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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巴尔加斯·略萨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专访(3)

  马: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我们谈到什么地方了?
  略:我给你提的最后一个问题好像是谈当代拉丁美洲小说,说到这几年在拉丁美洲各国、欧洲和美国掀起的拉丁美洲小说家热。我好像记得你回答我说,你认为这种拉丁美洲小说家的爆炸更是一种读者的爆炸,这股热归因于今天的公众、读者,归因于当今拉丁美洲读者对本大陆作家的兴趣,这是与过去的不同之处。好,我想提一个与这种爆炸、与这一批拉丁美洲作家有关的问题。除了读者、公众数量的增多和拉丁美洲人对他们自己作家的兴趣变浓这个明显的事实外,从作者本人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是什么因素促进了拉丁美洲叙事小说高潮的兴起?
  马:我想到一件事:如果读者阅读某人的作品,这可以解释为读者对作者的认同。那末,我猜想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写的东西正合读者的需要。
  略:我总想谈谈当代拉丁美洲小说,另外有件事也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可以说,大多数时髦的拉丁美洲作者都不在本国居住。12年前科塔萨尔就住在法国,现在富恩特斯在意大利,你,我记得好像已在国外待了12年或14年,还可以举出其它很多例子。很多人,包括记者、大学生,他们不无忧虑地探究着这种情况。他们问,这些作者的流亡在某种程度上会不会有损于他们作为本国现实的见证人的身份,这样远离本国、生活在国外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前程,会不会,当然是无意识地,把他们引向歪曲他们本国现实的境地。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马:是的。在哥伦比亚,人们多次向我提过这个问题,问的人主要是大学生。当他们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哥伦比亚时,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谁说我不住在哥伦比亚?就是说虽然实际上我离开哥伦比亚已14年了,但现在我仍然生活在那里。因为我非常了解国内发生的一切,我与国内保持通信联系,阅读国内寄给我的剪报,那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一清二楚。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所有时髦的拉丁美洲作家都不在本国居住这件事是不是巧合。具体到我的情况,我十分清楚为什么我宁愿生活在国外。我不知道其它国家情况如何,在哥伦比亚,一个人开始做作家在前,而开始写作在后,就是说,一个人在他完成第一篇文学创作、在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并获得成功后,他就不再是作家了。他的身上被罩上受到某种程度尊重的光环,从而给他的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所有我们这些作家还不得不依靠从事次要活动或副业来维持生活。在国外,作家享有某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利。在巴黎时,我卖过废瓶子,在墨西哥,我以不署名的方式写过电影脚本,就是说,这些事如果在哥伦比亚,我绝不可能去干;而在国外,我却干得很好,因为人们不知道我在哥伦比亚以什么谋生。我什么工作都干,只要能让我继续写书,这是使我唯一感兴趣的事。事实是不管我在世界什么地方,我都是在写哥伦比亚小说、写拉丁美洲小说。
  略:我希望你能给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你认为在什么意义上,一个作家算是拉丁美洲作家?是基于他所写的题材?我向你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譬如博尔赫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题材并不能算作阿根廷题材。
  马:你注意一下,在博尔赫斯的身上,我看不到拉丁美洲的成分,我为我们的谈话能接触这一点而高兴。因为我对关于科塔萨尔并非是拉丁美洲作家这种相当普遍的看法也曾有过某种同感,可不久前,当我一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就彻底纠正了我掩藏着的这种看法。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巨大的欧洲风格的城市,它的一边是茂密的森林,另一边是浩瀚的大洋,前面是地球的南极,后倚马托格罗索高原;你只要认识这座城市,就有生活在科塔萨尔某本书里的感觉,即你感到的科塔萨尔身上的欧化色彩就是欧洲的东西,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所受的欧洲影响。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觉得科塔萨尔笔下的那些人物在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碰见。就是这样意识到了科塔萨尔是一个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的人,这一点在博尔赫斯身上我没有看到……
  略:当你说你觉得博尔赫斯的文学作品不属阿根廷文学,或者说不属拉丁美洲文学而是世界主义文学,其历史根源在……时,这仅仅是一个比较还是一种评价?
