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3.6—），是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一个天才的、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据悉，马尔克斯已罹患老年痴呆症，今后可能无法再从事创作活动。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3.28—），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创作小说、剧本、散文随笔、诗、文学评论、政论杂文，也曾导演舞台剧、电影和主持广播电视节目及从政。诡谲瑰奇的小说技法与丰富多样而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获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
拉丁美洲小说两人谈（1967）第一部分
申宝楼 译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下简称“略”）：我有个感觉，在作家身上发生的某些事，在工程师和建筑师身上永远不会发生。很多次，人们这样问自己：作家有什么用处？人们知道建筑师、工程师、医生能干什么，但是涉及到作家人们就有疑问了，甚至那些认为有某种用处的人，也不能准确地说清楚作家到底有什么用。我想向加夫列尔提的第一个问题恰恰就是这个问题，请向在座的听众，同时也是向我，把这个问题解答清楚，因为我心里也有疑问。作为一个作家，你认为你有什么用处。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我记得我开始当作家是在我意识到自己什么也干不了的时候。我父亲有爿药店，很自然他希望我能做个药剂师接替他继续干下去。而我的志趣则完全不同，想当律师。我之所以想做律师是因为电影里律师总是在败诉已成定局的辩护中获得胜诉。但是当我历尽种种艰难进入大学后，发现我也不适于当律师。于是我开始写作最初的几篇小说；说真的，这时候我对写作能有什么用处一点概念也没有。起初我喜欢写，是因为写的东西能在报刊上发表，而且还发现——这一点后来我曾声明过数次——我写作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喜爱我，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确是如此。但是后来在分析作家的职业，分析其他作家的作品后，我认为，文学、特别是小说肯定有一种功能。现在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我认为这种功能是一种破坏性的功能。对吗？我不知道有哪种优秀文学作品是用来赞颂已经确立的价值的。在优秀文学作品里我发现总有一种摧毁已被确立的、被强加的东西和促进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制度的趋势。总之，是改善人们生活的趋势。我要解释这一点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因为说实在的，理论这一手我不大在行。就是说，我不十分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写作是一种迫不及待的爱好，就是说，一个具有作家志趣的人，只有写作才能摆脱折磨他的头痛病和消化不良症。
1967年5月，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版了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达到了个人名誉和国际声望的顶峰，成为拉丁美洲文学最光辉的代表。当年9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应秘鲁国立工程大学之邀访问利马，正值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利马作短期逗留，其小说《绿房子》刚在加拉加斯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小说奖，该大学便组织两位巨匠举行了一次文学对话。40年过去，拉丁美洲各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两位作家曾经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的关系如今却因价值取向的不同，立场观点几呈对立，但当年他们对话中对文学创作和拉丁美洲文学表述的一些见解，今天读来仍不乏精辟之见。
著名同名童话的主角。法国诗人、童话故事作家查尔斯·佩罗（1628—1703）所著《鹅妈妈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的故事》和德国民间文学研究者格林兄弟所著《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里均收有此篇流传极广的童话故事。
