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语言之重要特征的重复
米勒帮助澄清了过去对德里达的一个普遍的误解，即他的“解构”不是关于语言的思考，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没有关系，与“语言学转向”没有关系，因此不提倡“语言之外别无其他”或“文本之外别无其他”的绝对语言观和文本观。在语言与文本之间，德里达看重的是文本，而文本指的不是语言，不是语言结构，而是文字和文字的结构。最终，语言是通过文字结构而被理解和发生作用的，这是形而上学时代的一个历史必然。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说，“语言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问题。但它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侵入到最多样的研究和最异质的话语的全球景观中来”。“（语言）仿佛不顾自身地表明一个历史——形而上学的时代最终将把语言确定为它的总体问题的视野……语言本身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它已不再是自信的，平静的，不再受到似乎超越它的无限所指的担保”(11)。语言何以受到威胁？是什么威胁了语言？文字的出现颠覆了言语的君主地位，打破了语言的逻各斯即语音中心主义，摧毁了长期以来一直被传统认定的那个纯知性的秩序，即语言符号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能指与一个可理解的所指之间的统一。然而，德里达证明，这样一个纯知性的秩序根本不存在，理想的、一看就懂的意义从来就不存在。文字本身的重复性宣告了符号的神学时代的结束，由于这种重复性，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都成了地位平等的交流形式：书面语言（文字）不再是派生的了，口头语言也不再由于其直接性而凌驾于文字之上了，二者都可以在接受者或说话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言语和文字一样也是可重复的记号。对如此理解的语言交流的一个必然发现是：凡是有语言交流的地方，就必然有误解（误读）；没有误解，就不可能有交流，因为记号（语言符号）的重复决定了意义的不确定性(12)。
然而，这种重复性却也决定了文字的可读性，决定了口头语言的可理解性（这在电话、录音机、视频聊天的时代就更不难理解了）。这两种情况都涉及到语言的生产者的缺场：作者和说话者的缺场。语言，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都可以在其生产者缺场的情况下发生作用，这正是语言的主要特征，又由于这是文字或语音的重复性造成的，所以重复性就成了语言的最重要特征。它的基本条件是：文字要想成为文字，即成为一种可重复的记号，就必须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消失的情况下正常发挥作用，即被阅读，或在作为消费者的读者不在场时仍被阅读，换言之，当信息的发送者或接受者不在场时，作为信息的语言（书面的和口头的）都应该具有在逻辑上仍然能被阅读的可能性；而当经验上可确定的发送者或接受者不在场时，结构上不可重读的、不可重复的信息就不是语言交流的记号(13)。
这种重复性也是“事件”得以交流的惟一条件。就结构而言，“事件”就像一个词，或一个文本，是可重复的，因为可以对“事件”单独加以阐释、讨论、讲述或重讲，而每一次重讲或重复都是一次增补，在述行的意义上都是与原事件相关的另一次“事件”，都在差异的基础上具有了新的事件的属性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的“书写”或“文字”就不纯粹是人们所误解的“纯文本”，而成了具有历史内涵的一个公共空间：就其重复性而言，作为事件的书写必须脱离原作者才能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才能成为它应该成为的语言的记号，就是说，话一出口就具有了被重复的特征，就脱离了说话者而面临着多次的增补和重复，也就是对所说的话的“绝对的重新占用”(14)。由此可知，任何符号系统都不能只被一次使用，任何话语或书写事件都不能不被重复，而在理论上，只被一个人说过的话而不被重复就不能算作语言的记号。
这种重复或被重新占用就是“踪迹”作用的方式。“踪迹”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相区别从而使符号具有意义的一个因素。要理解一个符号的意义，首先必须承认或认出与这个符号相左的东西，然后将其抹去，这个被抹去的因素就是踪迹，没有它，语言作为差异系统就不会具有任何意义，因此，在德里达看来，踪迹是意义得以产生的绝对源泉，但这样的源泉并不存在，因为每一个踪迹都必然是另一个踪迹的踪迹，就是说，一个语言符号要想在正常的语境中发挥符号的作用，就必须转换或被重复而改变其语义的或述行的价值，成为另一个语境。实际上，语言符号的踪迹是决定文学作品之“文学性”的关键因素：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取决于作品边界的位移；绘画的“艺术性”取决于“画框”的位移；我们对文学艺术的经验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品的内部，而主要取决于作品的外部。外部渗透进来，决定了内部，而这个外部就是规定作品之单一性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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