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耘
好一张性感、痛苦、幽暗、孤独的背。[1]
真人大小，逼得我倒退几步。他的手引着我的目光，凝聚到脊椎中部的那一个点。隐痛从这个穴位沁出来。而压住它的，是一支铅笔。
“Antonin Artaud,1998.”这竟然是安托南∙阿尔托的背！
立刻想起“新行思”刚出的安托南∙阿尔托文集《对诗歌的反叛》。皇皇千页，封面设计像蓝色星光圣殿。出版者杨全强某日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写道：“这哥们太痛苦了，把自己献身为人类极限体验的标本。……称得上圣阿尔托。”我一想，对哦，你要是陷在一个追求和谐的庞大人群中，身边成天飞舞着“开心快乐每一天”，的确很容易忘了，在另一些时间、空间，比如欧洲中世纪，人类曾经普遍崇拜过痛苦。体验苦难至深者，称圣。
所以，这是圣阿尔托的背！
一个疑问冒出来：他怎么会有这么性感的背？阿尔托四岁半开始头痛、视力模糊，终身为各种肉体、精神的病苦折磨，52岁辞世。生命末年时他形销骨立，一张脸分明已半是疯癫。
“Jean-Louis Pradel[2]邀请我到查尔-伏瓦Charles-Foix医院做一个作品。我在那儿发现了一个以前的水房，已经废弃不用了。破败、潮湿，空荡荡的一大间，墙皮脱落、墙上的裂缝像爬壁虎一样四散蔓延。这是安托南∙阿尔托离世的医院。1948年，他就死在这里。肯定因为我心里记着他，所以这间破烂的水房，在我眼里就像他的那些手稿，纸页上东一处西一处地，尽是洞。盯着盯着，这墙被我看出了嘴角、眼眶、伤疤，看出了阿尔托为他自己的画《人，与他的痛L’Homme et sa douleur》配的句子：
我们的背上本有完好的脊椎，
疼痛的钉子扎穿了它。
阿尔托手稿
还有他的那张照片，在伊乎兮门（la porte d’Ivry）的一张长椅上，阿尔托反过手去，用一只铅笔，隔着黑大衣紧紧地抵住自己脊椎上的一个点 。最后那几年，他一直是这样给自己“针灸”点穴。阿尔托的脊椎，已逐渐变得跟他的手稿一样，布满了洞洞。”[3]
原来，这并不是阿尔托的背，却是皮戎画的阿尔托的背。
皮戎Ernest Pignon-Ernest（1942-）1986年来过中国，在北京、广州、昆明三地办过展。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画家。简短地说，他把自己从1960年开始的一系列创作叫做“介入intervention”。
介入的第一步是画。画纸是特殊的，就是我们电影里常看到的那种印报纸的大卷筒印刷机里出来的残次品，报纸印坏了、字没印上去，空白的纸他就拿来画画。皮戎说，“最初是为了省钱，后来发现它对我再合适不过。报纸纸薄、软，再一浸上胶水，就变得跟面皮儿一样。墙上再细小的缝隙、凹凸，都能完全贴合，直到与墙融为一体。”[4]
第二步是用丝网印刷术或者拼贴画技法，将这些画植入街头。皮戎因此被认为是法国street art街头艺术的先驱之一。
墙面对于皮戎，并不是另一种画廊。墙是他作品的一分子。“还没画以前，我已经知道它们要被贴在哪里了，”皮戎说。正如我们看到的对查尔乐-伏瓦Charles-Foix医院的水房的“介入”一样，是它那斑驳的墙面让皮戎想起了阿尔托日渐残破的躯体？还是阿尔托的苦难让皮戎理解了水房的墙？总之，先有墙，后有皮戎画的圣阿尔托的背。不仅有背，这墙上还有他的面部素描，而那些霉斑、裂隙、蚀洞，就被皮戎画成了圣阿尔托的眼眶、嘴角、伤痕……
第三步，这些刷在墙上的形象，与当地人、与关于这个空间的记忆，相会、激荡、回想。摄影作品留下它们存在过的印记，然而，画本身过不了太久就会消失。就像圣阿尔托的背。1997年，它是这样：
一年以后，1998年，墙变了，圣阿尔托的背也变成了这样：
圣阿尔托的背是皮戎介入作品中的“诗人系列”之一。这一系列题名为“诗人造就他的国Le poète fait son pays[5]”。1978年，皮戎把400张眼神迷惘的青年兰波Rimbaud像，从诗人出生的小城沙勒维尔Charleville，一路贴到了巴黎的大街上。“真读过兰波的诗的人，不会把他塑成大理石雕像，摆在一动不动的石座子上；连把他框在画框里都不可能。兰波是流动的、昙花般短暂的。[6]”1981年，智利皮诺切特政变之后，白色恐怖蔓延，人心惶惶。受智利艺术家之邀，皮戎又去把诗人聂鲁达的形象贴到了圣地亚哥的墙上。这些聂鲁达身穿南美人的传统服装大斗篷，面色严峻。而皮戎自己也说，真的聂鲁达一辈子也没穿过这种斗篷。
丝网印刷聂鲁达像
“准备印到墙上的头天晚上，我带着画的最后一稿去给聂鲁达的遗孀马蒂尔德Mathilede Neruda看。我把真人大小的画展开来，摊在一张长桌子上。美如女神的马蒂尔德对着它，沉默良久。然后她用法语一字一顿地说，'巴勃罗Pablo Neruda从来不这样……’。又是一阵长得要命的沉默。她又说，'不过您画得对。画得对！如果他活在今天，就会这样。沉重，决绝。我跟您说他从来不这样，因为巴勃罗永远在笑。可是如果是现在……这样的专制……他会这样。[7]”
就这样，皮戎给聂鲁达穿上了南美大斗蓬，却脱下了圣阿尔托的大衣。他把诗人孤独的背，赤裸裸地印在了他死去的医院的墙壁上，并继续用他的铅笔，紧紧地抵住那个痛苦的穴道。
*刘耘，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人类学博士生。她研究的领域在音乐人类学、戏剧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交界处。目前研究课题：中国戏曲中的票友与票房。同时，她从事法汉两种语言间的文学及社会科学类的翻译。目前为“新行思”翻译法国隽文出版社（Les Belles Lettres）《中国通史系列》的秦汉卷与宋代卷。
[1] 本文所有皮戎作品图取自其个人网站ERNEST PIGNON ERNEST – Site officiel (pignon-ernest.com)。
[2] Jean-Louis Pradel 让-路易 普拉戴尔(1946-2013) ,法国艺术史专家、艺术批评家，大学教授。也曾在法国文化部、布列塔尼大区等担任艺术顾问类的职务。
[3] 《Ernest Pignon-Ernest, Catalogue de la rétrospective皮戎回顾展画册》 – Fonds Hélène&Édouard Leclerc pour la culture勒克莱尔文化基金会, 2022. P 154. 所有引文皆为本文作者译。
[4] 同注3，p17。
[5] 这个题名是德国女诗人Eva Strittmatter (1930-2011)的诗《我将沉默做一首歌》的首句。本文作者译。
[6] 同注3，p69。
[7] 同注3，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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