略：或者说你认为文学是这样一种活动，即从社会角度看，它是极富有破坏性的。现在你能告诉我们你是否相信文学的这种破坏力，文学在社会领域扩散出的这种不苟同性能否以某种方式被作家所预见或估计到，就是说，作家在构思一个短篇或一部长篇小说时，能否以某种方式预见当他的作品送到读者手中时所产生的煽动性、破坏性的后果。
马：不能。我认为如果这一点能预见到，如果一本正在写作中的书，它的力量、即它的破坏作用能预先决定，那么从这一刻起，此书已属劣作之列了。不过，我首先想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这里说的作家，我们这里说的文学，是指小说家和小说，否则会引起误解；实际上我说的也是小说家和小说。我以为作家总是与社会发生冲突，而且还不止于此，我有一种感觉，作家写作是解决个人与周围环境冲突的一种方式。当我坐下来动笔写一本书时，是因为我想叙述一段有趣的故事，一段让人喜欢的故事。问题是我也有我的思想修养，我认为作家，所有作家都有自己的思想修养，如果这种思想修养是坚定的，如果作家在叙述他的故事时是诚实的，无论是“小红帽”②的故事还是有关游击队员的故事——这是举出两个极端——，我再重复一下，如果作家有坚定的思想立场，这种立场就要在他的小说里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它将给小说提供养分，就是从此刻起，故事可能会有我们说的那种破坏力量。我不相信它能被预先决定，但它是不可避免的。
略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否这样说，在文学创作中，纯理性因素不占主导地位。那么，哪些别的因素占主导地位？什么因素决定文学作品的质量？
马：当我写作一篇小说时，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小说的构思能否使读者喜欢，我自己对小说的内容要无任何保留意见。不是绝对以我个人经历为基础的小说我不写。现在我正好在为一部想像中的独裁者的小说着手准备指作者于1975年出版的小说《族长的没落》。，也就是说，一部通过其所写的环境可以猜想得出是拉丁美洲的独裁者的故事。这位独裁者有82岁的年纪，他在台上待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他自己都闹不清是何时上台的，他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他无需发号施令；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一所其大无比的宫殿里，牛群在大厅里漫步，咀嚼着画着大主教肖像的巨幅油画，等等。因此，颇为奇特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故事竟是以个人的经历为依据的；就是说，是我个人经历的诗化，这有助于我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所要表达的东西，即权力的巨大孤独感；我以为要表达权力的孤独感没有比拉丁美洲独裁者更好的典型了，它是我们历史里的神话巨魔。
略：改变一下话题的层次，我想给你提一个更具个人性质的问题，因为说到孤独，使我想起这是贯串你所有作品中的一个主题，甚至有本书的书名就叫做《百年孤独》，这确是奇特，因为你的书都充满了人物，或者说人物众多；但是这些书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孤独。在你回答过的很多采访你的报道里，我注意到你总是提到你的某一个亲属在你小时候给你讲了很多故事。我甚至记得有一篇访问记里你说这位亲属去世时——那时你八岁——是你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事件。那末，你的这位亲属曾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对你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何种程度上可能给你的作品提供了素材；就是说，首先这个人物是谁？你如能给我们谈谈这些那将是很有趣的。
马：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先拐个弯儿。实际上，我所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不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孤独。这就是使我发生兴趣的孤独的含义。我担心我这样说有形而上学和反动之嫌，会使人感到这与我的为人，与我实际上想成为的人完全相反，但是我认为人是完全孤独的。
略：你认为这是人的一种特性？
马：我认为它是人性的本质部分之一。
