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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340篇原创首发文章
“博尔赫斯晚年瞎眼的时候，在撒哈拉沙漠抓起一把沙子，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把沙子放下来，他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他说的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是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得出来的东西。”
在《十三邀》第3季的最新一期，文化大V许知远终于碰到了一位比他读过的书更多、文化气质更浓郁、与俗世脱节更严重的嘉宾，他是身居台北而卧游天下的“50后”中国台湾作家、文学评论家唐诺。
台大历史系毕业的唐诺原名谢材俊，17岁写就《击壤歌》的台湾小说家朱天心是他的夫人，29岁为侯孝贤电影《刺客聂隐娘》担当编剧的谢海盟是他的孩子。与年少成名的至亲相比，45岁才出版第一本书的唐诺时常自嘲自己“没有足够的能耐”。
如何形容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职业读书人”的唐诺，许知远的回答是：“我觉得他身上代表着某种现代隐士的精神，在台北这么一个地方，躲在一个咖啡馆里面，去研究《左传》。他的世界由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等人构成，对我来说，他归隐到了一个历史的、非常有趣的缝隙里面”。
身处主流视野与大众传媒之外的唐诺，看似一副“幽人独往来”般的寂寥形象，但他却在节目中诚恳地告知许知远，自己并不孤独。
这当然不是妄言，从唐诺少年求学时算起，他的身边便活跃着一大批各领域了不起的创作者。身为“文字共和国”的一员，自谦为“受众”的唐诺并非只是与“沉睡的书”相伴，更是时刻与那些“活着的书”相逢。
唐诺的老师是被称为“最后一位民国小说家”的朱西甯，这位官至国军上校参谋的眷村作家，在文学上具备极高的天赋与成就。他刚于上月在大陆出版两部半个世纪前的作品——《铁浆》与《旱魃》，分别被阿城和莫言认为是“现代汉语文学中强悍的代表作”与“一部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宝贵的白描传统的长篇杰作”。
在《十三邀》里，唐诺调笑式地提到了温文尔雅的老师曾对自己小说的评语：一次是“谢材俊这个人平时还蛮有趣的，为什么写起小说来这么无聊”；另一次是“谢材俊这个稿子，字写得真漂亮，我忍不住一个字一个字在看”。
唐诺坦言，他不是朱氏姐妹（天文、天心）或张大春那般手到擒来的天才小说家，也无法效仿侯孝贤那样借助一个电影镜头就将观念落地，自己身上“再思索”与“被迫的理解”的经验，统统是时间换来的。这当然又是唐诺在自谦，他所言的“不成”中，无疑包含了“大成若缺”的真意。
所以当许知远问他，是否愿意选择一种“大打折扣却更为人所知”的表达的时候，拒绝充当“解释者”的唐诺立刻展现了他执拗或是骄傲的一面：“我开始紧张起来，就会觉得说，当你的笔变得顺利、变得流畅，变得很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东西，就会让我害怕。久而久之，你会变得没有处理困难东西的能力。你那个能力会消失，那个习惯会消失。”
如何理解一个写作者对语言的坚守？恰在莫言对唐诺老师朱西甯的评论里可见一斑——“那是一种我们不熟悉、但能看懂的语言，我们能感受到这样一种语言带给我们的强烈的陌生感，我认为一个小说家的功力与才华最终表现在语言上”。
作家刀尔登亦曾说过：“语言的训练就是头脑的训练，只有复杂的句子，才能发展条理。”
从1992年开始，唐诺开启了上午去咖啡馆写作、下午买菜做饭的生活模式，并日复一日地坚持8-10小时的不中断的阅读长达二十年之久。这份规律与坚持，令同为文化人的许知远都感到难以笃行。
或如唐诺所言，在咖啡馆生涯中，他的确没有很快获得文学上的成就，但这个过程却并不枯燥、并不压抑、并不使人垂头丧气。因为阅读本身带来的饱满感、求知路上的真实感与细节感，已经足以构成对世俗意义上“实现理想”一事的填补。唐诺想成为他所拜读的人物中的一员，除此之外无暇他顾。
从最早的NBA球评、推理小说导读、书评到致力于自身阅读经验的写作，在诸多文体中砥砺技巧的唐诺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在解释这位“读书人”身份的环节，我想起社会批评家拉塞尔·雅各比在论述20世纪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消逝时所讲那段话：
以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和旧金山可能像廉价的出租房一样罕见。在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前，昔日混迹于城市街道和咖啡馆里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现在他们已经被技术人才、顾问和教授——这些常人所取代了。