  马:我认为博尔赫斯的文学是一种回避文学。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博尔赫斯是我过去也是我现在读得最多的作家之一,同时也可能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位作家。我读博尔赫斯的作品是因为他那种非凡的表达技巧,他教人们写作,就是说,他教你如何磨砺笔锋来描写事物。从这一点来说,是的,我的话是一种评价。我觉得博尔赫斯是在内心现实的基础上创作,是纯粹的回避;相反,科塔萨尔不是这样的作家。
  略:我觉得回避文学是一种逃避具体现实、逃避历史现实的文学;我们可以说,与从具体现实中寻找素材的文学相比,这种文学肯定不如前者重要、不如前者有意义。
  马:就个人而言,我对这种文学不感兴趣。我认为一切伟大的文学都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现实之上。但是,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我们曾经交谈过的一件事。我记得你曾得出结论说我们小说家是啄食处于瓦解中的社会腐肉的秃鹰,我觉得能回忆起你当时对我说的这一点是有趣的,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起来,我们曾在加拉加斯交谈过。
  略:嗯,但是现在被提问的是你……
  马:不,不……因为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可以阐述它,但我觉得在你面前这样做那是愚蠢的,还是你来。我与你意见完全一致。
  略:这是耍小动作,但是……对,我认为小说家勃兴的高潮及小说家们勇敢而抱负不凡的态度与一个社会危机重重的形势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关系。我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经济繁荣、具有活力的社会,远不如像当代拉丁美洲这样一个内部危机四伏并在某种意义上面临末日的社会更能激发作家的创作欲。这里所说的社会面临末日是指社会陷入一个变革、动荡的进程,我们不知道它将把我们引往何处。我认为这些有点像一具具死尸的各国社会最能刺激作家,给他们提供摄人心魄的题材。但是这一点又使我向你提出另一个有关当代拉丁美洲小说家的问题:你曾说今天我们这些国家的公众对拉丁美洲作家所写的东西发生了兴趣,因为这些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击中了社会弊端的要害,就是说向他们展示了他们自己的现实,使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现实有所觉悟。我认为你说得很对。不过,毫无疑问在拉丁美洲作家之间很少有相似之点。你已经指出科萨塔尔与博尔赫斯这两位阿根廷作家之间的不同之处,但是,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把博尔赫斯与卡彭铁尔相比,或用你自己与奥内蒂,或拿莱萨马与何塞·多诺索相比,那彼此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乃至天壤之别。就写作技巧、作品风格还有内容来说,他们的作品都是迥然不同的。你认为可以在这些作家之间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吗?
马:嗯,我不知道当我告诉你说我认为这些作家的相似之处正寓于他们的相异之中时是不是有点诡辩的味道。现在我明白了,拉丁美洲现实有不同的方面,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分别在描写这个现实的不同方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正在从事的是同一部小说。所以,当我在写某个方面时,我知道你在写另一个方面,而富恩特斯则对完全有别于我们两人所写的另一个方面感到兴趣;但是它们都是拉丁美洲现实中的不同方面。所以,你别以为你在《百年孤独》中发现有一个要走遍世界的人物碰上了卡彭铁尔《启蒙世纪》里的维克多尔·马赫斯那艘航船的幻影这样的事是偶然的。在这之后,又有另一个人物,即洛伦索·加维兰上校,他是卡洛斯·富恩特斯《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一书里的人物。另外,被我写进《百年孤独》里的人物还有一个,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点情况介绍:这是我所写的人物中的一个,他到巴黎后,住在王子大道饭店,他住的房间就是后来罗卡马杜尔去世时的同一个房间,后者是科塔萨尔小说里的一个人物。还有一件事我要对你说一下,就是我绝对确信那位把最后一个奥雷良诺装在小篮子里带走的修女,是《绿房子》里的帕特罗西尼奥嬷嬷。你知道一件事吗?因为我需要更多地了解有关这个人物的情况,以便弄清楚她怎么会从你的书里来到我的书里的,当时我手头缺少有关的资料,于是四处找你,想求你帮点忙,但你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旅游去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拉丁美洲的作家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还是可以方便地玩一点这样的游戏,把原来在某书中的人物搬到另一本书中去,并使他们无一点虚假之感。还有,拉丁美洲作家之间存在共同的水平,当我们找到如何表达这种水平的一天到来时,我们就写一部真正的拉丁美洲小说,拉丁美洲的整体小说,一部对拉丁美洲任何一国都适合的小说,尽管各国之间存在着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差别。