略：不过我想问的是这件事：在巴黎出版的一份杂志上我看到一篇关于你的作品的长篇评论，文章说，这种孤独，即《百年孤独》和此前你发表的所有作品的主要内容，乃是美洲人的特性，它代表美洲人的深度异化，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隔绝和美洲人经受一系列条件制约的事实。就是说，美洲人命中注定要与现实相脱离，而这种脱离则使他感到失望、感到被人宰割和孤单。你对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
马：我过去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是这些价值都是完全无意识的。另外，我认为我正在陷进一个危险的领域，这就是我试图把我表达的这种孤独进行解释，而且试图从人的各个侧面去寻找这种孤独。我认为有一天当我清楚了并确切地知道它由何而来，它对我就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譬如，哥伦比亚有位评论家对我的一些书写了一篇面面俱到的评论，文章说，他发现我书中的女性代表安全、良知，是她们维系着家族的香烟并保持家人的清醒理智；相反，男人则到处闯荡，或去打仗、或去探险并建立新的村镇，而他们总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由于妇女在家里维护着传统、维护着最重要的价值，男人才能够进行战争、建立村镇，才能对美洲进行大规模的开垦，对吗？当我阅读这些论述时，我翻阅了我过去的一些书，我发现确是如此；我认为这位批评家对我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因为当《百年孤独》已写到似乎是上述这些事情最精彩的结局时，他暴露了我的秘密。书里有个人物叫乌苏拉，她活了170岁，实际上是她维系着整个小说。从我读了这位批评家的文章以后，每当我继续写这个我早已完全构思好了、设计好了的人物时，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否诚实，或者是不是在设法取悦于这位批评家。所以我担心我会发生像解释孤独时所引起的那种麻烦。如果我能确切地说清楚它是怎么回事，那么也许我就是个完全有理性的人、完全意识到它了，那它也就不再使我操心了。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它使我吃了一惊，过去我以为孤独是人性所共有的，但是现在我想这可能是拉丁美洲人异化的产物，那么，这样我就是在从社会的角度、甚至从政治角度，从远比我以为的那样广泛得多的角度在表述我的看法。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不像我所担心的那样形而上学了。我想无论如何要做个真诚的人，我依然为孤独这个可能成为带点反动色彩的问题而忐忑不安，不是吗？
略：好，鉴于孤独是个带点危险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谈了。但是，我一直对你家里的那个人物很感兴趣，所有采访过你的人在报道里都谈到她，而且你自己也说她给了你如此之多的帮助。所说的这个人物是你的姨妈吗？
马：不是，是我的外祖父。请诸位注意，这位先生我是后来在我的书中才碰到的。当他还很年轻时，某次他不得不把一个人杀了。当时他住在一个小镇上，好像有个人与他非常过不去，而且向他寻衅，但他一直忍着。后来直到忍无可忍了，很简单，他朝他开了一枪。整个镇子好像都赞成他的行动，死者的一个兄弟为阻止家里的人来报复，当天夜里就横躺在我外祖父卧室外面的大门前。由于我外祖父忍受不了这种要伤害他的威胁，便远走他乡，就是说，他并不是迁往另一个小镇居住，而是携带家人远走天涯，建立起了另一个村庄。
略：嗯，这有点像《百年孤独》故事的开头部分，当时第一代的何塞·阿卡迪奥杀死了一个人，事后感到异常悔恨，一种可怕的内疚迫使他越过重重山岭，远奔他乡，最后建立起神话般的马贡多。
马：是的。他离家远走，并建立起另一个村庄，我对外祖父记得最深的是他经常给我说的这句话：“你不知道一个死人多折磨人啊。”还有一件事也是我永远忘记不了的，我认为这件事与我成为一个作家有很大的关系。事情是这样，一天晚上，他带我去马戏团，我们看到了一头单峰骆驼。回家后，他给我翻开词典，对我说：“这是单峰驼，这是单峰驼与大象的不同之处，这是单峰驼与双峰驼不一样的地方。”总之，他给我上了堂动物课。由此我养成了使用词典的习惯。
略：这个人物对你有过巨大的影响，因为你说的这件事已被你用某种形式写进你最近的一部小说里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是什么时候想到把你外祖父讲的这些故事写成文学作品的？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要利用这些记忆、这些个人的经历来写故事或小说的？
马：直到我已写好两本或三本书后，我才意识到我在利用这些经历。实际上不只是我外祖父，还有他建起的那个小镇上的那座大屋子，这些房子非常大，里面的人确实生活在神秘之中。这座屋子里有间无人居住的房间，一个名叫佩特拉的姨妈就是在这里过世的；另外有一间空着的房子是拉萨罗舅舅咽气的地方。所以一到晚上，便不能在这座大屋子里走动，因为死鬼比活人还多。每天下午到了六点钟便让我坐在一个角落里，而且还告诉我说：“你别离开这儿，你要离开这儿，住在那间房子里的佩特拉姨妈，或者住在另一间房子里的拉萨罗舅舅就要来了。”我就一直坐在那儿，在我的第一篇小说《枯枝败叶》里有个人物，这是个7岁的孩子，在整个小说里，他都是在一张椅凳上坐着。现在我发觉这个孩子身上有我的某些成分，在一座充满恐惧气氛的大屋子里，坐在一张椅子上。我还记得一件事，它很好地表现了笼罩在这座屋子里的气氛。我有一个姨妈……
