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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巴尔加斯·略萨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专访(4)

略:好,这使我有点想起法国人所说的作家的小厨房。我想这儿的大学生对于一个作家如何写作、一本书的创作主要经过哪些过程可能很感兴趣。首先是有想讲故事这样的基本推动力,从这种愿望支配你起到书出版为止,要经过哪些阶段、中间要做些什么事情?
  马:好,我们可以分别来谈谈每一本书……
  略:我觉得《百年孤独》的情况可能很有趣。你曾在一篇采访你的报道里说,这本书曾使你为之操心了那么多年,你曾经动笔写过好几次,都搁下了。有一天你从阿卡普尔科回墨西哥城时,半路上这本书的轮廓突然如此清晰地浮现在你的眼前,以至你都可以把它口授出来。
  马:不错,但是当我那样说时,我是指这本书的纯形式方面,就是说,曾困扰过我多年的问题是叙述的语气和小说的语言。小说的内容、小说本身的故事在我青年时期我就在脑子里构思好了。现在我想起了一个人:布努埃尔西班牙当代著名电影导演(1900—1983)。文中提到的《比里迪亚娜》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瞧,我来绕个圈子,以便回到原来的起点上,路易斯·布努埃尔有一次说他对《比里迪亚娜》这部电影的最初设想只是一幅图景:一个无比漂亮但已吸毒成瘾的女人身着新娘的盛装,与她一起的一个老头企图强奸她。于是,围绕着这幅图景编成了整个故事。布努埃尔的这番话使我极为惊异,因为实际上我对《百年孤独》的最初构想就是一个老头儿搀着一个孩子去看冰块这样一幅图景。
  略:这幅图景是出自个人的经历吗?
  马:这是来自我执意要回外祖父家去的念头,老人常带着我去马戏团。冰块是马戏团的奇物,因为当地气候非常炎热,大家不知道冰是什么东西,所以听说马戏团带来了冰块,就像过去带来骆驼,现在带来大象一样稀奇。在《百年孤独》里,有一个带着小孩去看冰块的老头儿,请你注意,冰块是摆在马戏团的帐篷里,进去要收门票。就是围绕着上面这些我逐渐构思出了这本书。至于书里的那些趣闻、故事内容和情节,我没有碰到一点问题,因为它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曾一直在思索它,我的工作只是简单地把这一切组织和装配起来。
  略:你碰到过的是什么样的语言问题?我不是说你与过去的东西一刀两断了,但与你先前作品里那种朴素、简明的语言相比,《百年孤独》的语言是大大地丰富了。
  马:对。《枯枝败叶》除外。《枯枝败叶》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当时我看《百年孤独》写不下去了。现在我意识到《百年孤独》的真正前身就是《枯枝败叶》,之后,相继写成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恶时辰》。这个时期,在我生活中发生了几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我发表《枯枝败叶》后,我曾想应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哥伦比亚的社会、政治形势开始严重恶化,接着,人们称之为哥伦比亚暴力的时期随之而来。这样,不知道怎么的,这时候我政治上开始觉悟了,在国家的这场悲剧中,人民的遭遇引起了我的共鸣。于是我开始讲述与过去我所喜欢的完全不同的一种故事,一些与当时哥伦比亚的政治、社会问题有直接联系的不幸事件,但我不同意当时一些哥伦比亚作家描述这类事件所采用的形式,实际上,他们把暴力活动视为一份死者的清单、一份文献资料。我一直认为,暴力的严重性不在于它使多少人丧失了生命,而是它在哥伦比亚社会、在被死亡摧毁的那些村镇所留下的可怕的痕迹。还有一件事很使我关切,而这多少显得有点不可理解,所以我们作家也都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即让我关注的不只是那些被杀害的人,还有那些杀人的凶手。那些被害者固然激起了我的同情,但是到小镇上屠杀人民的警察也引起了我的关心。那末我就问我自己,这个人发生什么事了,以至他走到这样的极端要去杀人。我对暴力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当其他人只描述警察如何进入小镇,如何强奸妇女,如何砍下孩子们的脑袋这样的悲剧时,我考虑的是这一切所带来的社会严重性,而不只是注意受害者的数目。这样我就写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这篇小说里,上校本人的境遇和人民的处境都是国家这种暴力状态造成的某种后果。