  略:我觉得这个想法挺鼓舞人。那末在这部由所有拉丁美洲作家创作、代表拉丁美洲整个现实的总体小说里,你认为博尔赫斯得心应手地徜徉于其中的那种非现实的现实也应在某种程度上占有一席之地吗?你不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博尔赫斯在描写、表现阿根廷的非现实和拉丁美洲的非现实吗?而这种非现实也是一种尺度、一种水平,也是这种总体现实即驾驭文学的一种状态吗?我所以给你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一直难以说清楚我对博尔赫斯的景仰。
  马:啊,我在解释我对他的钦佩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困难。我对他非常钦佩,每天晚上我都读他的作品。这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别的什么都没有买,就买了一套博尔赫斯的全集;我把它放在箱子里带在身边,每天都要读读它,同时他又是令我最讨厌的一位作家……但他用以直抒胸臆的那把提琴却使我入迷。就是说,我们需要他是为了探索语言,这是另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我认为博尔赫斯笔下的非现实也是虚假的,它不是拉丁美洲的非现实。这里我们又步入了怪谬之境:拉丁美洲的非现实是如此真实、如此寻常,以至与人们所理解的现实完全融合为一体。
  略:好吧,现在我们稍微谈一下一个文学之外但也与它有关的领域:即历史领域。特别是在我们这些国家,我认为这一点很使读者忧虑,使大学生们、批评家们忧虑。人们很关心作家的文学态度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他们以为作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仅应表现在著作、文学作品里,而且也应反映在政治一类的态度上。我很高兴你能解释一下你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你的文学态度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
  马:行,首先我认为一个作家的主要政治责任是把作品写好。写好,不只是说写的文章无懈可击、光彩照人,我也不是说写得情真意切,而是说要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写。我觉得对作家不应具体要求他在作品里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如同不能要求鞋匠做的鞋子具有政治内容一样。我发觉这个例子比较肤浅,但是我想对你说的是要求作家把他的作品变成政治武器是不对的,因为实际上如果作家有思想修养和政治立场,像我以为我所具有的那样,它必然要包含在作品里。例如,非常使我惊讶的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托雷·尼尔松阿根廷文学批评家。对我说,《百年孤独》是部非常优美的小说,但不幸的是部反动小说。
  略:他为什么这样说?
  马:他没有能给我解释清楚,但是露了几句类似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时刻,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我们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所有一切是如此令人可怖,我觉得就冲写一部优美的小说这一点,已经是反动的了。听了这话,我非常不安,所以这里我又要给你耍个小动作:你认为《百年孤独》反动吗?
  略:不。
  马:好,那么为什么不反动?这本书已给我带来了这个问题……
  略:我认为拉丁美洲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的基本问题在《百年孤独》里都得到了客观的描写,而不像别的书里(如科塔萨尔的作品)只进行间接的或隐喻的描写。在我另一天给你提的问题里,有两个是涉及到这些问题的,它们都被你以某种方式写进了你的小说:哥伦比亚的暴力和游击队问题,还有关于马贡多香蕉种植园的事,等等。这些种植园开始时吸引了一些冒险家,后来吸引了具体地说是外国的垄断企业,它们使当地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异化。
  马:那末你认为这本书和我们现在正在写的所有书都有助于读者了解拉丁美洲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吗?