略：请原谅我打断你……它是发生在你出生的镇上，在阿拉卡塔卡？
马：是的，在我出生的阿拉卡塔卡镇上，而现在人们则倾向于把它看作是马贡多，对吗？我说的这些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个镇上。我刚才给你说我有个姨妈，看过《百年孤独》的人一下子就会认出她来。她是个很活跃的女性，她一天到晚在这座屋子里忙个不停；有一次，她坐下来织起了寿衣，我便问她：“你为什么织寿衣？”她回答说：“孩子，因为我要死了。”当她织好寿衣，躺下睡觉后，便去世了，家里人用她自己织的寿衣给她入了殓。这是个很有点不一般的女人。她还是另一则奇特故事的主要人物：有一天，当她在走廊里绣花时，家里来了一位姑娘，手里拿着一个非常特别的蛋，蛋的外部隆起了一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家怎么成了镇上所有神秘事情的某种咨询所。每当发生谁也弄不清楚的事情时，人们就到这里来请教，一般来说，这位姨妈总能给以解答。她处理这类事情的那种自然神态很使我入迷。再回来说那位拿着蛋的姑娘吧，她向我姨妈问道：“您瞧，为什么这蛋上有环状的隆起呢？”这时，我那位姨妈看了那个姑娘一眼，说：“唉，因为这是蜥蜴蛋。在院子里点把火吧。”人们在院子里点起了火，她便极其自然地焚毁了那个蛋。我以为这种泰然自若的处事方式给我写作《百年孤独》提供了诀窍；在这本书里，那些极其可怖、极为罕见的事情都是以这位姨妈让焚毁蜥蜴蛋的那种不动声色语气叙述的。至于所说的蜥蜴蛋，我永远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略：嗯，你给我们讲的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你所说的作家总是从自己本人的经验出发这一论点的明证。但是没有读过加夫列尔·加西亚的《百年孤独》的人，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即他写的书都是些自传性的东西，而在《百年孤独》里，除了加夫列尔·加西亚外祖父经历过的事情外，还有些非常令人惊异的情况：有载着女孩子在城市上空盘旋的地毯；有肉体与灵魂一起升天的妇女；有一对做爱的男女，甫行房事，便向周围的一切播散出旺盛的繁殖力。奇异的事情，出人意外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成千上万、不一而足。毫无疑问，作家在他书中运用的一部分材料，是他个人的经历，另外一部分来自想像；其他一个因素，可以说是文化素养。我想请你谈谈这最后一个因素，就是说，你读过的书里，哪些对你的创作影响最大？
马：我非常了解巴尔加斯·略萨，我知道他现在打算把我往哪儿引。他让我告诉他说，所有我这些东西都是来自骑士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喜爱的书之一，我仍在阅读并非常叹服的一本书，就是《阿马迪斯·德高拉》16世纪欧洲广泛流传的一部骑士小说，对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以至《堂吉诃德》都有很大影响。。我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作品之一，虽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作品是《白衣骑士悌朗德》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之一，相传为巴伦西亚作家华诺特·马尔托日利（1413或1414—1468？）与马蒂·霍安·德加尔巴（？—1490）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对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和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创作都起过影响。。不过我们不要在这类问题上进行争论。你当然记得我们曾说过，在骑士小说里，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骑士的头要砍下几次就砍下几次。在《阿马迪斯·德高拉》的第三章里有一场战斗，故事的情节需要砍下骑士的头，头便被砍掉了，第五章里这位骑士又长着头出现了；如果情节需要，在另一场战斗中他的头会再一次被砍下。所有这些叙事上的随心所欲都与骑士小说一起消失了；但在这类小说里碰到的那些奇异的事情，现在在拉丁美洲每天都可以碰到。