《恶时辰》也是这样,根据推断,这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暴力活动已经过去的一个小镇上,我试图表明在暴力活动结束后,这个小镇怎么样了?为什么靠推行的那些制度,不仅解决不了暴力问题,它还会继续下去,而且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引爆物使它再一次爆发。当我告诉你说我对这些题材感到有点陌生时,我是在向你承认,作为一个作家,一些对我来说实在是极为深刻的东西,它们使我甚为忧虑,因为我感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篇在《百年孤独》之前最成功的故事,它并不是一本非常真诚的作品。这本书是为处理这样一些问题而写成的,即它们并不十分吸引我,但我又认为应该使我产生兴趣,因为我感到我是一个被卷入这一题材的作家。你注意,无论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还是《恶时辰》,或者是《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大部分故事,没有一桩发生在马贡多。故事发生在马贡多的是《枯枝败叶》和《百年孤独》,因为我觉得马贡多是一个与当时社会完全无关的世界,我发觉当时激起我兴趣的那些东西不能用处理《恶时辰》的那种语言来处理,但我想用它来创作《百年孤独》。于是我不得不寻找另一种适于表达这本书里那些事情的语言,而你指出的《百年孤独》与其它一些书(《恶时辰》除外)在语言上存在的差别,那是由于小说的题材截然不同的缘故。我以为每一种题材需要一种最适合于它的语言,而且必须寻找这种语言。因此我不认为《百年孤独》与它之前的那些书相比,在语言上得到了什么丰富,而是由于我在《百年孤独》里处理的那些素材需要一种不同的语言。因此在语言上不存在与过去一刀两断的事。如果明天我遇到另一个内容,需要另一种不同的语言,我将设法寻找这种语言,一种于故事合适、使故事收到最好效果的语言。
  略:对。我所指的丰富也有这层意思,因为我认为除此而外,还有由于主题需要而丰富语言的问题。
  马:我想说的是语言是有了丰富,因为所写的主题要求这样,因为它不同于先前的主题。使我关心的是这些书看上去是不是由写《百年孤独》的同一作者所写的。
  略:当然,我觉得是。好,现在让我惊异的是你刚刚说的一段话,即那些写于《枯枝败叶》与《百年孤独》之间的书,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另一个世界,它们具有另一种内容。我觉得无论是《恶时辰》,还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或是《格兰德大妈的葬礼》里的那些故事,都是叙述马贡多历史的某个侧面,就是说,是你在最后一部小说这里系指当时刚发表不久的《百年孤独》。里所概括并结束的历史。我觉得《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一本比《百年孤独》更具承诺性的小说。
马:是的,是自觉地更带承诺性。我认为这本书的失误就在于此,这也是使我不舒服的原因。
  略:在《百年孤独》里,也许在这之前的一些书里更是如此,特别是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书里,有一系列你所描写的主题、题材在拉丁美洲的风俗主义小说里已被描写过。我记得那只公鸡,即《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书里那只有名的公鸡。嗯,这是所有风俗派文学作品经常运用的一个题材。这种装扮成文学的民间传说在拉丁美洲小说里颇为流行……
  马:因为那是一种蹩脚的观察现实的方式,观察现实本身的……
  略:我正想问你这一点:你不回避、你不跳过这些主题……
  马:不,不。因为我认为在风俗主义的作品里,所用的素材,所写的主题,所出现的生活场景,都是真实的,但是它们被看走样了。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都是存在的,这确是如此,但是观察它们的方式是蹩脚的,所以需要用一副更为敏锐的眼睛去观察它们,更深刻地去观察它们,而不是简单地用民俗学的观点来看它们,不应停留在民俗学这一点上。
  略:整个来说你觉得拉丁美洲本土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些什么?具体地说,我想和你谈谈罗慕洛·加列戈斯委内瑞拉小说家(1884—1969)。、豪尔赫·伊卡萨厄瓜多尔小说家(1906—1978)。、欧斯塔西奥·里韦拉哥伦比亚小说家、诗人(1889—1928)。、西罗·阿莱格里亚秘鲁小说家(1909—1967)。这一代作家,整个这一代作家,一般可以称之为风俗派本土主义派拉丁美洲本土派作家,他们留下了些什么?消失的又是什么?
