让我苦恼。”随后，他评论道：“这是我根深蒂固的才能和引发置我于死地之痛苦的永恒困难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点上，他的焦虑和罪感源于其思想之下的思，所以，他始终把思想留在背后，确保其理想的完整，因而在表达它的时候，如果只用一个词，他就会在其真正的高度，在其自身清楚无误的见证中，揭示他自己。他的痛苦来自他无法让自己免除思想，而内心里，诗歌，可以说，仍是取消这一份债的希望，但它只能把债远远地拓展到其生存的界限之外。人们偶尔会有这样的印象：和雅克·里维尔通信时，后者对其诗歌的忽视，他对阿尔托只是太倾向于描述的核心之骚乱的兴趣，这些都错置了其书写的中心。阿尔托曾一直在书写中反抗空虚，努力躲避空虚。如今他书写是为了把自己暴露给空虚，试着表达它并从中得出表达。
重心的这一错置——以《灵薄狱之脐》（L’Ombilic desLimbes）和《神经称重仪》为代表——是痛苦的限制，它迫使他放弃一切幻觉，进而只留心一个点：“缺席和无效的点”，他带着一种辛辣的清醒，一种狡诈的善意，围着这个点游荡，继而被受难的运动所驱使，受难时，一个人可以听到喊出的凄惨，正如他之前只有萨德喊出了一样，但再次如同萨德，他绝不顺从，并带着斗争的权力，而那始终是他所拥抱的空虚的等同物。“我想要超越这个缺席和无效的点——这个让我虚弱，让我低于所有事物和所有人的的停滞。我没有生命，我没有生命！我内心的火花死了……我无法成功地思索。你能理解这样的空洞，这种强烈的、持久的虚无吗……我既不能向前，也不能向后。我被固定了，被限定在了一个总是一样的单一的点周围，那是我全部的书所要传达的。”
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即把阿尔托提供给我们的有关这点的确切的、毫不畏缩的、详细的描述解读为一种心理状态的分析。它们是描述，但它们是关于一场斗争的描述。这场斗争某种程度上被强加给了他。“空虚”是一种“主动的空虚”。“我不能思索，我不能成功地思索”是对一种更深之思想的恳求，一种持续的压力，一种遗忘，它无法承受遗忘，也同样要求一种更加彻底的遗忘。如今的思成为了这个总要采取的后退。他总是失败的斗争总在一个更低的层面上再次展开。无力者从来都不够无力，不能者从来都不够不能。但同时，这场斗争也是阿尔托想要追求的东西，因为在斗争中，他总是紧紧地抓住了他所谓的“生命”——这爆发，这炽热的活力——他无法承受或失去生命，他想要把生命和思想相统一，带着一种庄严而可畏的固执，他绝然地拒绝把生命和思想区分开来，因为那样做不过是对这个生命的侵蚀，是它的“消瘦”，是断裂和衰败的深渊，那里既没有生命，也没有思想，只有一种根本之缺失的痛苦，从一种更加决然的否定中诞生的要求已在那里宣告了自身。斗争一再地开始。因为阿尔托不会接受一种与生命相分离的思想的丑闻，哪怕他屈服于已知的最直接、野蛮的经验，关于被理解为分离的思想之本质，关于这种被思想违背自身地宣告为其无限权力之界限的不可能性。
受难，思
我们不禁会在阿尔托所说的东西，和荷尔德林或马拉美告诉我们的东西——灵感首先是灵感缺失的纯粹之点——之间，画一道平行线。但我们必须抵抗这些太过一般的肯定的诱惑。每一位诗人都说相同的东西，但它又是不同的，我们感觉，它是独一无二的。阿尔托的贡献是与众不同地属于他自身的。他所说的是一种我们应该无法承受的强度。这里言说着一种受难，它拒绝任何的深度，任何的幻觉和任何的希望，但通过拒绝，它为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空间的以太”。当我们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学会了我们在求知中从来无法学会的东西：思的事实无非是毁灭；有待被思的东西是在思想中背离思想并在其中不可穷尽地穷尽自身的东西；受难和思被秘密地绑在了一起，因为如果受难在它变得极端之时，摧毁了受难的权力，因此在时间里，它总在自身之前摧毁它在其中作为受难而被把握并完成的时间，那么，思想，或许同样如此。奇怪的关系。极端的思想和极端的受难能敞开相同的视域吗？受难，最终，能是思吗？
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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