略：当我读《百年孤独》时，我在某一章里碰到了一个字，我觉得这是你安在那儿的一个带有关键意义的字，就像你把其他作家作品里一些人物的名字写进去的一样，这些作家，一句话，或者是你的好友，或者是你所敬佩的人，你想不声不响地在你的书中向他们表示敬意。当我看到书里关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所进行的那32场战争的那一章时，我发现，这位上校的降书是在一个名叫内艾尔朗迪亚的地方签定的，我觉得这个字听起来有点骑士小说地名的味道。我甚至认为这个名字曾作为一个城市或地方的名字在《阿马迪斯·德高拉》里出现过。我琢磨这是对这本书表示的一种敬意，这是为遭到如此诋毁的一本书恢复名誉。
马：不，事情是骑士小说与拉丁美洲现实的一致性，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这就可能使人陷入像你所陷入的那种猜想，不过，事实是哥伦比亚历史上的内战确是以内艾尔朗迪亚的投降而结束的。另外一件事是，看过我的书的人都知道，作为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助手马尔包罗乌赫伯爵在哥伦比亚的内战中被打败了。这件事的实际情况是，当我还是孩子时，我们那时都唱过一首歌：“曼勃罗打仗去了。”对吗？我就问我的外祖母，这个曼勃罗是谁，他打什么仗去了。虽然，我外祖母对此一无所知，但她回答我说这位老爷曾与我外祖父并肩打过仗……后来我明白了，曼勃罗就是马尔包罗乌赫伯爵。我觉得我外祖母的那种表达方式更好，所以就这样写进了书里。
在《百年孤独》里还有一件很引人注意的事：有个既漂亮又愚笨的姑娘去花园里收拾晒干的床单，结果一下飞上了天。这件事的解释要比看起来简单得多、平淡得多。有个姑娘与我在《百年孤独》里所写的漂亮的雷梅苔丝一模一样，实际上她是跟一个男人私奔外逃了，但她家里不愿意面对这种丢脸的事，于是便若无其事地说有人曾看到她在花园里收床单，后来就飞上天了……我在写这件事时，宁愿采用了这位姑娘家里那种掩饰的说法，在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里那位姑娘跟一个男人私奔这两者之间，我宁愿相信前一种，因为男女私奔是常见的事，无任何风趣可言。
略：也许你会给我们谈谈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关于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界限，人们有很多争论，面对着一本像你这样描写的事情是如此真实的书，这些真实可信的事与那些表面上看起来虚假的事同时并存，就像那位升上天空的少女或者那位发动了32次战争、32次全被打败，但最后却安然无恙的男人……啊，总的来看，可以说在你这本书中有一系列的事件它们都是不太可能的，是一些更近于诗化的、充满幻觉的事件。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允许我把这本书划入幻想作品之列，即一本非现实主义的书。你认为你是个现实主义作家还是一位幻想主义作家，或者你认为不能作这样的区分？
马：不、不。我认为具体地说在《百年孤独》这本书里，我是个现实主义作家。因为我觉得在拉丁美洲，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现实的。但作家要把拉丁美洲这些真实的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也有困难，因为这样写成的书人们不会信，从这一点来说，这是个技术问题。但问题是我们拉丁美洲作家还没有觉察出奶奶给孩子们讲的故事里包含有非凡的幻想，孩子们对这样的幻想是很信的，我想这些故事也有助于对孩子们的培养；老祖母讲的都是些稀罕的、《一千零一夜》里的事，对吗？我们周围尽是这些稀罕、奇异的事情，而作家们却执意要给我们讲述一些鼻子尖下面的、无足轻重的事。我以为我们必须研究研究语言的运用，研究研究写小说的技巧，以便能使拉丁美洲所有的奇异事情都能融入我们的书中，使拉丁美洲文学真正符合奇异事件层出不穷的拉丁美洲生活；就像那些发动了34系作者口误，应为32次。次战争、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的上校们，或者譬如萨尔瓦多的那位独裁者这里系指马克西米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1882—1966），萨尔瓦多军人，1935年就任总统，1944年被推翻。，他的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他发明了一种摆锤，以便检查食物里是否投放了毒药，他把这种摆锤放在汤、肉、鱼的上面，如果摆倾向右面，他就吃，反之他就不吃。好了，这位独裁者本人又是一位神智学者。有一次发生了天花传染病，他的卫生部长和顾问们向他进言应该如何防治，而他却声称：“我知道该怎么办，把全国的路灯都替我用红纸包起来。”确有一个时期，全国的路灯都包上了红纸。这样的事情在拉丁美洲每天都有，而我们拉丁美洲作家们，每当坐下来动笔写这些事情时，不是当作一种现实去接受，而是展开辩论，将它理性化，并声言“这不可能，事情是他是一位疯子”，等等，从而摆出一系列合理的解释来歪曲拉丁美洲的现实。我以为我们必须做的是直截了当地正视它，这是一种形态的现实，它可以给世界文学提供某种新的东西。
略：你书里有件事使我惊异，这就是《百年孤独》里几乎所有的人物他们的名字都相同，而且这些名字来回重复，男人的名字叫何塞·阿卡迪奥或奥雷良诺，女人的名字则叫乌苏拉。这是为什么？这是你事先计划好的还是随意给取的？