  马: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厚此薄彼。我认为他们翻好了土地,使后来者的我们得以顺利地播种,我不想以偏颇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前辈……
  略:从形式上和技巧上来说,你认为当代拉丁美洲作家是从欧美作家那里还是从老一辈的拉丁美洲作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多?
  马:我认为我们新一代的拉丁美洲作家从福克纳那里学到的东西最多,很奇怪……人们都说我一直受福克纳的影响,现在我意识到是批评家们使我信服我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我准备抵制这种始终可能的影响。但是令我惊讶的是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我刚刚读过《南美洲第一版》报举办的小说竞赛的参赛作品,一共75部,都没有发表过,奇怪的是,没有一部不受福克纳的影响。当然啦,在他们身上更明显,因为他们都是初学写作的新手,这种影响更外露,福克纳已渗透到拉丁美洲所有的小说里了,而且我认为……就是说,我这样说过分地图解化了,而且可能言过其词。我认为我们刚刚谈到的前辈作家与我们之间的最大差别、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唯一不同,就是福克纳,他是发生在我们这两代作家之间的唯一事件。
  略:你认为福克纳这种影响所以能入侵我们的原因何在?是由于他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或者简单地说,由于他的风格如此独特、如此引人注目、如此富有启迪性,因此被人们这样模仿?
  马:我认为是他的写作方法。用福克纳方法来叙述拉丁美洲现实非常奏效,我们不知不觉地在福克纳身上发现了这一点。我们眼瞅着这种现实,想把它表现出来,而且又知道欧洲作家的那套方法不顶用,西班牙传统的办法也不行,突然,我们找到了福克纳方法,一种叙述拉丁美洲现实最合适不过的方法。从本质上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不会忘记,约克纳帕塔法县福克纳虚构的地名,他的大部分小说均以此为背景,故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边缘是在加勒比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福克纳是一位加勒比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位拉丁美洲作家。
  略:除了那天你提到的福克纳和《阿马迪斯·德高拉》,总的来说,还有哪些小说或作家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譬如说你曾反复阅读过哪些作家的作品?
  马:我反复阅读的一本书很难知道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读它,反复阅读它,它使我入迷。这就是丹尼尔·笛福的《大疫年日记》(一译《瘟疫年记事》)。我不知道这其中有何奥妙,但这是我的癖好之一。
  略:我看到很多批评家指出,说你的作品受拉伯雷的影响,对此我感到惊讶、奇怪。你对这种看法是怎么想的?
  马:我认为拉伯雷的影响不是在我写的东西里,而是在拉丁美洲现实中;拉丁美洲的现实完全是拉伯雷式的现实。
  略:马贡多是怎样诞生的?的确,你的很多故事都不发生在马贡多,而是在小镇上。但是我看不出小镇与马贡多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差别。我看在某种形式上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名字。好,你是怎么想到写这样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的?
  马:昨天我已讲了。这个名字是那次与我母亲到我出生的地点阿尔卡塔卡去想出来的。我不想说阿尔卡塔卡就是马贡多,对于我——我不知道,我期待某位批评家去发现它——马贡多不如说是过去,那末由于得给这个过去安上街道、房屋、气候、人群,我就把气候炎热、尘土飞扬、残败破旧、仅有几座用木板和锌板盖成的房子的阿尔卡塔卡的形象给安到它身上了。这些房子很像美国南部地区的房子,一个很像福克纳所描写的那种村镇,因为它是由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建起来的。这个名字来自附近一个名叫马贡多的香蕉种植园。
  略:啊,这名字是真的。
  马:对。但它不是个小镇,是座庄园,名叫马贡多。因为听起来很顺耳,我就采用了。
  略:现在有个关于马贡多的问题。在你最近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这个小镇被风刮跑了,风把它吹走了,它从此消失了。在你接着要写的几部书里,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你将在太空里追踪飞行中的马贡多吗?
