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大哥成了我们全家的骄傲。他去上大学那年，我们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出站，我们跟在车厢后面追赶，一直追出去好几里路，追到火车看不见了，还在挥手……。我们兄弟间的感情太深了……！” 2
回忆自己的童年，诗人杨键念念不忘的似乎只有两件事：一是他死去的二哥。二是他从小不幸患上的一种病，打听再三，我才弄清楚这种病的名称叫“肺蟹虫病”。我最初刚开始以为听见的是“吸血虫病”，其实不然。直到今天，我也不太能确定医学书上是否有关于这种病的正式记载。据杨键自己说，是小时候在山上乱吃东西——尤其是吃了山沟里长出的一种螃蟹而误得的。那样一种体积并不大的螃蟹，见证了他和他二哥童年在山野四处觅食的饥饿。
“生了那样一种病，人就会很瘦，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低烧、无力……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会吐血，但我没吐……
“跟着我二哥，小时候就捕鱼摸虾呀。这方面，二哥是个绝对的能手，用鱼叉捉鱼，远远地几米开外，一掷一个准！现在回想，就是罪孽啦。”已经信佛，吃了十五年素斋诗人开怀地说。“无意中伤害了很多生灵，自己也弄上了这种很麻烦的病，我二哥也得了这种病，这样生了很多年，一直看不好，也不知道吃掉多少药，化掉多少家里的钱”。言谈至此，杨键用安徽方言骂了一句：“小时候家里父母弄了一点?钱，就给我们看病看掉了……；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我父亲带着我到处去求医问病，坐汽车、坐轮船、坐火车，到大上海……”
汽车、轮船、火车，外加长江中下游一带平原，城乡的景致，这正是诗人笔下耳熟能详的日常笔墨。诗人通过童年、少年时代苦难的经历，为这一片景致勾勒出了一幅类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画家蒋兆和笔下著名的《流民图》，堪称以诗歌形式表达的当代新《流民图》。而这幅画图的主人，诗人杨键，当年也曾在这样一群贫困的难民堆里苦苦挣扎，捱过艰难时世。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其忠贞性格天不怕、地不怕，特别正直顽强的父亲。是他的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濒临灭顶的家庭从年代的漩涡里生生挽救出来；是他的父亲，为这个家筑起和一片大陆相连结的，坚固的堤坝。全凭一己的意志，击垮堤外的滔天大洪水。
有两年事情，可以证明杨键诗歌里巨大潜在的父性——一个中国农民的勇敢善良、不屈不饶。
五十年代初，马鞍山市建成，轰轰烈烈的马钢企业正四处外出招工。杨键的父亲和他在无为县乡下村子里的年轻人一起为外面世界和传说中的，从未见过的火车所吸引。纷纷结伴离开了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种田生涯，要去城里当工人了。五十年代末，因为饥不果腹和工资不得转正，大部分当年一起进厂的老家人又全动摇了，一夜之间又过江回到乡下村子里。杨键父亲是咬牙坚持不走，留下来不多的七、八个人中的一个。到了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他的父亲回乡探望，发觉当年一起跟他进厂，后来又回到乡下的三十几个人，几乎全已经饿死，如果他当初也跟着回老家，会是什么下场？
站在荒坟遍野的老家田野上，诗人父亲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1996年春节，在诗人马鞍山的家中，我曾亲耳听杨键的父亲痛心而畅快地回忆黑暗的六十年代。
“我挑着付箩筐回老家，给家里送点吃的。箩筐一头装着老二老三，另一头是老大，再加些粮食。远远看，通往老家村子里的路上没有人，走好远也看不见人，尽是荒草，尽是满天满地的乌鸦和芦苇。乌鸦是吃死人的。我到现在没弄明白，那些年怎么会生出来那么多乌鸦……”
白花花的芦苇，黑乎乎的乌鸦在上一辈人的脑筋里晃动。父亲顽强地留在城市，在铁路上干活，做过一段时间货运员、扳道工。扳完道立即要跳上飞驰而来的火车。这件活计需要很强的体力，但更需要“艺高人大胆”的胆魄，稍一迟疑就会出人命。父亲的好几位同事，都在他这个岗位上出过工伤。可是诗人的父亲坚持下来，依靠“一天一大碗薄粥。”。有时饿得眼冒金花，身子稍一使劲，就头晕，……但直到1975年回到马鞍山，家里还有两名生了怪病的孩子，需要治疗。一直以来，杨键兄弟俩得的这种病，都被误诊为是肺结核，也吃了无数相关无效的药，直到几年以后，1970年代末，四处求医的父亲才终于听说了上海医疗队来到先前的桃冲矿区，把这种病给攻克了。“我父亲于是就连夜坐轮船，带我们去荻港，再从那里走很长很长的山路，回矿区，把病硬是给治好了……”
“药的名称？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那种药的味道，特别特别难闻”。
“我对上海，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一座大铁桥，黑乎乎的。那恐怕就是外白渡桥了。在上海看病，晚上父亲带我在桥上散步……”
“小时候记忆深刻的还有晚上被网网住了的鱼。你能老远听到它们的声音，感觉到鱼在水里挣扎，那时候一听到这声音，人简直兴奋得不得了！那全是我二哥的功劳。他用香喷喷的菜籽饼作饵，吸引鱼游进网里来……菜籽饼用手掰开后的香味……小的时候人就会想：大概这就是幸福了……”
1975年，杨键入马鞍山郊区的一所“长江小学”上学，一直到1986年高中毕业。期间曾因病无法正常上课，留过两级。1986年夏天，乘上北去的列车去乌鲁木齐探望南开大学毕业以后自愿支边的大哥杨子，在新疆各地旅行了大半年，于1987年春天回到安徽，同年8月正式分配进马鞍山钢铁厂，做制氧车间工人。这一年，兄弟仨人都已偷偷开始写诗。兄弟之间仿佛展开了一场诗歌的秘密竞赛。直到1991年二哥意外的去世，才给这场竞赛短暂地划上一个句号。
“没有我哥的死，也不会有我现在这种文学的面貌……”
“什么面貌呢？”我问他。
“我也讲不大清……。总之，我觉得二哥的死（1991年）是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生命中的转折点。然后是我父亲的死——第二次的转折点（1997年）……使我在写作上，彻底地朝向底层，朝向民众，受难。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还（觉得自己）在这个转折里面。
“让我直面这个现实……
“我二哥的死使我完全背转身来了，不再跟这个现实发生关系了。在这么年轻的一个年龄，从此好象处在了一个比较隐逸的状态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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