马：在座的有与自己父亲姓名不一样的吗？
略：行，我给你说这一点是因为在你把我介绍给你弟弟时，他的名字和你的一样，也叫做加夫列尔，这使我很为惊奇……
马：瞧，事情是这样，我在12个兄妹中是老大，12岁时，我就离开了家，到读大学时才回去了一次。这时我的弟弟出生了，我母亲便说：“好，我们把第一个加夫列尔丢了，但我想家里还要有个加夫列尔……”我认为我们必须做的是，我们看到的事情是什么样，我们就如实地接受它，不要想方设法去进行解释。我可以把《百年孤独》里那些看起来奇异、稀罕的事无止境地介绍下去，而且它们总有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解释，就如我最小的弟弟也叫加夫列尔一样，也有解释。
略：好，那末我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作家据以创作的要素有两个，这就是个人阅历和文化经历，后者大概指阅读的书籍。不过，在你的作品里，除了大胆的虚构、丰富的想像和驾驭小说技巧的能力外，还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就是：与《百年孤独》里描写的、给人以某种幻觉之感的这种习以为常的现实存在的同时，还有一种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现实。就是说，奥雷良诺·布恩地亚进行的那些战争代表了或者说移植了哥伦比亚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这已不是一个纯粹想像的世界，而是指一个非常具体的事实。马贡多这个发生那些奇异事情的小镇，也可以从它身上看出拉丁美洲所存在的问题；马贡多那里有香蕉园，开始时引来了一批冒险者，后来又引来了一个外国公司；《百年孤独》里有一章，我认为你异常出色地描写了拉丁美洲的殖民剥削问题。这可能是你作品中的一个新的因素，我很希望你能把这一点解释一下。
马：这座香蕉种植园的历史是完全真实的。问题是拉丁美洲的现实有一种奇怪的命运，甚至像香蕉种植园这一类如此惨痛、如此残酷的事情也不能例外，即无论如何，它们都有变为幻影的趋势。自从有了香蕉公司以后，各地的人都纷纷涌向这里，很奇怪，有一段时期位于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的这个小镇上，讲什么语言的人都有，人们相互之间听不懂对方讲的话，经济繁荣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一边跳昆比亚舞，一边点着纸币。因为跳昆比亚舞时要点一支蜡烛，而香蕉园里的短工和工人跳舞时都点纸币来代替蜡烛。当时一个短工的月工资可以挣到二百比索，而一位市长或一位市法院法官的月薪才有六十比索。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权威机构，当局是可以收买的，香蕉公司用任何小费，只要稍微贿赂一下，就可以左右司法机构和所有权力机关了。后来工人们慢慢觉醒了，开始有了行会的觉悟，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因为诊疗所对所有去看病的人不管是什么病，只给一小粒蓝色的药丸。看病的人得排队，一个护士挨次把蓝色的小药丸塞进患者的嘴里。你别对我说这颗小药丸并没有无限的诗意……事情闹到如此尖锐但又如此习以为常的地步，连孩子们也在诊疗所门前排上了队，每个人的嘴里也被塞进一粒蓝色的小药丸，可孩子们又从嘴里抠出来，带在身上当划彩票号码使。后来人们为此要求改善医疗条件，要求在工人住宿的地区安几个厕所，因为每五十个人才有一个活动厕所，每年要到圣诞节才更换一次……还有一件事，香蕉公司的轮船要开到圣玛尔塔港装香蕉，然后运往新奥尔良，但是回来时，船舱全空着，公司想不出办法给回程的船支付费用。后来，公司干脆让船返航时运货物回来，这样，工人的工资就不再付给现金，而代之以数张欠款凭证，让他们去公司的办公室取款。但工人们得到的是用来在办事处购买实物的代价券，而出售的商品只限于轮船由美国返航时带回来的东西。工人们要求付给现金而拒绝代价券。为此举行了一次罢工，一切都瘫痪了，政府所作的不是去解决工人提出的要求，而是派去了一支军队。工人们被集中到火车站，人们还以为是要来一位部长处理问题了，结果，军队把工人们包围在火车站，给了他们五分钟时间让他们离开那儿回家。但谁也没有移动一步，因而遭到了屠杀。
我要对你说的是书中的这段历史我是在事情发生十年后知道的，有些人说这件事是真的，另一些人则说并非如此。有人这样说：“当时我在场，没有人被打死。人们平静地离开了那儿，一点事情也没有发生。”而另外一些人则说，确实死了人，并且是亲眼所见，还说有一个大叔被打死了，坚持认为确是发生了事情。问题是在拉丁美洲凭一项法令就可以让人们遗忘像死了3000人这样的事件……这看起来难以置信，但它是从日常最可悲的现实中撷取出来的。
略：听说有一次巴西政府通过一项法令取消了一种传染病……
马：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我们开始找这样的事例，结果找到了数千个。
略：或者说，杀害工人这件事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