  略:我认为所有好的文学作品都必然是进步的,但作者的主观意图不包括在内。譬如,一个有着博尔赫斯那样思想的作家,即思想非常保守、非常反动的作家,从创作方面说,他不是反动的,也不是保守的,我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找不出(尽管在由他签名的愚蠢的声明里确实能看到)任何鼓吹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反动观念,关于世界的静止观点,总之,举个例吧,找不出他宣扬法西斯主义或者他所景仰的事物如帝国主义的观点。
  马:没有,这是因为甚至连他自己的信念也回避……
  略:我认为一切伟大的作家,即使他是反动的,都会回避这些信念,以便如实地描写现实的真实面貌,而我不相信现实会是反动的。
  马:对,但是我们并不回避我们的信念。举个例子,香蕉种植园的所有不幸事件都按照我的信念在小说里被提了出来。我的抉择是最终地支持工人,这写得很清楚。所以我认为一个作家的伟大政治贡献在于不回避他的信念,也不回避现实,而是通过他的作品帮助读者更好地懂得什么是他自己国家、他所在的大陆、他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我认为这是件重要的、积极的政治工作;我认为这就是作家的政治作用。作为作家,他的政治作用就是这些;而作为人,他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身份,不但可以有,而且应该有,因为他有读者,因此他应该利用读者以便发挥他的政治作用。
  略:有些情况令人奇怪。有这样的情况,作为公民,他的表现是进步的,甚至富有战斗性,但其作品对世界的看法却与他自己的信念相抵触。我不想列举正在写作自己作品的拉丁美洲作家,但我想到了罗吉·瓦扬法国小说家(1907—1965)。,这是一位有着极为高尚经历的作家,一位具有崇高历史地位的社会斗士,他留下的作品有1516部之多,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我觉得都是反动的。毫无疑问,这一点他自己决没有预料到。在创作中,对于最后时刻与他的信念相矛盾的固执念头他屈服了、顺从了。这使我思索:一个作家在他创作中,那于他最重要的、那写得最真切的、那最能表现他自己的,并非他的信念,而是使他沉迷入魔的感情。
  马:是的,当然要以这样的感情写作,但是我认为令人沉迷的感情也决定一个人的信念。就是说,当一个作家陷入上面所说的这类矛盾中时,我认为是两方面的某一面有了失误:或者是作者写作时的感情不真诚,或者是他对自己的信念并不那么相信。
略:你不认为在作者创作时,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比另一个更深刻、更具有决定性吗?举个例子,就你的情况来说,譬如你的《百年孤独》,这本书的题材曾使你操心、沉迷过那么多年,是什么东西使你这样着迷的?是一些念头还是某些信念?你想表现马贡多的悲剧?哥伦比亚内战的悲剧?给当地带来杀戮和贫困的香蕉种植园的悲剧?或者,实际上你想表现的、你想解脱的主要是某些逸闻、某些幻影似的事件,或者你想解脱的是某些你对他们的形象仍记忆犹新的人物?是一种思想意识还是一堆趣闻轶事驱使你……
  马:我认为这是给批评家提的问题,因为正如我对你说过,我想的只是讲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我从来都意识到我是在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就像我认为应该发展的那样讲述它;当我说我认为时,我是在说所有的真理:政治的,社会的,文学的,一切的一切。我一直在寻找总体文学,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在寻求总体文学。一本小说里应写进所有东西:信念、着迷的想法、传统、传说,但是到这里我就迷路了,因为在评论自己的作品上我是一个很蹩脚的批评家;我有点不那么自觉,因为我写进小说里的东西,只有写好后我才打算去分析,而我发现它们都符合我的信念和我执着的念头;我想说的是我是绝对真诚的,在任何时刻我都不会欺骗自己;我相信我越是真诚,小说的影响就越大、就越具有沟通感情的力量。

(申宝楼译,原载《外国文艺》2007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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