当然，这些人也许很有能力，他们的能力可能超过那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决不能丰富我们的公共生活。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生活都在校园里，他们直接面对专业同行，而别人既不知道他们，也无法接近他们。这显然是一种隐患，也是一种威胁。今天的公众文化依赖的是正在衰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正在同他们的继承者失之交臂。
唐诺这样的人是无法批量造就的，却极易集体缺失。他告诉许知远，写作时的他远比生活中的他要好得多，所以不是书写需要他，而是他需要书写。在写作之外，他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种方式，可以让他对单一的题目或焦点进行长而专注的思索。
作家徐皓峰的一句话，无疑是唐诺答案的翻版——“人的特立独行，往往是他只会这个”。这也就足以解释了为何在台湾电影的黄金年代，面对老友杨德昌、侯孝贤等人的邀约，唐诺始终拒绝参与电影编剧的工作，而是坚持文学创作。
时代从来有时代的命题，个人可以有个人的选择。在唐诺看来，电影这件世俗艺术所能负载的东西太少了，它是一个太有限同时又代价太大的载体，因而无法勾起自己的想象力。既然“潮起”不属于一个写作者，那么“潮落”也不属于一个写作者。写作者还是应该回到他的街道，去见固定的邻居，去“玩点真的”，哪怕“那种玩意儿也读得下去”。
不管时代是在飞扬还是下沉，总有些现实是唐诺无法绕过的：台湾社会历史位置的幻灭、经济形势的骤然低迷、读者群体的逐渐消失以及出版界的迅速萎缩，它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使得书写也变得愈发不重要。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阅读衰退”的时代，它考验着所有唐诺式的“读书人”的勇气与信念，他们对世界的探索与对自身的维持，时常处于一种极端的矛盾之中，显得难以调和。
对于唐诺而言，书写的勇气在于把学识写正确，它不仅关乎道德，更关乎认知——“在复杂的历史里头，你怎么样抽出那条正确的线，通常它是没有明确答案的”。即便一个写作者做到了这点，不由分说的政治压力、网络舆论的堵塞与干扰、以自由表达为名进行的乱掷一词，均会在现实的强光之下造就新的困境——“你不懂物理学，你好像也可以批评伟大的物理学者”。
在《十三邀》里，许知远逐渐把讨论的重心引入到他一直在思考的那个问题上。
许知远：比如说你年轻时候的那一代人，还是对那种不解的东西、困难的东西是向往的，尽管不解，但是渴望解。什么时候公众好像产生了明显的抵触，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唐诺：宗教的除魅。因为某些你不理解的、敬畏的、你害怕的东西消失了。中国人，我们有三种怕——敬畏天地、敬畏父母、敬畏圣人之言。因为好的“话”会打碎你。
另一方面，唐诺总结道，现代社会进入到一种物质性的、当下享受性的阶段，只有货币真正成为了世界性的共同语言，这样的历史时段自然造就诸多深刻的谬误。会有很多人觉得读书不再重要，永远都有比获取知识更新鲜的话题，即便那种“更划得来”的交易也是无比真实的——你走进书店花上几十块人民币或者几百块新台币，买走的可能是某位先贤在天赋与工作背后所提炼的数十年的智慧。
诗人约翰·弥尔顿的观点是——“把真理和谎言都放出来，让它们对决，我就不相信真理不会赢”，而哲学家J.S.密尔却认为——“真理是会被击败的，甚至会被消灭。但是真理会有一个优势，是它会一再被说出来，直到它找到适合它生长的地点”。
当许知远向唐诺抛出他曾向马东、李诞们抛出的“精致粗鄙之辩”的时候，这位读书人果然作出和他们相左的见解。唐诺同样看到了前者所看到的足够悲哀的结局，关于停滞、关于徒劳、关于灰飞烟灭，但他不认同前者的应对逻辑。
我同意唐诺的看法，因为我对世界的认识也是如此：世界并非是不变的，它是会经历由精致到粗鄙、由向往精致与拥抱粗鄙、由厌弃精致到崇尚粗鄙的变化，这是真的。就像下滑与倒退是真的，人性进步得缓慢也是真的，相似的悲剧一再重现也是真的，但是，这不意味着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课业从根本上就丧失了意义。现实主义者并非每次都认清了现实，他们很可能是在逃避眼下的现实；而认清现实却不认可现实的人，坚持的东西就叫做信念。
对于这样一场“知我者，二三子”的持久战，身处“至暗时刻”的唐诺在战略上还是乐观的，他在《十三邀》的最后对许知远这样讲道：
日本最后的大数学家冈洁讲的话，他说数学不会再进步了，因为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家，第一要是一个天才，第二是要长寿。他八十几岁的时候讲的话，他说，两样我都有，可是我只能够走到这里。发觉我思想成熟的时候，我的一只脚已经在死亡的门槛里面了。
可是毕竟比那个光明一点的是，人类世界通过记忆，你可以不用从零点出发，而是我们所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对我来讲，阅读世界的这个部分来讲，它很自然就是这样，要不然你没有办法书写。因为你不用再从头细说，我可以从接近他们停下来的地方开始，有机会探入到过去的人没有时间、来不及进入的一个领域。
可它的麻烦也产生在这里，因为书写不是从原点开始的，所以它对读者就产生了一个要求——你必须不是留在原点的读者。
作者：92年生，金牛座，秦朔朋友圈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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