马：不仅是历史事实，我在小说里也写明了这项法令的编号，政府就是通过它授权枪杀工人的，而且也注明了签署这项法令的将军的名字和书记官的名字。这些都写在那儿，材料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人们现在从小说里看到了这件事，以为是夸大其词……
略：好，奇怪的是大屠杀这件事放在书里一点也没有做作之感。我认为它与书中的那种有点幻觉似的气氛完全融成了一体。大屠杀里那个幸存者最后苏醒了，这件事本身——嗯，永远也弄不清他是复活了还是遇害了，或者是个幸存者——，你把这整个事件写得如此朦胧，非常有意思。
马：举个例子，在墨西哥谁也不相信埃米利亚诺·萨巴塔墨西哥革命领袖（约1879—1919）。已经死了。
略：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对于你进行工作的材料，即作家据以创作的素材已经有一个概念了：这就是个人阅历、文化经历、历史事件、社会事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材料、把这些成分变成文学……如何使它们通过语言变成一种想像的现实。
马：这纯粹是个技术问题。
略：好，我很高兴你能谈一点技术问题，语言问题和技术……
马：你看，我动手写《百年孤独》时是16岁……
略：为什么不谈谈你最初的几本书？从第一本开始。
马：因为第一本书恰恰就是《百年孤独》……我动笔以后，突然发现这个“包裹”太大了，当时我就想坐下来叙述现在我在书里讲的这些事……
略：在你那个年纪就已经想叙述马贡多的历史？
马：不只是想叙述，而且当时就写了第一节，就是现在《百年孤独》的第一节。但是我意识到我对付不了这个“包裹”。我自己当时也不相信我讲的那些事情，但是我清楚我讲的事确系事实，我也觉察到存在的困难纯粹是技术性的问题，就是说我还没有掌握足以使我讲述的事情变成令人可信的故事的语言和技术要素。这样我就把它搁下了，与此同时，我写了四本书。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始终是找到一种语言和语气能使我说的这些事情变成令人可信的故事。
略：而你，你17岁时就有了写这本书的打算，当时你已经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了吗？你已觉得将是一个完全致力于写作的人吗？你已感到文学将成为你的毕生事业吗？
马：嗯，有过一件事，只是现在我才意识到它在我的作家生涯中可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我8岁到10岁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我家庭的全体成员，离开阿拉卡塔卡那个小镇，搬到另一个地方住了下来；我15岁那一年，碰上我母亲要去阿拉卡塔卡出卖我已经和你们说到过的那座房子，里面死过不少人。于是我就很自然地对她说：“我陪你去。”到了阿拉卡塔卡，发现一切如旧，就是稍微变了点样，带点诗意。我透过房屋的窗户看到了一件已为我们大家所证实的事情，即那些我们本来想像得如何宽阔的街道，变得又小又窄，房屋也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高大，而且外形过于千篇一律，它们都被时间和贫穷啮食得面目全非，透过那些窗户，我们看到屋子里的家具仍然是原来的那些，但实际上已增添了15年的历史。炎热的气温，加上飞扬的尘土，那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中午，呼吸时都感到灰尘的存在，镇上要修建贮放自来水的蓄水池，人们不得不把活儿放到夜里干，因为白天工具被太阳晒得不能摸。我和我母亲就像穿过一座幻影中的小镇一样从镇上走过，街上连个人影儿也没有，当时我确信我母亲和我一样，为目睹小镇被时间刻上的变化而黯然神伤。我们走到了街角上的一个小药店门前，里面坐着个女人，在缝衣服，我母亲跨进门里，走到那个妇女的身边，问候道：“您好吗，大姐？”对方抬起头，一下子和我母亲拥抱在一起，两个人没有说一句话，就这样哭了半小时。就是这时候，我萌发了想用文字叙述这件事情详细经过的想法。
略：当时你几岁？
马：当时我15岁。17岁前文说是16岁，两处说法不一致。时我开始写《百年孤独》，但我发现无力胜任这件事，因为我缺少技术素养，但整个故事的情节已都有了。于是我不得不先写了四本书，以便学会写《百年孤独》。所以，最大的难点在于首先学会写作，这也是我认为带有神秘性的地方。这是一个人天生就具备的，它决定一个人是成为作家还是当速记员。一个人可以通过阅读、工作来学习写作，但特别要懂得，写作是排他性的志趣，写作是他唯一的愿望，其他一切都处于次要地位。
略：但是，在写书之前，你干过其它很多事，对吗？起初，你不可能把文学变成你唯一的活动，你就干起了新闻报道。你为什么不和我们谈谈你在写《百年孤独》之前如何把新闻工作与文学创作协调起来的？
马：嗯，不。对于我来说，新闻工作一向是次要的活动。我一直认为搞新闻只是为了有口饭吃。我所企求的是做个作家，但是我需要以别的事情来谋生。
略：你认为同时进行这两种活动妨碍你实践你的爱好吗？或者相反，给你在这方面以帮助和鼓励并为你的创作提供经验？