  马:嗯,事情就是我昨天所说的关于骑士小说那样。故事需要骑士的头砍下几次就砍下几次;如果故事需要马贡多去而复返并让我忘记它曾被风刮跑,我没有丝毫的不便。因为一个不自相矛盾的作家便是教条主义的作家,一个教条主义的作家则是反动的作家,而我唯一不想做的便是成为反动的作家。所以,如果明天我再一次需要马贡多,马贡多就会若无其事地回来。
  略:昨天你和我们说了点你已经开始写作的或你想在《百年孤独》之后写作的小说《族长的没落》,你能和我们谈谈它吗?
  马:嗯,在提前谈论我正在写作的东西这件事上,我有点迷信。就是说,我有这样的感觉,允许某人介入我的创作活动,他就会对我正在加工的素材施以某种妖法或巫术,所以我很谨慎。是的,关于描写独裁者的这本小说已有相当进展。实际上我想塑造出一个属于拉丁美洲的人物,这个人物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在《百年孤独》里,我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世界,在那里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地毯可以飞翔,人可以升空;奥雷良诺诸兄弟于圣灰星期三去望弥撒,每个人的额上都被用圣灰画了个十字,这十字竟永远地留在了那里,一天夜里,他们同时遇害,而且子弹都击中在灰十字上。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人物:他是拉丁美洲人不折不扣的概括,是拉丁美洲了不起的神话动物,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就是那些大独裁者们,但是这些原始无知的独裁们满脑子迷信、巫术,而且拥有无限的权力。所以我希望他活170岁或180岁,我也不知道究竟多少岁;希望他最爱吃的菜是烤耍阴谋的国防部长们佐以俄国色拉。
  略:你小说里的这个独裁者、这位头人是受了拉丁美洲独裁者们的启发?不是某个具体的独裁者?
  马:不是。你看,最近几年我曾打算把所有描写拉丁美洲独裁者的作品和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资料都看个遍。我对要写的人物已经构思好了,现在我在极力使自己忘掉我读过的有关这个人物的所有奇闻轶事,忘掉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我要使这个独裁者与其他独裁者无任何共同之处,但是神话人物的纤尘不染、一丝不挂的本质方面仍然留给我创作的独裁者。
  略:你曾透露说这本书可能写的是这个独裁者的内心独白。
  马:对。这本书我已写过三次,都失败了,因为我没能准确地找到叙述这一故事应采取的形式。现在我相信已找到了,它曾经是个问题,但在《百年孤独》写到一半时,我突然想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曾为这个办法如此动心,以至想一只手写这本书,另一只手写那本书。我考虑了,这位独裁者必须为他所有的野蛮行径、为他所有的残暴做法辩解,而无需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我来陈述他的观点。他必须自己为他的所作所为申辩,因此我就决定了这部小说应是长篇大论的独白,即独裁者被人民法庭审判时发表的洋洋洒洒的独白。我希望它取得好的效果,两三年后我们再来这里聚谈《族长的没落》。
  略:行。我想给你提最后一个问题。首先,你的作品在你的国家获得了成功,使你成了闻名遐迩、受人敬佩的人,但是实际上我认为是《百年孤独》这本书一下子使你出了名。这种突然间使你成为明星并到处受到人包围的事,你认为在何种程度上可能会对你将来的文学创作活动产生影响?
  马:你瞧,我可不知道。它已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我是说,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另一天我在琢磨,如果我知道《百年孤独》发表后会发生今天正在发生的情况:它的销售就像刚出炉的面包那样抢手,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它,如果我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就会暂且不发表,我就会等《族长的没落》写好后将这两本书一起出版,或者等这一本写好后再出版那一本。因为一本像我认为已经写得如此完美的小说如《族长的没落》,现在我真不知道它是不是如我以为的那样,我已经对它产生疑虑了。
  略:你认为你的这种知名度和对这本书出版后能否获得成功的担心,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你决定离开拉丁美洲去欧洲生活起了影响?
  马:我到欧洲去写作,很简单,因为那里的开销更便宜。

(申宝楼译,原文载于《外国文艺》2007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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