马：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是有助于我的写作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其它活动都有碍于作家的实践。因为一个人他所企求的就是成为作家，别的事情只会碍手碍脚，他只会为不得不干这些事而十分苦恼。我不同意过去的那种说法，即作家必须历尽艰辛、备受折磨才能成为好作家。我确实相信，如果一个作家在家庭事务和经济问题上无任何后顾之忧，在我们作家能马马虎虎混得过去的这种低水平的生活条件下，他自己的身体越好，他的子女和爱人越健康，他就越能写出较好的作品；说恶劣的经济条件有助于作家创作这不确实，因为作家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写作，对写作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作家对上面说的这些问题无任何牵挂。
现在，也有另外的事：我本可以接受奖学金、接受津贴，一句话，接受所有那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帮助作家的办法来解决我作为作家所存在的那些问题，但是，我断然拒绝了，我知道，我们这些被称之为拉丁美洲新作家的人都会赞同我这样做。胡利奥·科塔萨尔是个例子，我们认为作家的尊严不能接受津贴来写作，而且所有的津贴都在某种意义上使你受束缚。
略：哪一种津贴？因为一个作家为社会所阅读、所保护、所养活，这也是间接津贴的一种方式……
马：当然，有一系列的困难取决于我们拉丁美洲的制度。但是你、科塔萨尔、富恩特斯、卡彭铁尔，还有其他人的情况表明，你们用20年的辛劳，20年的苦斗，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终于获得了读者的反响。我们想证明，在拉丁美洲，我们作家是可以靠读者生活的，这是我们作家可以接受的唯一津贴。
略：好，我认为现在我们来谈谈当代拉丁美洲作家，将是令人感兴趣的事。人们对于拉丁美洲小说的“爆炸”现象谈得很多，毫无疑问，这是事实。在最近10年到15年里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事，过去，我认为拉丁美洲读者对本大陆的任何作家都抱有成见，他们认为，一个拉丁美洲作家如果不能表明他是好作家，凭他拉丁美洲人的身份，他就是坏作家；相反，一个欧洲作家，如果他没有表明他是坏作家，单凭他欧洲人的身份，他就是好作家。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拉丁美洲作家的读者增加了不计其数；拉丁美洲的小说家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欧洲，在美国，都拥有数量确实令人惊异的读者。人们阅读他们的作品，并给予非常积极的评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你是怎么想的？
马：你瞧，我可不知道。我非常惊讶……我认为有一个实际因素……
略：我想跟你说，不能讲30年前的拉丁美洲作家没有当代的拉丁美洲作家有能耐，他们几乎总是处于可动员状态根据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凡年满18至24岁的健康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和平时期并非所有适龄者都会同时被应召入伍，那些未入伍者就属于“可动员者”之列，每个星期天必须去指定地点报到，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巴尔加斯·略萨在这里借用此词比喻那些为平时生计所迫不得不从事谋生糊口的工作，只有星期天才能搞一点创作的作家。的作家……
马：对，他们都是从事别的工作的作家。一般来说，只有星期天才能写作；或是当他们发生了件什么事（我不知道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意识到何种程度）而且又有空余时间时，他们才写。文学是他们的次要活动。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写作，就是说，在干完了其它事情后，才能坐下来写，然而这时已累得不行了。你知道得很清楚，一个劳累的人是无法写作的……一个人最好的时间、处于最轻松的时间，应该用于文学创作，这很重要。现在我不知道“爆炸”现象实际上是作家的“爆炸”还是读者的“爆炸”，对吗？
略：你认为拉丁美洲小说的高涨主要是不是由于当代拉丁美洲作家对于自己的志趣要求更严，就是说，他们更矢志于……
马：我认为是由于我们前面说过的原因。我们已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是坚持作家的志趣，读者已觉察出了这一点。当作品确属上乘之作时，就有读者了。这一点真了不起。所以我认为是读者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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